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

既不要“抒情独大”，

也不要“叙事独大”

——读杨四平《中国新诗叙事学》

摘要：杨四平在《中国新诗叙事学》中系统地探讨了中国新诗叙事发生的因由、历史演进；现代汉语叙事诗中叙事的“运事”、“咏事”；中国新诗的写实叙事、事态叙事；中国新诗叙事的现代性诗意探寻。作者既不赞赏中国新诗“抒情独大”，也不赞赏“叙事独大”，而是从双重视角去看待中国新诗，甚至从叙事的角度，更能探寻一个结构性的线索和框架。

关键词：《中国新诗叙事学》；叙事学；叙事形态

初次见到诗人、学者杨四平是2024年8月在上海“第二届京沪湘中文学术硕博论坛”活动中。四平老师和蔼可亲，他的神情中凝聚着诗人独有的浪漫——他有一双爱笑的眼睛，笑起来眼睛弯成两个小小的月牙，同时脸上画出一个大大的“括号”，诗意由内而外地显露出来。他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深耕诗歌研究领域多年的研究者，但他毫无居高临下的“架子”，也从不“掉书袋”，而是热情的解答着我们在生活与文学中遇到的种种疑难杂问。会后，他赠与我们一人一本他的新著《中国新诗叙事学》，并在首页签上“秀成存念——四平2024.8.31”的字样。每当翻开书，看到这几个字，总能把我一下子拉回在上海与四平老师和他的新著《中国新诗叙事学》首次见面的情景。

《中国新诗叙事学》全书除了绪论和结语，共分为八章。作者系统地探讨了中国新诗叙事发生的因由、历史演进；现代汉语叙事诗中叙事的“运事”、“咏事”；中国新诗的写实叙事、事态叙事；中国新诗叙事的现代性诗意探寻。作者将中国新诗的叙事形态分为五种，分别是：叙事诗叙事、抒情诗叙事、写实叙事、呈现叙事和事态叙事，以及它们共有的本体特征，即段位性。诸多叙事形态的生成，绝非偶然，而均由诗中的张力而成，形成跳脱灵动的诗歌结构。他的论述是扎实的、深刻的、系统的，因为他对于中国新诗叙事学的论述是建立在他对新诗发展历史的深入考察和辩析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国新诗叙事学》的诞生也是合情合理的，并为人所信服。

中国诗歌的诗学传统是“诗言志”“诗缘情”，抒情是其应有之义，但作者对“唯‘情’是瞻，唯‘情’是从”的传统诗学观念，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这种“抒情独大”，是对诗歌抒情的过度神话，“遮蔽了叙事性诗歌与诗歌叙事性的真相”。由此，他引入美国诗歌叙事学家布莱恩·麦克黑尔在《关于建构诗歌叙事学的设想》中关于“诗歌叙事”的论述：“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学叙事都是诗歌叙事。”在布莱恩·麦克黑尔看来，抒情诗不等于诗，而叙事诗可以等于诗；不仅如此，诗歌叙事甚至还可以看作文学叙事。诗歌叙事的地位如此之高，但当代叙事理论中却没有相应的研究，令人不禁叹息反思。《中国新诗叙事学》一书的问世，为当代叙事理论研究的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又独特的贡献。就像他在绪论中谈到的那样：“如今，到了该将‘诗歌叙事’历史化与系统化的时候了。”与其说是“历史化与系统化”，不如说是将“诗歌叙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表现及风格特征加以结构性呈现，既考察中国新诗叙事形态的起源，又梳理其演变历程，再从理论上提炼归纳，最终将符合实际的全新理论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从对“叙事”的探讨延伸到对“现代性”的探讨，他借用柄古行人的说法：“一套特定文学‘装置’的形成”。他强调叙事也是“装置”中重要的一环，从“装置”性叙事可以探求“新质”，这种“新质”中不仅蕴含着中国新诗叙事的现代性，还涵容着中国文化与审美风尚的现代性。诸种“现代性”务必会随着时间进程而日益更替变换。在探讨诸种“现代性”的流动时，他引用英国学者奇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的表述：“时间也就获得了历史。”就中国新诗的叙事形态而言，百年中国新诗在追求现代性的历程当中，叙事因子总是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方式，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叙事形态。这是他从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那里获取的叙事经验。欲深入探析中国新诗叙事学，需熟知其全貌，明确学界的观点及态度。作者在书中引用了众多中外诗人、学者的观点与态度，为读者们开启了数扇陌生又新奇的理论大门，为我们带来了别开生面的冲击力，让人眼前一亮，更让读者对中国新诗叙事学有了学理上全新的认知。将这些著名中外诗人、理论家、批评家的思想引入书中，不仅拓宽了我们的文学（诗歌）视野，同时，这也是作者在建构关于中国新诗叙事学的论证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强大的理论支撑与依据。

面对《中国新诗叙事学》一书，谢冕在序言中这样评价：“作者在这种整理的过程中显示出他学科覆盖、整体把握的能力。他能把‘散落’在诗歌行进的过程中的‘珠子’，通过他的理论脉络穿成一串晶莹的项链，从而有效地完成他的叙述，此即他的理论建构的精彩之处。”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极为贴切的。在第二章“中国新诗叙事的历史演进”一文中，作者先将一小部分“珠子”穿成一条小“项链”，由六小节构成，全面系统地对百年新诗叙事作了回顾，并且将这种历史性的演进合情合理地穿插在后文的叙事形态的论述中。例如，作者在第六章对于“中国新诗的呈现叙事”的论述中也利用历史性演进的方式展开，让读者直观地看到中国新诗呈现叙事的演化过程。第一节直陈20世纪20年代，象征诗派从西方引进“纯诗”观念并对其进行“中国化”处置，使呈现叙事显露出最初的光芒；第二节过渡到20世纪30年代，文学革命逐渐被革命文学取代，“力”的时代强音远远超过了“美”的自艾自怜；第三节进入20世纪40年代，强调要对中国新诗中的感觉、感情、想象和理智进行“有机综合”，进而达到自觉的呈现叙事；第四节讲述20世纪50年代以来，除了乡土文学的短暂兴起之外，台湾诗坛主要由“三驾马车（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创造纪诗社）一顶笠（笠诗社）一片葡萄园（葡萄园诗社）”主导。他们的诗歌作品偏重蒙太奇、象征、神秘和含混的风格，大大提升了中国新诗叙事的表现时空，为读者带来了无尽的审美愉悦。

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于坚、韩东等“第三代”诗人便写下了大量叙事化、口语化的诗歌。进入90年代之后，诗人们直面经济转型的大潮，在夹缝中生存的诗人们，试图将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歌材料，将生活琐碎之物转化为诗中种种独具审美的意象。90年代诗人的叙事与传统的叙事相关，但不相同。吴思敬曾说：“传统叙事的基本元素是时间、环境、人物、故事，其主要特征是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客观的讲述。而在现代生存场景挤压下，当代诗人的叙事不是以全面地讲述一个故事或完整地塑造一个人物为目的，而是透过现实生活中捕捉的某一瞬间，展示诗人对事物观察的角度以及某种体悟，从而对现实的生存状态予以揭示，这是一种诗性的叙事。”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呈现出来的大范围的“诗性叙事”，想必这也是促进作者研究中国新诗叙事学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者研究中国新诗叙事的目的并不是想彻底扭转中国诗歌的审美传统及风尚，尽管是作者对“抒情独大”有着尖锐的批驳，但作者只是想充分地肯定叙事在诗歌创作中与“抒情”同等重要，不可忽视，并不是想鼓吹“叙事独大”的极端思想。他认为，叙事仅仅是诗歌多样表达中的一种，并不能包揽一切。我们不要“唯叙事论”，也不要把叙事泛化。作者在书中提到20年代象征诗，“不但抒情，而且叙事。”逐句分析李金发的《弃妇》，阐释出“《弃妇》的抒情和叙事都是内在的、神秘的、象征的。”随后，作者还详细阐述了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等。有关现代汉语抒情诗叙事的时代性，在白洋淀诗群和朦胧诗派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对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宣告——给遇罗克烈士》、海子的《村庄》、舒婷的《致橡树》等兼具抒情和叙事的诗歌做出详细的阐释，最终得出结论：“现代抒情诗，要以抒情性为主体，同时融入叙事性、大众化、纯诗化、现代性和时代性，才会最后取得抒情的成功。”这也体现出作者对今后中国诗坛“抒情性”与“非抒情性”多线发展的美好期许——百花齐放，花团锦簇。

在本书的结尾，作者将结语命名为“未完成的中国新诗叙事”。在中国新诗五种典型的叙事形态（叙事诗叙事、抒情诗叙事、写实叙事、呈现叙事和事态叙事）中，作者已经对中国新诗叙事有所“完成”，他所谓的“未完成”是指中国新诗叙事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还未得到充分“完成”，“没能像西方现代哲学家那样睿智地将这些诗歌类型提升至‘哲学人类学’的高度。”作者在结语中如是说。但学者杨四平这一著作《中国新诗叙事学》，已经为中国新诗叙事的研究者们开辟了良好的开端，为中国新诗叙事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新诗，形态各异，诗意纵横；中国新诗叙事，边走边唱，精彩纷呈；中国新诗叙事学，亦是“段位”可期，前途光明。

参考文献：

布赖恩·麦克黑尔,尚必武,汪筱玲.关于建构诗歌叙事学的设想[J].江西社会科学,2009,(06):33-42.

霍俊明，星明编选. 诗坛的引渡者 吴思敬诗学研究论集[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06.

（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第2版[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10.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 流动的现代性[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01.

《中国新诗叙事学》，杨四平 著，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