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文学“密码”及其“工业化”

朱又可

张鲜明找到了“密码”，文学的，诗歌的，或者说艺术的“密码”，他像一个工程师那样从技术上对待它，坚定地使它“显影”为“工业品”，并且规模化地生产。作家出版社给他出版的套书“鲜明之幻”，包括了散文集《信使的咒语》、诗集《暗风景》和诗歌—摄影集《幻游记》，从出版意图看，这是被当作一套当代艺术系列郑重对待的。

从这套书看来，张鲜明的创作并不遵循现实规律。他的散文(或者说是小说)和诗歌所依据的是梦，它们是作者真实的梦，他让无逻辑的梦带着自己冒险，去挑衅甚至惹恼读者。张鲜明把梦的“电影”改编成了可以阅读的“小说”。何其芳的《画梦录》，大抵算是创作的梦，张鲜明的《信使的咒语》是记录的梦，跟着荒诞走。这些梦幻叙事文本是非虚构的虚构，抑或是虚构的非虚构?梦是虚构，可作者不是你自己;记录是非虚构，可梦显然是虚构——相对于现实。

他为何会从事如此独特的文学实践?这应该与他出生于楚地有关。屈原代表了楚文化的灵异的问天精神，张鲜明的作品亦然有这种古怪精灵的劲儿，且很强劲。他在中原这样的中心地带从事新闻工作，职业身份与他内心深处汹涌澎湃的奇思妙想大异其趣。在耿占春看来，张鲜明在精神世界里大踏步地进入无意识或潜意识的领地，是那样的大胆放纵;在日常生活中，他却是那样中规中矩、谦逊和低调。俗世性表象之下，他努力保持着楚文化的执拗与超越性的内里;或者说，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张力，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特色。

张鲜明的《信使的咒语》是写梦的，这些短篇读来有一种跟着作者去探险的感觉。你觉得陪着人去白日说梦是一件多少有点恼人的事，可是实际上，你却不知不觉地投入了进去。你觉得你也做过类似的梦，于是你试图帮着作者去解梦。可是，那些记梦的文本却是无解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无意义的。无意义就是无价值的吗?自然不是。无意义不等于无价值。无意义具有哲学意义，它是“意义世界”里值得庆祝的片刻，是“无”的“存有”，或“存有”的“无”。

张鲜明的梦幻叙事，只是捕捉梦，并用文字固定这些梦，使它们不至于消失于无形。那么，这些梦是什么意思呢?不知道。从他的这类作品中，我们很难读出一般意义上的“美”或“刺”来。它们既不是曲折的现实主义，也不是魔幻的现实主义，因为它们都像一个不确定的运动装置。

《木头火车》《落单》都梦到火车。如果想从这些作品中寻求某种现实生活的逻辑，是注定要失望的，因为它们没有逻辑;或者说，它们没有现实的逻辑。

这些荒诞的场面本身却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在白日里，在显意识状态下，你是无法产生如此怪诞而深刻的想象的。例如，在《艾乂》里，“这卧室里住着这家主人的父亲，他已经死了，却一直在里面住着。他虽是一具僵尸，却依然管理着这个家，他什么都知道，并且随时可以传达他的意见和指令”;在《找碗》里，“我手捧面条，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舌头哭了》里，“我像小时候在村口甩动燃烧的笤帚疙瘩那样，忘情地甩动舌头”……有很多次，梦主大声地吆喝着从梦中醒来，原来一切都是一场梦。这些梦，既没有个别的意义，也没有统一的意义，因为作者遵循的是梦幻逻辑——无逻辑的逻辑。我想，这就是张鲜明“无意义”的艺术实验吧。因为，如果梦幻叙事文本竟然能够让我们看到它的“意义”指向，恰恰就会破坏纯粹的梦之存在主义的意义。我们是无法鉴定这些被记录的“梦”之真伪。对于梦幻叙事的文本，我们只要去感受就行了，而不必去鉴定其真伪。

2010年，张鲜明发明的“具有绘画效果的意象摄影方法及专用光影折射装置”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他凭借光线绘画的原理，捕捉到了常规摄影技术无法获得的“幻象”，他将之命名为“幻像摄影”。2011年，张鲜明的幻像摄影作品受到了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温琴佐·桑福的重视和推荐。温琴佐·桑福撰文称，“张鲜明先生放弃摄影的文献性”，“他是光线以及光线无穷无尽的反射效果的导演”。正如张鲜明在摄影中通过折射装置获得了奇效一样，他在文学中通过一个过滤“意义”的“装置”把梦幻打扮得庄重正大起来，坚定地、不为周边世界所动地让梦的材料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系列。在一个工业时代捕捉、审视和雕琢梦的人，也利用工业和机器，以及意识意义上的“装置”，使得梦幻进入强劲的循环流水线之中。　

原刊于《 河南日报 》( 2024年11月25日 第 06 版)

作者简介：

朱又可，作家，曾任南方周末文化编辑，获第四届中国报人散文奖、南方都市报年度非虚构好书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