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父亲送我踏入大学的日子，蝉鸣如利箭般刺破炽热的天空，声声入耳，带着夏日的炽烈与焦灼。父亲细致地将我的行李捆扎得规规矩矩，三张录取通知书平铺在八仙桌的玻璃下，整齐而庄重。妹妹的中专学费单夹在最底层，单据的边缘被油渍浸湿，泛起斑驳的毛边，仿佛诉说着家的艰辛与期待。父亲蹲在门槛上，专注地磨着那把锈迹斑斑的老镰刀，灰布衫上补丁层层叠叠，晨露浸润入布料，带着一丝寒意，变得有些发硬。刀刃划过磨石，发出沙沙的响声，惊飞了屋檐下栖息的麻雀，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天刚蒙蒙亮，我们踩着湿润的露水，匆匆赶往新余火车站。父亲紧握着两张揉皱的车票，一张是早班车票，通往新余，另一张则是从新余转车去宜春的站票。村口的野枇杷树挂满晶莹的露珠，三轮车的车斗里铺着一床旧棉被，坐上去生涩又带着刺痛感。父亲将我汗湿的背紧贴在棉被上，声音低沉却温暖：“忍一忍，到了新余，就能喝口热乎水了。”

      绿皮火车在晨雾中喘息着缓缓驶入站台，卖豆浆的老人用铁皮桶敲击出有节奏的声音。父亲买了一碗最便宜的咸豆浆，自己用搪瓷缸接着喝，白色的泡沫沾满他花白的胡茬。正午的阳光斜射进车厢，父亲从帆布袋里摸出油纸包，轻声说：“吃点东西。”五块烤红薯冒着袅袅热气，放在铁皮桶上。他掰开最大的一块递给我，自己啃着带有牙印的碎块，碎屑随意洒落在磨破的裤腿上。

      新余火车站蝉声震耳欲聋，摩的司机像嗅到血腥的鬣狗般蜂拥而至。“去学校啊？二十块！”穿花衬衫的男人咧嘴一笑，露出焦黄的牙齿。父亲紧攥帆布袋，后退一步，背脊抵在铁栏杆上：“太贵了，五块行吗？”司机们哄然大笑，推搡逼近：“五块？大中午的，你当我们好欺负？”父亲咬紧牙关，从帆布袋里摸出五张皱巴巴的纸币，司机一把抢过，摩托车轰鸣着窜出站台。柏油路面在烈日下扭曲翻滚热浪，三分钟后便抵达校门口。后来我们才知道，从车站到学校原本只需五元，而这群司机却收了我们二十元，明显是被宰了。

      中文系的牌匾在烈日下闪着刺眼的白光。父亲喘着粗气放下帆布袋，袋中滚出半截粉笔——这是他多年教师生涯的习惯，总随身携带，方便给学生示范。穿着白衬衫的学长蹲下身，帮我们拍去裤腿上的泥点：“叔，我带你们抄近路。”他的影子在水泥地上拉长成一片黑色。经过公告栏时，我瞥见“贫困生补助”的红字早已被烈日晒得褪色。父亲忽然止步，从帆布袋里抽出一本泛黄的《现代汉语词典》：“同学，能帮我看看这个字吗？”学长愣了愣，接过词典翻阅，脸色瞬间涨红：“叔，您是……新来的老师？”

     宿舍铁床的栏杆烫得手心生疼。父亲踮起脚，帮我挂起蚊帐，补丁在蓝白条纹的床单上格外显眼。他摸着开裂的木板，低声嘟囔：“这床得再钉层木板才行。”转身时不慎碰倒暖水瓶，玻璃碎片撒落在他的脚背，血珠夹杂尘土，在水泥地上蜿蜒蔓延。“爸，吃饭吧。”我指向食堂窗口。父亲盯着价目表，喉结滚动：“三块钱……”话未完，我已端着两碗素面回来。他舀起半勺汤，吹了又吹，忽然说：“你哥写信说，宿舍床底下还能养蘑菇呢。”

     正午的阳光将报到处台阶晒得滚烫。父亲靠墙打盹，帆布袋里露出卷角的教案纸，字迹密密麻麻，满是批注。我轻轻唤醒他，他慌忙抹去额头的汗水，露出袖口磨破的毛衣边：“没事，就是身子硌得慌。”

      离开校园时，父亲坚持背着帆布袋赶城乡班车。他的背影在烈日下佝偻，宛如一个沉默的问号，帆布袋随步伐摇晃，发出炒面袋摩擦般的沙沙声。我忽然想起清晨他递给我的烤红薯，焦黑的外皮下，藏着最甜蜜的深情与期许。

      后记  
      二十六年后，我的外甥也参加了今年的高考！就在此刻，恍惚间仿佛看见父亲蹲在磨刀石旁的身影。窗外的蝉鸣依旧锋利，却再无人将烤红薯掰成两半，把最甜的芯塞进颤抖的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