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庄”曲子窝“的前世今生
牛玉乾
我虽然是河南曲剧的戏迷，从小在北烟庄老家村里的曲剧团也跑过“龙套”，但说起村里剧团发展由来，就只能凭零碎记忆了。因为，我从1964年到开封上大学，而后一直在外地工作，很少知道村上的事情。
后来听我本家弟弟牛丙乾说，村里的曲剧团在“文革”期间，受派性影响、观点分歧，唱家之间的情感就开始淡漠了。改革开放之后，剧团曾有过几次兴起的苗头，但始终不如人愿。上世纪90年代末，牛同江、牛喜珍等曲剧老艺人召集本村和南烟庄、吴家村的青年爱好者，教唱了一段时间，也没能再坚持下去。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村上的年轻人不是就近到登封电厂上班挣钱、就是外出进城打工，没有多少人学唱戏了。老一班艺人，有的不是年纪大唱不动了，就是在家照看子孙缠身不能出门了。
再后来就是村里人有钱都在告成镇、登封市区买房、不在村里住了，特别是近几年登封市区建了阳城社区后，多半数家庭都搬进了这个社区，南北烟庄、吴家村等几乎成了“空壳村”，哪里还能再拉起戏班子呀！人心散了，剧团也跟着没了。听说伴奏的锣鼓家什和戏箱里的蟒袍玉带、头套戏装，都堆到老家村内的墙角里，再也没有人去过问了。
尽管如此，但作为年少时曾在北烟庄“曲子窝”混过的我，回忆起村里唱曲子的往事，还是感慨不已的。
烟庄“曲子窝”是这样形成的
曲剧是由曲艺单弦牌子曲为主发展而成的剧种，具有高雅的唱腔艺术。河南曲剧又名河南曲子戏或高台曲。唱曲牌，常用的有“汉江”“扬调”“满州”“鼓头”“打枣杆”“剪剪花”“银纽丝”等四十多种。唱调柔和、宛转、轻快，具有明显的传统民歌风味。主要伴奏乐器有曲子弦、三弦、四弦、板胡、二胡、琵琶、古筝等。
曲子戏最早是以踩高跷的形式来演唱的。据记载，1926年汝州的朱万明先生带领“同乐社”一帮踩高跷艺人到登封颍阳李洼村演唱。不巧天下大雨，街道泥泞，高跷不能踩演。李洼村的李祖白先生（李门祖长，爱“哄戏”）提出要他们去掉高跷、站到台子上唱曲儿。同乐社高跷班就以牛车木板为舞台，演唱了《许状元祭塔》《杨八姐闹酒店》等剧目。汝州同乐社这次去掉高跷登台唱曲，则成了河南曲剧创建之始。汝州朱万明的同乐社成了名震中原的第一个曲剧团，登封县的李洼村则成了河南曲剧的发源地。2019年11月，河南曲剧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
我说这一段河南曲剧发展史，是为了说明汝州朱万明戏班和登封的李洼村，都和北烟庄形成的“曲子窝”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具有根源性的因果关系。
我从小就听村上的老年人说，新中国成立前的民国时期，北烟庄村唱曲子的高跷戏在十里八乡就很出名。牛德如、牛二怪都是唱高跷戏的一把好手。每年农闲时节、特别是春节、元宵节期间，他们都到附近村庄踩高跷演出。
1948年登封解放后，北烟庄村在高跷戏的基础上又兴起了两道社（文艺演出团体）：玩旱船和大家什（鼓乐队）。这三道社唱曲、鼓乐的基调，都是曲子韵律。大家什乐队由20来个年轻小伙组成，牛三光、牛福德是敲镗锣、领战鼓的，后面跟着四面大鼓，四面大锣、四合大铙，两杆土铳在前面开道，每次在本村或到附近村庄演出，人山人海、喜气洋洋，相当威武热闹。
我记得我父亲是耍大铙的。有一年春节到告成镇街上演出，父亲让我随后给他掂着两个蒸馍，他累了饿了就接过去大口嚼着吃。踩高跷和玩旱船的主要角色是一班人。踩高跷是出力活，玩旱船相对轻松点。今天高跷踩累了，明天就接着玩旱船，劳逸结合。我记得牛德如踩高跷当丑角出神入化，如同电视剧里的济公一样，拿一把破芭蕉叶扇子，鬼脸做的令人捧腹大笑。他踩高跷能翻跟斗、下劈叉，动作惊险万分，水平相当了得。每年春节到附近二三里地的村庄演出，高跷班的小伙子们都不卸妆，踩着高跷都去了。有一年春节，高跷戏要到颍河对岸的告成、北沟一带演出，牛德如艺高人胆大，他绑着高跷、踩着河床下的鹅卵石，哗哗地就淌了过去。这件事在村里一直传为美谈，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后来在汝州同乐社和登封李洼曲子戏班的老师直接指导下，村里的高跷社发展成了曲子班。村曲子班的主演牛二怪、牛国栋、牛端、顾成林、牛同江等老艺人，都是踩高跷出身。村里爱“哄戏”的牛中元、牛中聚俩兄弟，多次邀请洛阳郊区曲剧创始人朱六来、登封李洼曲剧传承人李全兴等来村里教戏; 拉曲胡“响半县”的曲胡名家牛明琴，拜的师傅就是汝州曲剧创始人朱万明，他曾亲口告诉我“深得老先生的真传”。
据牛丙乾回忆，1955年实行合作化之后，在北烟庄村党支部的支持下，村里购买了一批新戏装、新道具，制作了戏台白布大蓬、蓝布遮堂等，正式成立起了曲剧团。除踩高跷转唱曲子的老演员外，主要演员又增加了顾明、牛明江、牛国勋、牛长兴等。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前后，村里为了兴修农田水利,组织起了青年突击队。实际上是把爱唱戏的玩家们集中起来,一边集体生产劳动,一边排戏演戏。这时曲剧团又吸收了顾改、牛喜珍、顾荣、牛春光、牛胡兰、牛玉娥、牛石华等一批青年人。村里不但从禹州请来唱旦角的屈大成来教戏，还从登封县曲剧团请来了副团长、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杨金岭先生，导演、教唱、排练武功。在杨团长的号令下，登封曲剧团的曲胡头把弦李庚辰、花脸刘光义、青衣冯长发和杨发财、张义等名家，都先后到北烟庄曲剧团教唱排戏。至今还称“登封曲胡头把手”的牛国振，当年就是曲胡名家李庚辰的高徒。
村里的农民演员们如鱼得水，欢欣鼓舞。“突击队员们”经常集中在牛国治家或火神爷庙里，不分昼夜，刻苦练功。每个人的唱捻做打、手眼身法步“基功”水平大为提高。杨金岭先生曾评价说：“烟庄人的水平，和县剧团的专业演员不差上下。”后来，杨金岭先生被下放农村劳动，他索性将全家人都迁居到了北烟庄村，成了村上曲子戏的专职导演、教练。
由此，外界给北烟庄村加封了个“曲子窝”的美誉。不但十里八庄的老百姓、就连当时县里主管文化的领导们都说：北烟庄的人都是曲子行家。哪家的戏唱得中不中，村里人一听就能下结论。
唱曲子帮村民度过饥荒
1961年冬天, 由于河南持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百姓生活非常困难。登封县宣布“百日休整”。我当时正在登封县城高中一年级读书，因学校停课放假度灾荒,也卷起行李、背起书包回到北烟庄老家里。当年，我们家在全村是最穷困的一家人。我父亲因病早在三年前就去世了，留下我瘦弱多病的母亲，带领着我们姊妹5个艰难度日。我是老大15岁，最小的妹妹刚满5岁，生活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当时，农村生产队里吃食堂饭。一家6口人刮三瓢菜汤水，一人喝不到一碗，就是一顿饭了。村里人饿得个个皮包骨头，不少人都得了浮肿病。我母亲和邻居们一样，刮榆树皮、磨玉米芯、刨野草根，甚至挖“观音土”，让全家人充饥。“观音土”吃了以后腹胀，难以大便。有一次母亲用观音土烙了干饼，又脆又香。我吃了一个后，还想再吃。我母亲一把夺过去说: “你不想活了? 这是石头面，吃多了会把肠子坠断死人的。”
为了开展生产自救，北烟庄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寻找战胜灾害的办法。恰在这时，家住王窑的张长江，走亲戚来到我们村里。他说，北烟庄曲剧班唱得不错，远近都有名气。他自己刚从平舆县逃荒回来，想给村里的亲戚们帮个忙。那时，豫南的平舆县刚闹过灾荒，夏秋两季粮食收成不错，冬季日子比较好过。说那里的老乡们都喜欢看戏，建议村里的曲剧班到豫南演戏、找饭吃。那时的北烟庄村，是告成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下属北烟庄、南烟庄和吴家村三个自然村、六个生产小队，全大队共计三千多口人。
张长江带来的这个大好消息，究竟行不行呢? 为了调查摸底，村大队长牛大汉亲自带领牛忠臣、张文义、牛振东等多名党员干部，到平舆了解情况，沟通协商。回来后，大队党支部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利用1961年冬闲季节，组织村曲剧团到平舆讨饭演出，并把这件事作为村党支部组织群众，度过“百日休整”困难时期的一项重大举措。1961年11月19日(农历十月初一)，大队的曲剧班由牛德安带队，牛国振、牛国勋、牛石华和李豆娥及其两个女儿牛喜珍、牛喜莲，一行七人，在张长江引领下，带着村大队长牛大汉经过多方努力，为剧团筹集到的路费，踏上了远赴驻马店平舆县的演出征程。临行前，大队长牛大汉再三嘱托剧团人员，要尊重当地风俗习惯，搞好双方关系；强调大队会计牛明江要记好收支明细账，不许乱花一分钱。大队曲剧团到达目的地后，先唱地摊戏，结果一炮走红，很受当地百姓欢迎。于是邀请演出的台口接踵而至。当时演出的台口费以粮食冲抵。通常演一场戏，除了管剧团人员食宿外，另付给100斤黄豆或120 斤红薯干。收到的这些粮食，归大队统一支配，大队则给剧团人员按劳力记工分。这年冬天，北烟庄大队曾两次派马车到平舆县找剧团拉粮食，先后拉回村里近万斤粮食，基本上解决了全大队三千多人的吃饭问题。牛德安一行人，还在平舆县打听到当地人缺衣少穿，一件半新的成人粗布上衣，能换六斤黄豆或十斤红薯干。因为是剧团上的人用衣服换粮食，当地人都很照顾，还优惠多多。
村里人听说这个消息后，都很高兴，纷纷想到平舆县换粮食、吃饱饭。过了三天，村里一下子又去平舆了十多个人，北烟庄有牛明琴、牛明江、牛同江、牛国良、牛国栋、牛铁良、牛端、顾成林、顾明、顾荣；南烟庄有王留柱、靳铁蛋，吴家村有吴联、翟玉珍、吴金爱、吴占文等。
我是北烟庄大队唯一的高中生，语文程度好，能即兴编戏词，会写演戏海报。大队会计、戏班子负责人牛明江特意邀请我去平舆参加剧团演出。我的母亲听说后，激动不已。临走那天，她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觉，数次起身叮咛我出门在外要看好行李，跟好大人，不要跑丢了。我母亲是半辈子没有见过火车的山里人。可笑的是，她不知道什么是火车。瞪着吃惊的眼睛、不无担忧地对我说，去平舆县还要坐火车，火车是啥样子? 车上有火，可得小心。一定要离火堆远一点，别烧住了自己。那时的我，虽然是高中生，也没有见过火车，听着母亲的喃喃细语，不觉好笑，而是开始憧憬坐火车的别样情景。第二天一早，我背上母亲收拾好的几件用来换粮食的衣裳，就和大伙儿一道上路了。
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路费是生产大队出的。由于钱少，坐不起客车，我们这批人在郑州火车站只能挤坐“闷子车”。我记得这趟外出，用衣服换的30多斤红薯干，是托生产队长张文义用马车给家里捎回的。正是二月青黄不接之时，我家里5口人和伯父家7口人都正发愁断粮没饭吃。这一袋子红薯干，让我们一大家子12口人吃了好几天饱饭。
北烟庄的戏唱得好，平舆人很爱看。从1961年11月到第二年的三月，我们的曲剧团在平舆县北部农村，三里一台口，五里一演出，将近五个月的光景，演出至少有200场次以上。有时唱地摊，有时进场子，几乎所有的乡镇、村寨都演了一个遍。演出的剧目，大部头的整本戏有《刘墉下南京》《呼延庆打擂》《陈三两爬堂》《金钱记》《二进宫》《臧舟》等。
平舆县许多农村男女青年戏迷们都赶台口，他们一连看三五个台口戏，是常有的事儿。牛喜珍主演的垫戏《小板车》，更是不知迷倒了多少大姑娘、小媳妇，她一走下舞台就都围上去嘘寒问暖。牛国栋扮演明代奸臣老严嵩惟妙惟肖，台下的观众恨得咬牙切齿，有的人向台子上扔土块砸他，中午派饭都没有家管他饭吃。
那年春节，在平舆县的杨铺镇演出，和太康县豫剧团不期而遇。两台戏对唱开始拉观众。北烟庄曲剧团唱的是《金钱记》,杨金岭、牛喜珍领衔主演。刚开始太康县豫剧团占了上风，观众挤得里三层外三层；没多长时间，曲剧唱到了热闹处，杨金岭三句台词没唱完，呼啦啦一下子把太康豫剧团台子下的观众，拉了个精光。后来听平舆当地人讲，太康县豫剧团主演自甘认输，并且输得心服口服。为什么? 他们说，河南人谁不知道杨金岭是金嗓子，一开口就能把人的魂勾跑了! 后来当地就流传开来这样的俗话：豫剧是看耍劲儿的，曲剧是听戏味儿的。看戏是豫剧，听戏是曲剧。
在1961年那个数九严寒的冰冷冬季，和1962年青黄不接的饥荒春天，北烟庄戏班子为了生计，在黄淮平原的大地上，可以说是尝遍了苦辣酸甜。台子上看到和听到的是台下观众张张笑脸和热烈掌声；下台后吃的是村里人百家茶饭，卸妆后睡的是四面透风的牲口屋、仓库房、小学教室。大家都是在屋地上摊一层豆萁、玉米杆，裹上被子就入梦乡了。睡醒后满头冰花，再起身抖一抖衣被上的雪霜，是常有的事儿。据村里名演员牛喜珍姐姐回忆说，有一天早晨她睡得正香，这时她母亲来到她睡在牲口屋门口的铺前。看到她的头发都冻成了冰凌柱子, 心疼地大哭了起来。然而，喜珍姐则安慰她娘说:“没有啥，睡着就不冷了。在这里能吃饱饭比啥都强。”北烟庄戏班子在平舆县唱响出名的消息传回登封，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农村都跟着学起了曲子戏，譬如郑庄、水峪、高村的曲子戏，后来都唱出了名堂。在一定意义上，北烟庄继登封李洼之后，为传播曲剧艺术也起到了相当大的示范带头作用。
村里的百姓们听说在平舆能吃饱饭，还能用衣服换粮食，就都往戏班子里挤。北烟庄戏班儿在演出村里吃派饭的人数，最多时达一百二十多人次。那时人为了吃一顿饱饭，也不顾脸面了。剧团外联牛中元、牛铁良俩人挨家挨户磨破嘴皮说好话，给来平舆逃饥荒的乡亲找家派饭。有时当地好心的一户人家，都安排十几个乡亲去吃派饭。我的本家弟弟牛玉真，生前曾对我说，他的父亲牛中元在世时经常对他说的一句话是：“咱们一辈子都不要忘记平舆人的恩德。在最难熬的灾荒年景，是他们给予了咱村人无私帮助，度过了难关。”北烟庄村拉回的粮食，也都用在了农田水利建设上。牛喜珍姐姐说，当时大队搭起了集体伙房，动员男女老少近两千人上工地修水渠。大家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英雄气概，一举修成了十里长的南大渠，为灌溉农田、抗击干旱，恢复农业生产，走出经济困境，做出了重大贡献。1976年，登封县在北烟庄村南修建火电厂，为村民服役15年的南大渠被平填拆除了。喜珍姐难过地说：“当时我们心疼得要落泪，要知道这条大渠，是我们唱戏卖艺，用血汗换来的呀!”
回想当年北烟庄曲剧班子对度过“百日休整”难关发挥的作用，我曾感慨地说过:“谁说戏曲不是生产力? 戏曲所化作的物质力量大得很! 正如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大师所言，‘戏比天大’！对戏剧作用的评价，再高也不过分！”河南曲剧的发源地在登封西乡李洼，为传播曲剧艺术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是登封东乡北烟庄。正是这一生长在社会底层的民间艺术，为我们北烟庄全村三千多口人度过饥荒、摆脱贫困，做出了实实在在、比天还要大的贡献啊！
然而，“戏比天大”所蕴含的实际意义，还不仅是脱贫解困的物质手段，而更是提升人们道德情操、精神向上的阶梯抓手。
唱曲子 村风民德大提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北烟庄乃至吴家村、南烟庄曲剧文化的鼎盛时期。从这一时期走过来的几代人，无不深受戏曲文化的感染影响。村里人几乎天天都在看戏听曲，人们挤到一块儿不是评论哪家戏哪个人唱的好坏，就是自拉自唱哼上几段愉悦心情。有人说，烟庄人除了睡觉不哼戏，吃饭走路、下地干活，没有不唱曲的。
为什么烟庄人这么痴迷曲子戏？窃以为，这是因为曲子戏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戏曲文化。这种高雅的戏曲文化博大精深，弘扬的是滋润人心的传统美德。譬如，村里传唱的《高文举中状元》一出戏，其剧情讲的就是宋代高文举得中状元，奸相温通慕其才，强招为婿。高文举不忘发妻张梅英恩惠，暗修家书欲搬来京。温通得知，将家书改为休书。梅英接书后赴京寻夫，途中贫困，自卖其身，进入温府，充作丫环，期间屡受虐待，被打入花园为役。一日，她与高文举花园相会，各叙衷情。高文举不忘夫妻情深，一纸呈诉青天包丞处，温通被削职为民，文举、梅英得以团聚。像这样的高官以势压人、拆散平民家庭，后来伸张正义、终得团聚的戏文内容，道出了民众心声，看后解气解恨，当然要受到百姓的喜爱。常言道：“逮不住奸臣不煞戏”，就是这个道理。
再如，村剧团经常演的曲剧《臧舟》一出戏的戏文里，胡凤莲唱：“田公子心善良仗义勇敢，救我父反遭受这样颠连。冤不明他那里有家难返，报不了杀父仇我心不安。只可恨卢林贼官高势显，报父仇鸣冤屈还需商谈。”这出戏由田玉川与胡凤莲患难相遇，互订终身，以蝴蝶杯为聘媒，讲述了人世间爱恨情仇的仁义道德，深受百姓追捧。
我们村里演的戏，无论是《刘墉下南京》《陈三两爬堂》，还是《金钱记》《二进宫》，集中体现的无不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滋润心田的无不是善良包容、团结友爱。多少年来，村里人在这种优秀的戏曲文化教育下，出现了家庭和睦、邻里互敬、民风纯正、社会安定的大好局面，村里很少看到有打架斗殴、邻里纠纷现象，更没有见过刑事案件的发生。这可能就是，烟庄人痴迷曲子戏所发生的原因和带来的可喜成果。
我经常听村里人讲：上世纪中期，“那时家里穷，书读的不多，但戏看得不少。台上唱的都是台下人心里想的，说的都是教人学好的。”这些在民间流传的老话，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有着非凡的指导意义。老话虽老，理不老，孔子在论语中也讲到了“寓教于乐”，看戏听曲不仅是娱乐，更是学习文化、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
现在的烟庄人已经走进了新时代，且很早就迈入了小康村行列，家家的经济生活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振兴是物质与精神的双振兴。我们期待着，在继续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和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烟庄村能重振当年”曲子窝”的雄风，在新时代把曲剧文化提升到新的高度。
作者简介：
牛玉乾 男，汉族， 1945年出生，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北烟庄村人，大学本科学历、高级记者。郑州电视台首任台长、郑州日报社调研员，河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社会兼职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执行副秘书长，中原圣贤研究会终身学术顾问。本人所撰《吴芝圃传》《王维群传》《郑州崛起》《青年农民知识读本》和《中融天下》等书籍公开出版发行，在中央、省、市各大主流报刊、广电媒体发表各类新闻作品千余篇（部）。
登封作家
主编：王迎勋
编辑：王银贵
审核：顾君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