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在眼前了，照例给还在乡下的三叔三婶送点粽子去。天气预报说明天天气可能要不好了，那就趁今天天气晴好，中午去趟三叔家吧。

吃过中饭，开车来到解放路上的一家稍有名气的粽子店买了一点粽子，就直开乡下去了。往年的端午粽子都是由妻子包的，只因今年春节过后，妻子随女儿到了香港给女儿料理家务去了，大概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家。妻子不在家，我又不会包，故只得这样了。到了三叔家，送上粽子后，再跟三叔三婶聊了一会儿天，就开车告辞。车开上三叔家后面的崭新的漆黑的村级柏油路时，看见了三台收割机正在路旁的麦田里来回奔驰，将成熟了的金黄色的麦子大口大口地吃进它们的大嘴巴里。柏油路边则停着几辆农用汽车，不用说那是等待装运脱粒下来的麦子的车。跟路边的农用汽车交会过后，在不影响过往车辆的前提下，我将我的车子停在了前面稍宽的路边，走下车子，一个人静静地看起了收割机收割麦子的“热闹”来了。看着看着，脑海中不禁又想起了在那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也是在这个时节帮父母亲收割麦子的情景来了。

记忆中的帮父母收割收麦子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了，每家每户分得了联产承包责任田。那时我父母连同妹妹也分得了责任田。我嘛，因为读了师范学校户口已迁离了农村，自然就没有了责任田。大哥二哥那时已经跟父母分家过了，自然责任田也是分开分了。记得父母亲的责任田是分到了位于外浜口的三四爿小块的田块，多少亩忘记了，离家约有两三百米吧。从那时起，每年小满端午前，田里的麦子开始泛黄时，父母便开始筹备收麦事宜：整理好捆扎麦子的担绳，事先跟小队里预约好借用脱粒麦子的脱粒机的大概时间（因为队里的电动脱粒机这时节比较忙的），准备好了装麦子箩筐蛇皮袋，磨好了割麦子的镰刀等。然后，就等期间的某个晴好的周六周日开始开镰收麦。

那时我在镇上中学上班，父亲就会事先跟我说好，这个礼拜礼拜六回家收麦喔。父亲的话是必须照办的，不容你半点儿推脱，所以我会早早地安排好周一到周五的所有的上课事宜（实事求是地说我那时是学校自己所教学科的中坚，平时的周六周日总是有一部分的学生会来找我的），好在周六周日全身心地帮父母收割麦子。记得那时多数年份里父母亲的责任田里种的是大麦，就跟眼前收割机在收割的麦子一模一样，不过记忆中那时的麦秆比现在眼前的要长的多了，不像眼前的麦秆只有一尺来高。

等到麦子收割的这天，我会一早骑着自行车赶回家里的。因为那时我在学校有宿舍的，妹妹跟父母住在一起，所以家里就没有我的专门房间了。可往往等我骑到家里时，父母亲则早已在田里了，因为小满端午时节天亮很早，清早去割麦子好割，割下来的麦子晒太阳的时间会长些，晒太阳的时间长些，麦子就会晒得干些，麦子干一些，便于第二天的脱粒。当我停好自行车、换上劳动的衣服时，妹妹告诉我说父母亲叫我在家里吃了早饭再去田里。那时妹妹在乡镇企业里上班，细皮嫩肉地，父母亲不忍心让她在太阳底下晒的，而让她在家做煮煮饭之类的事情。

等我匆匆赶到位于外浜口的父母责任田时，看见母亲穿着长裤长衣，带着草帽，顶着早上的太阳正在田里挥镰割着麦子，在她的身后，躺着一长溜被放倒的麦子了。父亲也戴着凉帽，坐在田塍上抽着烟，歇着。父亲因患胃溃疡病，前几年他的胃被割去了二分之一，因而不能做重体力活了。父母已将半爿田的麦子割好了。母亲在生产队时，妇女们在田头所干的活中除插秧外，做其他的活也是一把好手。父亲见我到来，就招呼着我，先跟着我母亲割麦子吧。母亲见我要开始割麦子了，就叮嘱我要小心，割得慢些，不要割到手，因为麦秆是滑溜的，如若把握不好容易将镰刀滑倒手上的。我在“知道了!知道了！“的应答声中扬起手中的镰刀向那些金黄的麦子下手了。

割麦是个技术活，熟练的人一天能割一亩左右。小时候，收麦时节，在麦田里拾麦穗时，看小队里的大人们割麦子的动作姿势，感到很帅很是羡慕：将来我要是能这样就好了。将来就在眼前了，也露一手帅帅。说说容易，做做不易啊。割麦时，需要猫着腰，半弯着身子，左手搂住半抱的麦子，右手持镰刀沿着麦子根部往左割。割完后将镰刀迅速移至右边，再割第二把，连续割三四把便够捆一捆的了。这个过程是一气呵成的，按照现在话说就是下刀要快、动作要帅。在割麦过程中，还需格外小心地里的艾蒿、黄蒿和小芦苇杆子，因为这些东西的杆较硬，一刀割不断，要么将镰刀卡住，要么镰刀打滑而伤手。

我虽然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但自高中毕业直到参加工作，其实田里像样的农活没有像模像样地劳动过，譬如“三夏“时的割麦、“双枪”时的割稻等体力活，所以啊还没割到个把小时，整个人就累的要垮了，特别是那个腰，更是有说不出的酸，割一把就要直好长的时间的腰，再弯身割下一把，但限于面子，在父母面前一个大小伙子也不好开口，只好硬撑着。大概母亲回头时看出了我的状况，便猜出了七八分，于是就叫我不要割了，说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她一个人割割就可以了。叫我帮父亲捆麦子吧。于是我就把镰刀放在田塍边上，帮父亲捆起麦子来了。尽管父亲身体不怎么样，但捆起麦梱来还是有点样子的。几把散的麦子，到了他的手下，三下五除二就被捆得结结实实，麦穗朝上，矗立在田里。父亲捆时，先拿起一小把麦秆，再一分为二，在麦穗这头打个节，形成一个麦把束，然后两手各捏住麦把束的两头，左手按在要捆的麦秆上，右手则从麦秆的根部绕过来，跟左手相接，左膝盖顺势抵住麦梱，左右手上下一翻动，就给麦梱打上了一个活结，最后用右手一抽活结的头，麦子梱就被捆得结结实实了。捆麦梱有时也用单季稻的稻草的，如果家里有充足的单季晚稻草的话。捆麦子跟捆稻子这个活，我也会的，到现在也没有忘记。

等到母亲把剩下的几垄麦子割完了，我跟父亲也已经捆到头了。毕竟割的要慢，捆的要快些。等到所有的麦子捆好了，矗立再田里的麦子梱的影子已经很矮很矮了，吃中饭的时间到了。抬头看时，妹妹从家的方向走来了。她是顺着我家房子后面的田塍走过来的，而不是沿着浜里人家屋前的路走来的。原来妹妹已经煮好中饭，来喊我们回家吃中饭的。于是我们三人就拖着稍有疲惫的身子，回到了家。

家里柴火灶里烧出来的饭就是比学校食堂里蒸出来的饭香，再加上劳动了一个上午，所以中饭吃得特别的多，以致妹妹说我好像是几天没吃饭似的。吃过了中饭，就是午休，睡个午觉，舒活舒活有点疲劳的身体恢复恢复体力，好下午再把晒在田里的麦梱挑回到小队里的公场上，等到明天再用脱粒机脱麦。那时小队里的公场（晒谷场，生产队时期各生产队都有的）就在我家东北面，离家很近，大概只有二十几米吧。当然将田里麦子挑回来的重担就有大哥二哥来挑了。我嘛，仍然是做副手，帮大哥二哥拖麦梱，让他们用担绳捆麦梱担子的时间快些。

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晒在田里的麦子晒得差不多干了，大哥二哥就到田里将我们上午捆好的麦子一担一担地挑了回来，父亲则在公场上堆麦垛，因为麦子不多，麦垛也不用堆的很大。等到晚饭前，大哥二哥已经将父母的麦子全部挑到了公场上了。就等着明天上午的脱粒了。一切进行的很顺利。我看见父亲对着那堆麦垛露出了舒坦的笑容。我也很高兴，能帮父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农活。

如是这样，在以后的岁月里，年年如此，在“三夏”、在“双枪”都要回到乡下帮父母割麦收稻。大概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吧（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因为不在乡下），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时，父母亲年纪大了，妹妹也出嫁了，责任田就变成了口粮田，且划到了二哥家名下，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父亲也因病而离世了。这样每到农忙时节帮父母收麦割稻的活就基本上停了。再后来农村形势的发展只迅速，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所谓的三夏、双枪都已消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火红色的收割机伸着常常的手臂，不断地揽着金黄色的麦子往它的大嘴里送，，隆隆隆的收割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响。那收割机的轰鸣声将我的思绪从回忆的路上拉了回来。

如今，社会飞速发展，曾经那种手割肩挑、放下麦把拾起锨把的场景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大型机械化的一条龙运作，小时候的那种农忙场面也只能留在记忆深处了。

眼前的收割机收麦的场景所引起的回忆，是对那远在天国的父亲的思念。因为那时候的帮父母收麦、脱粒、晒麦的场景，虽然辛苦，但却是我最珍贵的回忆。父母的劳动和汗水，让我懂得了生活的真谛和价值，让我更加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光，感恩生命中的点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