金学会《金瓶梅》研究学会 · 《金瓶梅》研究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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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明代商品经济对城市市民女性的影响 , 传统文化、封建的一夫多妻制等对市民女性多方面的作用 , 市民女性主体意识的复苏 , 以及传统道德沦丧之后人性的迷失等方面 , 对《金瓶梅》中西门庆妻妾们———特别是潘金莲、李瓶儿等人的心态、行为、意识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在旧文化旧道德被破除的同时 , 新的文化道德的缺失 , 必然导致人性复苏与人性迷失的二元背反的歧途。
（本文计9860字）
在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学作品里, 我们的先人为我们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生动感人的女性艺术形象。神话传说中有勤劳善良、美丽多情的织女, 有炼五色石补苍天的女神女娲;叙事诗中有孝敬父母、勇挑家庭重担的女英雄花木兰, 有忠于爱情、勇于反抗的刘兰芝;戏曲作品中有热心助人、机智勇敢的赵盼儿, 也有勤劳善良、忍辱负重的赵五娘;小说作品有貌美善良、有情有义的李娃, 亦有多愁善感、赋予叛逆精神的林黛玉……。这些众多的女性形象大多展现了中国传统妇女身上善良、勤劳、聪明、勇敢等美德和性格特征,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这些女性对社会、命运的不公正的反抗、斗争。这些女性形象大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善、美的品格, 是某种理想化精神的化身。明代中后期产生的长篇小说《金瓶梅》同样也给我们展现了不少女性形象, 然而作品中所出现的这些女性形象却完全与我们所熟知的传统作品中的形象截然不同。在《金瓶梅》中, 我们几乎看不到她们身上传统女性的“美德”, 更不用说什么“高尚”的品格和节操。在她们身上, 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是贪婪的私欲、放荡的追逐、躁动的心灵以及人性复苏的不规则的律动。马克思曾提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 (丑的也包括在内) 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1] (P571) 恩格斯也曾表述过类似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2] (P249)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人类的解放, 而没有妇女的解放, 人类的解放就无从谈起, 当然也就更谈不上社会的进步。然而人类的解放首先要有人的觉醒, 因而没有妇女的觉醒, 亦谈不上人类的解放, 更遑论社会进步。所以社会的进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 妇女的觉醒与否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作为明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产生的长篇小说《金瓶梅》, 同样也反映了这样一种倾向。
在封建社会, 中国人在儒家道德及封建专制的桎梏之下, 身体与精神上均受到残酷的压制与禁锢, 尤其是妇女, 这种压制与禁锢更为惨烈。“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四德”的伦理道德使妇女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和权利。在这种社会大气氛之下, 大多数的女性异化成了“没有”个人欲望和要求的非人的动物, 成了男性的附属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城市的繁荣与扩大, 新型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也促使了新型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的产生、变化与发展。传统的生活观在现实的冲击面前土崩瓦解。特别是生活在城市中的普通市民, 金钱的力量改变了他们的小农思想, 商品交换的法则侵蚀着上下尊卑的理念。而对金钱的追逐、对财富的追逐, 又使他们迷失在享乐与欲望的泥沼之中。这所有的一切也都影响、改变着当初失去知觉的女性, 她们那曾经被冷冻、压抑了的知觉、欲望在新的时代气候之下蠕动、活跃了。特别是生活在城市之中的市民女性, 较之其他阶层的女性, 她们往往得时代风气之先, 常常最先昭示着这种人性复苏的景象。然而, 她们由于自身的先天不足——不管是思想意识还是所受到的教育水准, 虽呈衰落但仍非常强大的封建的社会制度与意识, 都使得这些女性们的个性意识的觉醒往往带有很大程度的本能性的特点。因而她们所表现的觉醒大多是盲目的, 而不是清晰的;是自然的, 而不是自觉的。因而在这些女性身上, 我们既看到了她们身上人性觉醒闪光的一面, 同时而且更多的表现出她们的这种觉醒与追求本能性的特征, 以至走向人性觉醒的反面, 走向贪婪、走向了兽性, 走向了人性异化的误区。《金瓶梅》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群活跃、放浪的女性形象, 她们一反传统女性的贤良方正、“温良恭俭让”, 她们敢于追求她们认定的生活和目标, 敢于争取她们认为属于她们自己的生活。传统的女性道德观念在她们那里已失去了往日强烈的束缚力, 呈现衰颓的走势。而文化教养的缺失, 使得这些市井女性的人性觉醒, 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道德的束缚之后, 只能停留在个人感性、本能欲求的层面之上。这种个人欲望的毫无节制、缺乏规范的无限泛滥使《金瓶梅》中的这些女性身上或多或少具有“恶”的色彩。因而在她们的身上也绝不可能产生象崔莺莺、杜丽娘那样的具有高尚的、理性化的感情和追求, 有的只可能是象作品中所描绘的大多数女性那样, 不是率性而为、恣情放纵, 就是贪婪好货、不顾廉耻。潘金莲是《金瓶梅》中一个承受了无数骂名而又有一定争议的市民女性形象。她出生于一个贫穷而又普通的市民家庭, 七岁上就死了当裁缝的爹, 九岁就被卖到王招宣家当使女, 王招宣死后, “潘妈妈争将出来, 三十两银子又转卖与张大户”, 后来张大户因潘金莲之故与其老婆闹矛盾, 于是“赌气倒陪房奁”, 遂将潘金莲嫁与“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武大郎是个“每日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只是一味（口床）酒, 着紧处, 都是锥扎不动”的猥琐、麻木的废物。而潘金莲却“本性机变伶俐”, 长得又是“脸衬桃花, 眉湾新月”, 又“会描鸾刺绣, 品竹弹丝”, 因而她看不起猥琐的武大郎, 不愿为武大殉葬。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女性, 潘金莲面对社会和命运强加给她的这些不幸, 在内心深处, 她根本没有接受这种命运的安排, 她时时想要摆脱这种命运的潜意识和对新的、如自己之意的生活的朦胧向往, 促使她成天“打扮光鲜”, 在“门前帘儿下站着, 常把眉目嘲人, 双睛传意”。尽管她这种对命运抗争的方式显得有些幼稚和浅薄, 但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她不甘命运的摆布, 渴望追求自身幸福的朦胧意识。比之那些“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传统女性, 潘金莲的这种行为方式无疑具有一定人性觉醒的意味。后来她不顾人伦, 挑逗武松, 同样具有这种主动追求自身幸福的意识, 如果说潘金莲的这些行为是她对自身幸福的意识, 如果说潘金莲的这些行为是她对不公平的命运的抗争行动的话, 那么她常弹的《山坡羊》便是其主体意识觉醒的宣言:相当初, 姻缘错配奴, 把他当男儿汉看觑。不是奴自己夸奖, 他乌鸦怎配鸾风对。奴真金子埋在土地。他是块高号铜, 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顽石, 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 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 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听知:奴是块金砖怎比泥土基。(第一回) 从这篇唱词中, 我们能够真切的感受到潘金莲对这个社会强加于她的婚姻表现出的强烈的不满与怨愤之情。同时我们亦能从中体味出潘金莲强烈的个性意识与主体意识的觉醒, 当潘金莲的这种正常的欲求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为了满足自己的要求她不得不走上一条违背传统的寻求之路。如果不是西门庆, 她也会与别的什么人走上这条突破传统道德要求的偷期密约之路。除此之外, 她的欲求只能是一个愿望、一个幻影。因此作为具有强烈的欲望、个性极强, 又聪明伶俐、美貌漂亮的潘金莲, 最终走向那条悲剧之路是社会使然、环境使然、个性使然。作为《金瓶梅》中的另一个重要的女性人物, 李瓶儿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形象。有人说她“生性贪淫, 因淫作孽”, 并且说“把她打入‘淫妇’之列, 是一点也不冤枉她”。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女人难道就不该有追求精神与肉体上的需要吗?男人就可以三妻四妾, 而女人一有这种肉体的要求就斥之为“淫妇”, 这是不公正的, 特别是对于李瓶儿这一文学形象而言, 是不适当的。自古女人是不能有“欲”的, 不仅不能有人欲, 更不能有爱欲、性欲, 不仅女人不能有, 男人也只能有性而不能有欲, 否则就是违背礼教的。因而人们把男女之事称之为“行周公之礼”, 作这种事只能是为了传家族之香火。“存天理, 灭人欲”, 在很大程度上讲, 灭的就是这个“欲”。人们有这种“欲”, 就会使礼教的上下尊卑、礼义廉耻受到极大的威胁和挑战, 因而儒家说“万恶淫为首”。所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禁欲, 尤其要禁的就是女性之“欲”, 女人的美色对男人的“节操”乃至整个男性主宰的封建社会都构成了强大的威胁, 因而有“红颜祸水”之说。这种观念展现了封建社会的男人面对女人的一种恐惧, 同时这种观念常常把男人应负的历史责任轻松而毫不负责地推给了女人。而今这种观念还在少部分人身上残存着。因而在一些《金瓶梅》研究文章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作者给李瓶儿贴上“淫妇”的标签。这些研究者给李瓶儿戴上这顶“桂冠”, 无非是李瓶儿有着强烈的“欲”望, 当然她追求这种“欲”的过程和手段也显得有些狠毒和过分。但他们在给李瓶儿作这个结论的时候, 缺乏将她放在大的时代背景、其整个人生历程这样的视野里考察这一形象, 更兼传统观念的积淀在暗中影响着他们的判断。因而对李瓶儿这个人物形象的评价, 部分研究者缺乏更为公正、更为客观的审视。李瓶儿进入西门庆家成为其正式的妾, 是西门庆一妻五妾中的最后一个。她有过几次不幸的婚姻, 最初为梁中书之妾, 花子虚死后亦曾嫁蒋竹山。在西门庆之前的这三次婚姻对于李瓶儿来说都是不幸的。初为梁中书妾时, 因“夫人性甚嫉妒, 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后花园中”, 想来日子过得并不舒心;其后又嫁与花太监之侄花子虚为妻, 虽说有名分、有钱财, 但花子虚“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 成天“眠花卧柳”、“落魄飘风, 漫无纪律”, 将如花似玉、正值青春的李瓶儿常常抛闪在家, 独守空房与孤灯为伴, 更兼其为人昏昧愚钝, 这自然使李瓶儿冷了心肠, 对花子虚充满了怨恨, 对孤独乏味的生活感到异常的厌倦, 因而当她面对相貌堂堂, “惯一飘风戏月”的西门庆时, 她主动投入西门庆的怀抱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因此, 从李瓶儿的整个人生历程来看, 她固然有私通西门庆、气死花子虚、逼走蒋竹山等心狠手辣的一面, 然而她对正常家庭生活的追求、对性欲的渴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觉得是正当的、合理的。她的这种人生追求, 除了明代社会商品经济繁荣下市民意识的高涨, 社会上人性、人欲的张扬, 以及其主体意识的萌发等因素之外, 李瓶儿自身生活的苦闷、孤独、压抑等亦是其产生心理欲求的重要的内在动因。李瓶儿的这种对性欲以及她所认为的美满婚姻生活的追求, 正是这种压抑之后的反弹和异动, 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对女性人格、要求长期贬低、压抑的结果。除了以上两个女性人物之外, 我们还可以从《金瓶梅》的不少女性身上看到这种人性觉醒、主体意识增强, 以及为了自身的利益和要求而挣扎、抗争的状态。在西门庆的几个妻妾之中, 孟玉楼可以说是一个敢于抗争而又善于在这争斗之中取巧的女性。她聪明, 胸有城府, 有主见, 善于在各种矛盾之中找准自己的最佳位置, 因而她不管是当初的执意要嫁西门庆, 还是后来的毅然改嫁李衙内都表现出她敢于追求自身幸福的个性特征。同时, 在孟玉楼这一嫁再嫁的描写之中, 也展现出传统道德观念对女性束缚的颓势。当初她再嫁西门庆, 其前夫家里的姑姑杨姑娘、舅舅张四等人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 均是因为财产, 而不是因为再嫁有违封建道德的“一女不侍二夫”。当张四与杨姑娘为孟玉楼的陪嫁而大闹之时, 杨姑娘说:“他身边又无出, 少女嫩妇的。你拦着, 不叫他嫁人, 留着他做什么?”此时那些请来作见证的街坊四邻也都高声道:“姑娘见得有理!”可见当时城市市民对女人再嫁已经能以平常的心态、宽容的态度来面对这一问题了。同时, 这也反映出人们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淡漠。这种观念意识的变化时普遍的、深入的。不仅公众对这类事能采取宽容、理解的态度, 而且当事人的男人也对此毫不顾忌:县官之子李衙内能娶曾是西门庆之妾的孟玉楼为自己的正夫人, 周守备亦将曾是西门庆家的丫头的庞春梅扶为正夫人……。上下尊卑的观念亦在这种社会普遍的行为方式之中渐渐消解。当然这些男人们看中她们的也仅仅是“色”。在西门庆的妻妾的生活描写之中, 作品描写了她们之间不少的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人们在作这些人物的分析之时, 大多忽略了对这种争斗的合理性的解析。不管是潘金莲与孙雪娥的矛盾, 还是吴月娘与潘金莲的明争暗斗, 她们的出发点都有其合理的、值得同情的因素。也就是说, 她们作为人而应拥有的东西她们必须得到也应该得到, 但在传统的体制之下, 这种愿望难以实现。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要求与现实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冲突。在这些妻妾们的争斗中, 争宠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内容。她们要求得到丈夫的宠爱, 而丈夫又只有一个, 于是她们这种要求引发了相互之间的你争我斗, 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作为每个女人来说, 这种要求是合理的, 然而在封建社会那样一夫多妻的制度下, 这种争斗是很难有胜利者的。当然她们这种要求的产生, 的确与她们那曾经一度受压抑, 而后受到社会环境启示的本能不无关系。在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里, 面对着这个日益变化的社会, 人们的心灵世界处于一种混乱的、非理性的状态。一方面这个逐渐发展的商业社会启动了人们的个性意识, 使人们的一些合理的、正常的要求在自然的而不是自觉的状态中得到了复苏——对于大多数普通市民而言, 另一个方面在商业社会那种欲望的喧嚣之中, 他们又失去了自我的定位, 找不到自己在这个社会应有的位置。于是本能的欲望占据了整个身心, 社会的风气卷起他们随波逐流。在人性复苏的同时, 又走向了人性的迷失。随着传统道德的沦丧, 新的、正常的道德规范的缺位, 于是人们的一些合理的行为、观念又大多数被本能与欲望所控制, 所淹没。与此同时, 传统文化的深层次因素——传统文化的心理文化状态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当然这种影响和制约的形式是潜意识或无意识的。同时, 前述的这所有的一切因素和状态又都存在于封建专制的体制之下。这种代表一定进步, 甚而可以说是先进的经济关系及其意识, 与代表落后、甚至可以说是反动的封建制度的并存, 不能不在人们, 特别是普通市民的意识里形成混乱的世界。使人们的行为和人格呈现某种畸形的状态。作为普通的市民, 《金瓶梅》中的女性人物在这种特殊、动荡的时代面前, 社会的启示唤醒的主体意识只能是一些本能性的内容, 而不可能有更多的理性的把握。意识的觉醒与制度的压抑也使这种人的觉醒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成为泡影。于是, 她们的精神世界交织着极度的压抑与极度释放的生命状态。所谓极度的压抑, 是说在男权社会里, 封建制度之下一夫多妻制对女性主体意识与需要的压抑;所谓极度生命力的释放, 是指性欲成了她们最高的人生追求。这是《金瓶梅》中许多女性人生悲剧产生的重要原因。耽于享乐是人性之中颇被人诟病的一个弱点, 而性享乐更是为人们所不容, 男人耽与此, 被称为“淫棍”, 女人耽于此, 则被称为“淫妇”。而“淫妇”一词在《金瓶梅》女性人物的口中则成了口头禅, 她们不仅以此骂人, 也常常借以自嘲, 后世的评论者亦常常以此论及她们。尽管这个词不雅, 但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而作品中的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人则是这种追求的代表。在许多读者和评论者心目中, “潘金莲”三字更是成了古今中外“第一淫妇”的代名词。“性”在中国历来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尽管这是人的本性之一, 但人们大多把它看成邪恶的、见不得人的丑事, 是罪恶的渊薮。故而通常情况下, 人们大多谈“性”变色, 讳莫如深, 因而中国人, 特别是女性在“性”上的压抑是极为沉重的。然而至明代中后期, 世风为之一变, 上至帝王下至普通市民, 人们无不以性为乐, 且不以公开谈论为耻。“世俗以欲为尚, 人情以放荡为快”, 性的压抑转而成了性欲的泛滥。长期受到压抑的女性在这样的世风的影响之下, 自然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作品对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人的性欲追求的大量的描写, 正是这种社会现实的真实展现。纵情于床笫之欢可以说是潘金莲人生的最大快事和追求。纵观她的一生, 我们看到她的喜、怒、哀、乐大多围绕于是。作品写她一出场即勾引武松, 不成, 才有了她与西门庆的私通。后来她不惜以谋杀武大郎为代价, 才获取了性爱自由的权利。然而, 当她嫁与西门庆之后, 她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完全实现, 因为除她之外, 西门庆还有一妻四妾, 并且西门庆还常常外出嫖妓或与其他女人勾搭奸宿, 因而潘金莲也时常是孤枕难眠。如果是别的女人, 或许还能表面上做到宽容, 而作为性格泼辣、个性极强的潘金莲来说, 这可是难以忍受的, 她“捱一刻似三秋, 盼一时似半夏”。当她在西门庆那里得不到满足时, 她就私通小厮, 与女婿陈经济乱伦, 甚至后来被逐出西门庆之门, 待卖王婆之家时, 还忍不住欲火, 刮刺上王婆的儿子王潮儿。在西门庆重病缠身之时, 她还强与西门庆交合, 最后将西门庆推向了黄泉路。如果潘金莲最初勾引武松, 偷情西门庆, 还有几分值得同情的成份的话, 那么她嫁到西门庆家后, 她的所作所为几乎已丧失了作为人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要求。此时, 她几乎已完全变成了一架性机器, 异化成了性欲的奴隶。她生命的意义也仅在于此。因而, 她可以不顾一切地追求欲望的满足, 最终她也把自己送上了望乡台。性, 本是美与生命的象征, 而在潘金莲身上却蜕变成了欲望的洪水。极度的压抑与强烈的生命力的抗衡, 一旦决堤, 多年积蓄的力量是可怕的, 它使人的兽性的一面得到膨胀, 最终否定了美与生命的性本身。作为经历了四次婚姻的李瓶儿来说, 她同样是把性欲作为其人生道路上的最高追求。只不过在她的这种追求之中, 她较之潘金莲多了些许情欲的成分, 而不仅仅是性欲。在她的前三次婚姻之中, 性欲的得不到满足是她的婚姻破碎的一个主要原因。除第一婚姻由于梁中书自家败落外, 后两次婚姻的失败均是由于其情欲得不到满足, 她亲手破坏掉的。当花子虚成日在外“眠花卧柳”、“三五夜不归家”时, 她耐不住情欲的烘动, 主动勾引西门庆。当西门庆因杨戬案的牵连不能如期娶她时, 她又耐不住欲望的折磨, 主动招赘蒋竹山, 并自己出钱帮蒋竹山开了一家药铺。然而蒋竹山却是一个“银样蜡枪头”, 这自然比之西门庆给予她的“狂风骤雨”不可同日而语, 于是她每每“骂的竹山狗血喷了脸”, 后来赶走了蒋竹山, 最终还是嫁与了她心仪的西门庆。她之所以对西门庆如此的感兴趣, 除了想要寻找一个依靠之外, 主要还在于西门庆能在性欲上给予她极大的满足, 因而当西门庆问李瓶儿:“我比蒋太医那厮谁强?”李瓶儿答道:他拿什么来比你?你是个天, 他是块砖。你在三十三天之上, 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他拿什么来比你?你是医奴的药一般, 一经你手, 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第十九回) 这是李瓶儿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语, 在她的几个前夫身上, 没有哪一个能给予她这么强烈的性满足、感观的乐趣, 而西门庆能。因此她在嫁到西门庆家之后能一反过去的尖酸泼辣、伶牙俐齿, 对西门庆百依百顺, 甚至对潘金莲的各种攻击也忍气吞声, 从不向西门庆告状。这都是因为她欲望得到满足的结果。当然李瓶儿认为自己找到了理想的归宿, 因而十分珍惜, 对西门庆一心一意,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而在她的欲望之中也确实有几分真情, 这也是她与潘金莲的差别所在。除了以上两个女性外, 作品还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诸如庞春梅、林太太、宋惠莲等人, 她们一反传统, 耽于享乐, 特别是性享乐的历程。作品不仅表现了她们的种种秽行, 而且也展现了她们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介之欲, 不惜相互排挤, 你争我夺的“战争”。在明、清小说中, 有一个现象, 不少的小说或多或少的表现了男女关系中的嫉妒现象, 甚至还有专写家庭生活中嫉妒的《醋葫芦》。在这些小说中, 作品大多对女性的“吃醋”给予了批判与嘲笑。在《金瓶梅》中, 作品同样描写了西门庆家中的几个女人争风吃醋的斗争。什么是嫉妒呢?“就是自己以外的人, 占了比自己较优的地位, 或者是自己所宝贵的东西被别人夺取了、或将被夺取的时候所产生的感情。” [3] (P1) 在《金瓶梅》中, 西门庆的妻妾们或多或少都怀有这种感情, 它导致了西门家的女人间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潘金莲则是其中的“骁将”, 她将这种原始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并将它表现得登峰造极, 而李瓶儿则是这种心态可怜的牺牲者。当潘金莲初嫁到西门庆家之时, 她满心高兴, 以为找到了归宿和幸福, 然而, 她一进入西门家却面临这样的现实:这夫人一娶过门来, 西门庆家中大小多不欢喜……世上妇人眼里的火极多。随你甚贤惠, 男子汉娶小, 说不嗔, 及到其间, 见汉子往她房里同床共枕, 欢乐去了, 虽故性儿好杀, 也有几分脸酸心歹。(第九回) 随后李瓶儿的加盟, 更使潘金莲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西门庆家中, 正妻吴月娘是清河县左卫吴千户家小姐, 明媒正娶, 是家中的正夫人;李瓶儿肌肤、气性、人缘都比潘金莲好;而孟玉楼、李瓶儿嫁过来时都带有一大笔财产。这都是使女出身的潘金莲所没有的优势, 所以在妻妾争宠的斗争中, 潘金莲没有太大的优势。这自然使她妒火中烧。她唯一拥有的是姿色和好风月, 而这一点, 李瓶儿却是她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自李瓶儿嫁到西门家, 潘金莲的宠妾地位受到了沉重打击, 李瓶儿以其美貌、肌肤、柔情赢得了西门庆的欢心, 特别是官哥儿的出世, 更使西门庆对李瓶儿宠爱有加。对此, 潘金莲把满腔妒火都化成了对李瓶儿的万般仇恨。于是她常常背地里搬弄是非, 危言耸听, 制造谣言, 挑拨吴月娘等人与李瓶儿的关系。如五十一回, 她见西门庆在李瓶儿房里歇, 竞“恼了一夜没睡, 怀恨在心”, 第二天一早就走到后门, 对吴月娘说:“李瓶儿背地里好不说姐姐哩!说姐姐……”气得吴月娘要与李瓶儿对质;她还刻薄地咒骂李瓶儿的孩子“是水泡儿, 与阎罗王同养在这里的”。李瓶儿得西门庆宠爱, 与她生官哥不无关系, 因而这无辜的小孩也成了潘金莲的肉中刺、眼中钉。她处心积虑, 特地驯养了一头雪狮子猫吓死了官哥儿, 使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成了潘金莲妒火的牺牲品。在李瓶儿殇子之痛、病魔缠身之际, 潘金莲还“乘胜追击”、指桑骂槐地刺激李瓶儿:“贼淫妇!我见你说日头常晌午, 却怎的今日也有错了的季节!你斑鸠跌了弹, 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 没的倚了!王婆子卖了磨, 推不得了!老鸨子死了粉头, 没指望了!都怎的也和我一般!” (六十回) 李瓶儿自受了这“暗气暗恨”, 从此忧、恨、病交加, 二十七岁即离开了人世。潘金莲因妒生恨, 因恨而生歹毒之心, 对有碍于她贪欲的人, 不管手段多么卑鄙、残忍, 只要能击倒对手, 她会不顾一切。这除了与她极端享乐、极端自私、极端要强等心态和个性有关外, 当时她所能处的各种环境 (特别是西门庆家一夫多妻的特定环境) 也是形成潘金莲残忍、自私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 西门庆家的其他女性身上也或多或少地表现了这种争风吃醋的现象, 如吴月娘、孟玉楼、孙雪娥等。由此可见, 这实是当时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家庭矛盾, 也是一夫多妻制无法解决的困惑, 只是由于性格、心态的不同, 人们的表现不同罢了。嫉妒是人类一种具有憎恨性的激烈情感, 它常常深藏于人们的内心中暗暗发酵, 以歪曲的形态爆炸开来, 成为人们变态行为和心态的催化剂, 是人们应该时刻警惕的一种有害的感情。然而, 西门庆家庭里所展示的种种形式的嫉妒却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社会演进的二重性。传统女性大多是忍辱负重、随遇而安、听任命运的左右, 丈夫纳妾即使心存芥蒂, 也是埋在心底, 强作笑脸。然而, 《金瓶梅》中的女性却是生活在人性复苏, 张扬欲望的时代, 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 也触动了女性——特别是市民女性——麻木的神经, 因而此时的女性所表现的“妒”, 其本身具有人性觉醒的意义, 她们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而“妒”,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初步的人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朦胧体现。然而这种个人权利的正当主张, 由于金钱社会与封建专制社会的畸形化合, 促使潘金莲们不自觉地走入了历史文化的误区。她们不可能认识到, 是谁剥夺了她们的正当的权利;她们更不可能认识到, 这是人与非人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对立。于是潘金莲们为了自己的权利、自己的欲望而相互残杀。这种历史文化的怪圈, 使她们从人性的复苏和觉醒开始, 导向了人性最终的毁灭。这是一出封建社会无可奈何的悲剧。因而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的这种矛盾最终只能演化成女性之间的“战争”, 以“妒”的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西门庆家中的众妻妾的悲剧命运, 正是当时市民阶层女性悲剧命运的缩影。她们均是被毁灭了的女性。她们既毁灭于旧制度的禁锢, 亦毁灭于新观念的张扬。人性本身的缺乏规范, 个人教养的缺失也导致了人性弱点的放大和异化。她们的身上既展示了智慧, 也展现了愚蠢; 既有历史的痕迹, 亦有现实的图象。在灵魂复苏的同时, 又走向了灵魂的放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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