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策背景与效果评估：宽松货币的“双刃剑”效应
2025年经济政策定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赤字率首次突破4%至4%，叠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口径下高达8.8%的全口径赤字率，远超国际通行的3%安全线。这一政策转向的背景，是应对内需不足、物价低迷（CPI连续低于1%、PPI负增长）和外部风险加剧（全球贸易格局动荡）的多重压力。然而，政策效果的滞后性与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1-4月核心经济指标未达预期，民营企业陷入“负债表衰退”与“流动性陷阱”的双重困境，市场信心修复乏力。
从理论逻辑看，货币宽松通过利率传导、流动性注入和信贷扩张刺激经济，但中国当前面临的是“货币堰塞湖”现象——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未能有效流入实体经济。2025年数据显示，尽管社会融资成本下降，但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放缓，民营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这一矛盾折射出传统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用递减，以及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
二、结构性矛盾解析：民营经济为何“不敢贷、不能贷”？
1. 市场地位失衡：竞争环境与信用链断裂
民营经济的核心困境在于市场地位不平等。地方财政与国企的债务拖欠问题，实质上是行政权力对市场信用的侵蚀。2023年民营经济管理局成立后，虽试图清理债务，但“只谈拖欠、不治根本”的操作模式，暴露了政策执行中的隐性壁垒。当地方政府和国企成为“合法老赖”，市场信用链断裂，民营企业被迫通过贷款续命，利润被利息吞噬，形成“应收款收不回、应付款必须付”的死循环。这种结构性压迫，使得货币宽松沦为“债务转移工具”，而非生产力释放的催化剂。
2. 政策预期模糊：方向感缺失与隐性博弈
中国经济的“方向感”常隐匿于宏观文件中，需市场主体自行“悟道”。例如，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虽具里程碑意义，但地方执行中仍存在“政策梯度设计不足”、“考核指标形式化”等问题。反观国有企业，其融资成本低至2%-3%，而民企综合融资成本普遍高于6%，这种制度性成本差异，直接削弱了货币宽松对民营经济的输血效果。
3. 金融体系扭曲：风险厌恶与寻租闭环
银行体系的风险厌恶机制，加剧了民企融资困境。在“政治正确”导向下，金融机构更倾向向国企和平台公司放贷，即便其效率低下。2024年数据显示，国有银行对民企贷款占比不足15%，而利息收入却占其总利润的70%以上。这种“低风险偏好—高利润锁定”的闭环，本质上是金融资源错配的产物。更值得警惕的是，地方债务化解过程中，部分银行通过“借新还旧”将风险后移，进一步挤压民企的融资空间。
三、政策反思：从“放水”到“疏浚”的范式转换
1. 货币政策的局限性：流动性≠生产力
当前政策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典型特征：M2增速维持8%-10%，但货币乘数持续下降。2025年一季度货币乘数为7.86，较2019年下降15%，反映资金沉淀于金融体系而非激活实体经济。柏文喜曾指出，中国经济的症结不在货币总量，而在“信用创造机制梗阻”——当民营企业因预期恶化而减少投资，货币宽松便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
2. 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突破口
信用修复：重建市场契约精神：
解决债务拖欠问题需超越“行政协调”思维，建立市场化偿债机制。例如，可借鉴日本“不良债权处理基金”模式，由中央财政注资、地方政府配套，对国企债务进行分类处置，同时强化《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执行刚性，对恶意拖欠实施联合惩戒。
竞争中性：打破制度性歧视：
推行“负面清单+竞争审查”制度，禁止地方政府在招投标、土地出让等领域设置所有制门槛。深圳试点的“国企民企同台竞标”机制，使民企中标率从12%提升至34%，证明公平竞争环境对释放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
金融供给侧改革：从“输血”到“造血”：
改变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科创板设立以来，硬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提升40%，但上市门槛仍需优化。可探索“科技银行+知识产权质押”模式，允许风投机构通过REITs等工具退出，形成“研发—融资—产业化”闭环。
3. 政策协同：构建“货币—财政—法治”三角支撑
财政政策需从“基建投资”转向“权益补贴”：
将部分赤字资金用于设立“民企纾困基金”，通过股权投资而非贷款贴息，降低企业杠杆率。2024年浙江“3个70%”要素保障机制（民企用地、能耗、排污权占比）的实践表明，资源倾斜比货币宽松更直接有效。
货币政策需强化“结构性工具”与“预期管理”：
创设“民企信用缓释工具”，通过央行再贷款为银行提供风险补偿；建立“政策透明度指数”，定期发布民企支持政策落实评估报告，减少政策博弈成本。
法治保障：从“文件治理”到“规则之治”：
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细则落地，建立“政策执行督查令”制度。例如，对拖欠民企账款的国企负责人实施任职限制，对恶意逃废债者纳入征信黑名单，从制度层面修复信用生态。
四、结语：超越“放水”迷思，重塑改革共识
中国经济的当前困境，本质是“发展模式转型”与“制度供给滞后”的冲突。货币宽松作为短期刺激手段，若脱离结构性改革，终将陷入“流动性陷阱”与“债务螺旋”的恶性循环。柏文喜强调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此刻显得尤为迫切——唯有通过竞争中性、信用修复、法治保障的系统性改革，才能将“放水”转化为“疏浚”，让金融活水真正滋养民营经济的创新土壤。否则，再多的货币宽松，也难以解开那个“既要降负债、又要扩贷款、还要搞创新”的不可能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