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资源有限的大国如何与众多对手进行竞争｜哈布斯堡帝国的大战略—

哈布斯堡王朝（1213—1918）是欧洲历史悠久的王朝，统治过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王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及其他一些小王国、公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崩溃，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告终。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帝国面临着比其他欧洲大国更多的敌人。它四面受敌，几乎没有政治、军事、经济优势，然而依靠卓越的治国政策（特别是外交）、谋略、智慧，它存续了六百多年。它给与当今百年未遇的国际局势下地缘大国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富有启迪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外交政策专家、曾担任美国国务院欧洲及欧亚事务局助理国务卿的A. 韦斯·米切尔，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大战略》一书中述说了这个囊中羞涩、民族多元的帝国，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最危险、饱受多线战争压力的地带的求存之路。他向人们表明，哈布斯堡王朝在地缘政治中进行了长期的博弈，拉拢了盟友和敌人自愿共同管理帝国漫长的边境，并在中欧动荡的土地上施加了一种温和的霸权。

《哈布斯堡帝国的大战略》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Habsburg Empire

A.韦斯·米切尔（A. Wess Mitchell）著

史锴译

定价：98.00元

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4月

《哈布斯堡帝国的大战略》为如何在复杂纷乱的地缘政治版图上乘风破浪，如何在没有军事主导权优势的情况下站稳脚跟，如何战胜多个对手提供了借鉴。本文为其序言。

Habsburg Empire

本书始于一个问题：一个军事资源有限的大国，是如何同时与众多对手进行战略竞争的？所有的国家在投射力量时，都会遇到一些限制；大多数国家面临着威胁，而且这些威胁一旦勠力同心，就将碾压它们的自卫能力。但是，对于某些类型的国家来说，手里的资源远不足以应对威胁。位于中间地带的大国——也就是说，居于其他大型权力中心之间的极具军事潜力的国家——必须预见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生存威胁。即使它们的敌人不会主动密谋或相互勾结，但只要不同方位上存在着竞争者，就足以令它们劳神费力。如果战争来临，它们必须假定，如果不谨慎处理，任何冲突都可能蔓延到若干战区。相比那些地理环境易守难攻的国家，这些国家更容易陷于地缘政治的混乱之中，更难在战争的压力下获得喘息的机会。为了实现负担得起的安全而付出的财政、人力和道德代价，也让它们更加束手束脚。

历史上，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往往命短舛多。位于地中海和波斯湾之间的传统帝国，迭起兴衰通常就在俯仰之间——巴比伦人取代了阿卡德人，亚述人与波斯人又征服了巴比伦人。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统治者，不得不在令人应接不暇的边境上应对种种问题——仅仅其中一个问题，就最终招致了为西方受众所熟知的亚历山大东征。雄踞于君士坦丁堡——欧洲与小亚细亚的交会点——的东罗马帝国，比大多数国家都要经久不衰，但在土崩瓦解之前的数年中，也遭受了各路威胁的侵扰。波兰—立陶宛联邦，不过是众多昙花一现的帝国中的一个，它们都倒在了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的战乱之地上。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年）一手打造的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尽管武德充沛、善于攻略，但费尽心思坚持了不到一个世纪，就在四面楚歌中屈服于“联盟的噩梦”（cauchemar des coalitions）了。

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德语：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年4月1日－1898年7月30日），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1871年—1890年），人称“铁血宰相”（德语：Eiserner Kanzler；“铁”指武器，“血”指战争）、“德国的建筑师”及“德国的领航员”。

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都面临着时间问题。由于无法用同等的军力保卫所有边境，它们必须选择在哪里集中宝贵的外交和军事资源，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会不可避免地在别处露出破绽。在现代，解决战略中的时间问题，靠的是进攻性的技术手段。克劳塞维茨执着追求的“决定性较量”观念，在与那些能够进行远距离杀伤的新兴技术手段结合在一起时，快速逐个击溃多个敌人似乎就有了可能。德国的将军们在1914年使用铁路将军队从东部输送到西部的景象，以及在1940年使用坦克军轻易消除侧翼敌人威胁的情形，都根深蒂固地刻进了西方的记忆之中，尽管在两次大战中德国的战略最终都以灾难性的结果收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经验（即大规模舰队和军队从美国本土出发，给予相反方向的敌人致命一击），似乎证实了技术手段对于地理环境的胜利。冷战的结束更是强化了这一印象。美国对于进攻性技术手段在攻城略地方面的特性十分自信，以至于它想象着在打败欧洲和亚洲的大国敌人的同时，还能在不动用其全部作战能力的情况下，在别处再应对另外一个相对较小的危机。

接下来的篇幅，将考察一个在物质上远逊于得天独厚的20世纪德国或21世纪美国的大国，是如何处理全方位（tous azimuts）战略危险这一问题的。历史上没有几个帝国，能够比哈布斯堡君主国更好地诠释中间地带这种地理环境是多么地恶劣。从18世纪早期作为独立实体出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体，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多瑙河沿岸领土一直深陷在不曾间断的军事竞争之中，战火从温暖的亚得里亚海，一直蔓延到白雪皑皑的喀尔巴阡山脉，又从巴尔干半岛，延烧到阿尔卑斯山脉。本书的意趣，在于发生在哈布斯堡王朝士兵、统治者、外交官小集团之间的争论，他们之间最多可能隔了六七代人，但所有这些人却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他们都在“中间之地”的漩涡中，思考过战略治国术（statecraft）。

述说哈布斯堡王朝大战略的作品早应问世。这样的主题具有内在价值。即便为了我们今天的利益，这一主题也值得研究。在一个似乎就要按部就班地引发地缘政治动荡——其严重程度，即使1989年后那段惊天动地的岁月的亲历者（指东欧剧变，译者注），也无法想象——的世纪里，一个饱经几个世纪沧桑的帝国（我们这个时代的战略问题，就不可逆转地交织在其土地上）的经验，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具参考价值。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成败中汲取的鉴戒，对于目前这个时代来说尤其具有极高的价值，因为距离、技术和时间的推移，正在使传统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更加严重。

在尝试攻克这一难题的过程中，我受到了许多人的慷慨相助。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最先点出了借鉴哈布斯堡王朝历史为今用的价值。我的导师兼前任老板拉里·赫希（Larry Hirsch）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个项目，并且督促我即便不顾工作、家庭和生活的需求，也要完成此项目。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会的娜迪亚·沙德洛（Nadia Schadlow）和马林·斯特雷米基（Marin Strmecki），让我获准在奥地利国家档案馆完成研究。安德鲁·梅（Andrew May）鼓励我在历史的碎片和废墟中寻找战略智慧。柯林·迪克（Colin Dueck）、雅各布·格瑞吉尔（Jakub Grygiel）、因戈·皮特斯（Ingo Peters）、托马斯·曼肯（Thomas Mahnken）、布莱恩·胡克（Brian Hook）和艾略特·科恩（Eliot Cohen）均在书稿精进过程中提供了有益的见解。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埃里克·克拉汉（Eric Crahan）很认可大战略相关主题的潜力，也很看好在研究传统中无人问津的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前景。出版社的萨拉·勒纳在保证本书按时出版中展示了高超的技巧，我也很感谢才华横溢的辛迪·米尔斯坦（Cindy Milstein）和大卫·卢亚克（David Luljak），他们耐心地校正、编辑了这份文本，尽管它充满了关于一个不合逻辑的帝国的古老术语。

如果不向我那些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前同事致谢，我就是不负责任的。没有他们的帮助，如此规模的任务绝不可能完成。在本书最后成书阶段，彼得·多兰（Peter Doran）和伊洛娜·泰莱基（Ilona Teleki）站了出来，扛起了领导这个机构的重任，我才得以使用我的公休假。米尔达·博伊斯（Milda Boyce）和玛尔塔·西科尔斯基·马丁（Marta Sikorski Martin）默默分担了我的工作，才让我得以延长离岗时间。我尤其要感谢这个项目的首席研究助理马修·布朗（Matthew Brown），他精明强干，带领着一支年轻的团队，经常在条件艰苦和临时通知的情况下，寻找并汇编大量晦涩难解的信息。丹尼尔·理查兹（Daniel Richards）帮我掌握了哈布斯堡王朝错综复杂的财政状况，并且洞中肯綮地审读了部分章节的草稿。迈克尔·哈尔马塔（Michael Harmata）技艺娴熟，多才多艺，洞若观火，没有他从零开始亲自绘制的极为详尽的地图，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就会让读者不知所云。托拜亚斯·施耐德（Tobias Schneider）、安娜·格里明格尔（Anna Grimminger）和杰西卡·涅布勒（Jessica Niebler）帮忙翻译了艰深的德语文章。卡斯滕·施米德尔（Carsten Schmiedl）帮忙获取了19世纪奥地利外交资料，并进行了德语翻译工作，还在国会图书馆花了大量的时间埋头苦读文献。雅莎·费耶尔（Tjasa Fejer）把深植在其家族历史中的优雅和理性思考能力，体现在了对哈布斯堡王朝军政国境地带的研究之中，并且和玛利亚·拜奈什（Maria Benes）一起，翻译了很有助益的匈牙利语和克罗地亚语文献。彼得·沃德科夫斯基（Piotr Włodkowski）和利迪娅·吉巴德罗（Lidia Gibadlo）筛选了关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的文献，并且翻译了波兰语文献。塞巴斯蒂亚诺·迪纳（Sebastiano Dina）孜孜不倦地收集和翻译了意大利语材料，还阐明了伦巴第地区的复杂地形，并且就四角防线要塞的技术性细节与意大利学者进行了通信。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和布莱恩·罗森塔尔（Bryan Rosenthal）在经济数据方面提供了帮助，而斯蒂芬妮·彭（Stephanie Peng）、玛鲁西亚·李·伊斯伦（Marushia Li Gislen）、雅姬·马勒（Jackie Mahler）、巴特·巴克曼（Bart Bachman）、约书亚·隆加里亚（Joshua Longaria）、科比特·曼德斯（Corbett Manders）、雅各布·哈特（Jacob Hart）、德雷克·托马斯（Drake Thomas）和尼克·波普（Nick Pope）则查找了那些出处不详的资料、军事数据及其他数据。

我也很感激奥地利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们耐心地帮我找到了那些难以寻找的研究资料。斯特凡·马赫（Stefan Mach）在我们使用维也纳的战争档案馆（the Kriegsarchiv）时提供了建议，马格·罗斯纳（Mag Röhsner）和梅廷·伊尔马兹（MetinYilmaz）在奥地利王室、宫廷和国家档案馆（Haus-，Hof-und Staatsarchiv）帮我破译了许多棘手的词条，而迈克尔·霍希德林格（Michael Hochedlinger）就我在电子邮件中提出的关于18世纪奥地利军队的问题，给予了富有洞见的回复。奥地利要塞研究协会（Österreichische Gesellschaftfür Festungsforschung）的赖因弗里德·韦盖纳（Reinfrid Vergeiner）给我发送了极富价值的档案资料，并且加深了我对哈布斯堡王朝在防御工事方面思维的认识。特雷津要塞（Pevnost Terezín）博物馆的捷克研究者罗曼·高日（Roman Gazsi）和彼得·恰佩克（Petr Capek）帮我寻找了有关波希米亚堡垒的资料，而雅罗斯拉夫·扎伊切克（Jaroslav Zajicech）帮我找到了捷克历史学家和相关资料。在美国，我要感谢国会图书馆欧洲分部的大卫·莫里斯（David Morris），他帮我在该机构中找到了大量德语的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资料。我还要感谢密歇根大学的马克·丁切科（Mark Dincecco），他帮我整理了19世纪奥地利繁杂的公共税收文件。

我尤其要感谢我那年轻的家人们，他们见证了这本书从构思到成书的全过程。我那饱受煎熬的妻子伊丽莎白，在我们的婚姻中，不知忍受了多久与一大堆戴着假发、留着大胡子的历史人物作伴的日子。她默默地承受着章节草稿、漫长的海外出差和专门用来写作的清晨所带来的沮丧与欢欣，其间她还要兼顾两份工作，并且生育了两个孩子。伊丽莎白的祖母戴安娜·克鲁泽，我们叫她“鸭婆婆”（她那引以为豪的祖先，是一位来自克罗地亚军政国境地带的将军），我要感谢她把加州圣塔芭芭拉的一座作家小屋借给我使用。最后，我要感谢我年幼的孩子韦斯利和夏洛特，这个项目见证了他们的出生和成长。在无数个周末早晨，他们总是在问，为什么爸爸又在书房里写一些关于“海豹士兵”的东西(原文为“housebirds”。作者年幼的孩子误将“Habsburg”当成了“housebirds”，此处翻译时用“海豹士兵”来表示“哈布斯堡”的谐音。译者注)。正是在胸怀他们的未来的情况下，这本书才写就。

最后，让我就本书成书的时间节点，再多说一句。本书成书后不久，我就得到了在美国国务院为国效力的机会。尽管本书讨论的历史话题对当今地缘政治竞争有借鉴作用，但是书中对于当下所作的任何评论，都仅限于其最普遍的意义，且无意用来评判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具体的美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