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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来过商丘？

来过，而且不止一次。

在中华文明的浩瀚星空中，苏轼无疑是最为璀璨的星辰之一。他的诗词文章、书画造诣，无不彰显着非凡的才情与旷达的人生态度。商丘，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也在苏轼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一

苏轼与商丘的结缘，源于一位商丘籍恩人——张方平。张方平（1007-1091年），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这位北宋的重要官员，与苏轼的相遇改变了苏轼的人生轨迹。

1056年（宋仁宗嘉祐元年），苏洵带着时年19岁的苏轼、17岁苏辙两个儿子来到成都，拜谒时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为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张方平对苏氏父子十分热情，非常赏识“三苏”的才情。苏轼更是谈吐不凡，对经史子集有着深刻的见解，其文章文笔流畅、立意深远。张方平深知苏轼日后必成大器，不仅热情款待，还主动将他们父子三人推荐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张方平给欧阳修推荐信中称苏轼“他日当为天下用”，“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欧阳修也确有领袖气量，尽管与张方平的关系并不十分好，但在对待优秀人才上态度一致，只要是为朝廷推荐人才，他们往往可以尽弃前嫌。这是苏轼和苏辙的幸运，他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期。果然，第二年，科举考试主考官正是欧阳修，苏轼、苏辙兄弟二人高中进士，同榜还有曾巩、程颐等。

可以说，没有张方平的赏识与举荐，苏轼的科举之路或许会更加坎坷。张方平对苏轼的知遇之恩，成为苏轼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也让苏轼与商丘结下了不解之缘。

1079年（宋神宗元丰二年），发生了“乌台诗案”，苏轼入狱。张方平冒死上书宋神宗，为苏轼辩护，称苏轼“实天下之奇才”。虽然张方平因措辞激烈未起实效，苏轼依然在狱中待了130天，但张方平的举措展现了商丘士大夫的侠义精神。

1084年（宋神宗元丰七年），张方平以77岁高龄致仕（退休）于商丘，苏轼被贬途经商丘时，两人“执手唏嘘，哽咽无语”。这样，商丘就成为了苏轼政治迫害下的情感孤岛。

张方平去世后，苏轼撰写了《张文定公墓志铭》，称其“智识深远，早识祸福之本”。并整理张方平文集，在《乐全先生文集叙》中，说“庆历以来名臣，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张方平作为应天府地区知名的政治人物，在北宋中期具有重要影响，也获得了高度评价。而苏轼与张方平的交往，也将商丘士大夫的经世思想融入到他自身学术体系之中。

苏轼对张方平一生心怀感激，其情谊跨越时空，今天读来，还依然令人动容。

二

苏轼来商丘的第二个原因是弟弟苏辙两次在商丘供职。这段经历也让苏轼与商丘的联系更加紧密。

1077-1079年（宋神宗熙宁十年至元丰二年），苏辙受张方平举荐，任南京（北宋时商丘由应天府升为南京，为陪都之一）留守府签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是幕僚，掌管文书、公文事务。

此时正值王安石变法引发党争，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被贬出京，张方平此举既是对苏辙才华的赏识，也是对其政治逆境中的保护。在此期间，苏辙参与地方政务，处理公文与应酬文字。苏辙在《自柘城还府马上》一诗中，通过“柳黄新过雨，麦绿稍铺田”的田园景象，暗讽王安石新法对农事的干扰，展现了对民生的关切。

1094年（宋哲宗绍圣元年），苏辙因反对哲宗恢复熙宁新法，被贬为朝议大夫，分司南京。这一年，苏辙先是被贬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刚到汝州又被贬到袁州（今江西宜春），还未到达袁州，又被命为分司南京，在筠州（今江西高安）居住。

由于弟弟任职商丘，苏轼经常写信给苏辙，关心弟弟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同时也在信中，分享自己在各地的见闻和感悟，还有诗词的唱和。

在商丘期间，兄弟二人相聚在商丘古城，一同游览名胜古迹，畅谈人生理想和文学创作。商丘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兄弟二人提供了诸多创作灵感。他们在商丘的山水之间，留下了许多诗词佳作，也与这里的文人相互交流，进一步加深了对商丘文化的了解。

在家庭与情感方面，苏轼也留下了商丘的生命印记。一个事件是保姆杨氏的安葬。苏辙的保姆杨氏卒于徐州后，其灵柩暂殡商丘开元寺。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将其安葬于商丘古城东南三里广寿院西，并作《保姆杨氏墓志铭》，称“百世之后，陵谷易位，知其苏子之保姆”。二是“乌台诗案”后，苏轼家眷由苏辙照料，在商丘停留半年。苏辙不仅承担生活起居，还处理家族事务，这段经历加深了苏轼与商丘的感情。

三

苏轼来商丘的次数，说法不一。苏轼在《祭张文定公文》中说：“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加上1094年苏轼因雨阻于襄邑（今商丘睢县），这样，苏轼是七次来商丘。具体次数可以进一步考证，但可以说明的是，宋代的商丘由于是宋朝的发源地，即“龙潜之地”，于是，先是称应天府，后又升为南京，是北宋的陪都和当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苏轼一生多次造访南京城，每一次到来，都为这座古城增添了别样的风采。

苏轼第一次来商丘，是在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三月十二日，他调任徐州知州。同日，张方平为南京留守，张方平推荐苏辙签书应天府判官。在商丘，苏轼代张方平撰写谏用兵书，向皇帝进谏勿用兵西夏，指出“好兵者必亡”。当时，苏氏父子已经声名远扬，苏轼此次前来，受到了南京城百姓和文人的热烈欢迎。苏轼在南京停留期间，与当地的官员、文人频繁交往。他们一同饮酒赋诗，探讨文学艺术，交流治国理政的见解。南京城的繁华景象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让苏轼赞叹不已。

苏轼第二次来商丘，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任职湖州，路经商丘，见恩师张方平，晤弟苏辙，《文集》有“南都住半月”句。次年，“乌台诗案”发生，苏轼被从湖州押解到开封。

苏轼第三次来商丘，是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因“乌台诗案”在狱中住了130天后，苏轼被贬黄州，途经商丘，将家眷留在商丘，交由弟弟苏辙照顾。

苏轼第四次来商丘，是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一月。元丰七年，苏轼由黄州移汝州，第二年正月十九日，来到商丘谒见致仕的张方平，商量整理张方平文集事宜，直到四月三日离开商丘。

苏轼第五次来商丘，是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五月，苏轼因言时事被人攻击，由翰林学士罢知杭州，途经商丘，谒见张方平。

苏轼第六次来商丘，是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九月，时苏轼以兵部尚书兼侍读身份，来商丘祭拜张方平，有祭文，并撰成《张文定公墓志铭》，有“敛不拊棺，葬不执绋”句。1091年12月2日张方平去世后，苏轼在颍州服缌麻三月，不作乐。

苏轼第七次来商丘，是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二十一日，苏轼时年57岁，被贬岭南，赴任途中遇大雨留阻襄邑，夜宿乾明寺。

苏轼在南京城的足迹，遍布大街小巷。他的到来，也为南京城带来了新的文化活力，促进了商丘当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当地百姓对苏轼十分敬仰，他的故事和诗词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南京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

作为“国民老公”的苏轼，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文章和书画作品，其中有不少与商丘相关的诗文墨宝，成为商丘珍贵的文化遗产。

苏轼在商丘期间，被当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所吸引，创作了许多诗词。他的商丘题材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南都妙峰亭》是其中代表作之一。这首诗中的“孤云抱商丘，芳草连杏山”是对商丘历史文化的写照。“南都”即是指陪都南京，“妙峰亭”是杏山的一景。杏山在北宋商丘古城南门外，为1127年5月1日赵构登基开启南宋历史的地方。由此可见，杏山的妙峰亭，是当时商丘的名胜。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二十一日，苏轼被贬岭南途经襄邑，因大雨阻滞夜宿乾明寺。在乾明寺，苏轼书写了分别作于1091年的《洞庭春色赋》和1093年的《中山松醪赋》，这是苏轼晚年成熟的书法作品，后被刻于乾明寺的石碑上，而苏轼的书法真迹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因黄河水患，乾明寺已毁，原址现已形成1500亩水面，为睢县北湖景区水系中重要组成部分，名曰“乾明湖”，又称“苏子湖”。为再现苏轼夜宿睢县事迹和书法作品，新中国成立后，睢县人民政府在睢县袁家山吕祖庙建了宝墨亭，并将苏轼的两幅作品连同跋文刻于碑上，因此，今天依然可以欣赏到苏轼的墨宝。而睢县酒厂生产的“洞庭春”酒，其名亦源于苏轼的《洞庭春色赋》，以“洞庭春色”喻睢水之优美，以“中山松醪”歌睢酒之醇香。

五

苏轼与商丘的故事，是一段跨越千年的文化情缘，这段历史为商丘文化增添了丰富内涵。在当今时代，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一资源，对于打造商丘文化旅游名片、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商丘宣传》202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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