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环科院）牵头、两国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推动的项目，将为曼谷超大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提供技术途径和决策依据。这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经验首次以系统化、实体化模式“走出去”，为发展中国家城市污染治理提供“中国策”。

“我们想用这种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国的经验送到东南亚地区，既能彰显中国智慧，也能造福当地。”中国环科院大气所副所长高健说。

这一融合中国智慧与曼谷治污需求的项目，注定在“中国好故事”清单上再添生动范例。

污染季关闭352所学校，问题严峻

“我们要在11月曼谷污染季到来之前做好准备。”高健说。

近年来，曼谷的空气污染问题日益凸显。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是当地的空气污染季。

例如，今年年初，即当地时间1月24日，曼谷因空气污染关闭了352所学校。这是2020年以来，当地因空气污染关闭学校数量最多的一次。曼谷市政府表示，50个区中有48个区达到红色警戒水平，PM2.5平均浓度为88.4微克/立方米。

根据泰国民族报报道，瑞士空气质量技术公司IQAir发布的报告显示，基于134个国家和地区的7812个城市的PM2.5空气质量数据，2023年，曼谷在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位列第37名。

专家介绍，曼谷的空气污染具有复合型特征，既有季节性生物质燃烧带来的污染问题，又有快速工业化带来的污染物排放压力，叠加跨境污染问题，非常复杂。

其中，当地旱季空气污染问题相对突出，一方面源于空气污染物排放强度较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地旱季以东北季风为主，容易受到内陆污染气团的影响，大气湿沉降较弱也削弱了大气自净能力。

因此，为探索“科学治污、精准治污”路径，经过充分考虑、讨论和部署，项目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实施路径。

一方面，中国环科院作技术牵头单位，与泰方高校及科研单位，充分发挥“智慧大脑”的作用，开展污染解析和排放评估等基础工作，未来将针对工业、交通、农业等不同污染源制定差异化管理方案。项目参与方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正在曼谷紧锣密鼓地推进曼谷大气环境监测超级站的硬件建设工作，预计在污染季到来前完工，未来将为污染季节随时到来的污染过程动态解析提供核心数据。

另一方面，曼谷市政府将作为项目成果的使用方，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将深入参与研究内容开展，针对重污染过程防控、全年污染控制及中长期防治规划等方面，和科研团队一起探索污染防控政策科学制定。

高健认为，这种复杂污染情况恰恰需要多方协作的治理模式，既考验我国的技术适应性，也验证合作框架的有效性。

因为相似，所以“适配”

“曼谷清洁空气”项目是中国环科院“‘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先导基金”的大气先导项目，也是中国环科院海外首个以科技支撑环境治理的双边合作项目。

为什么要“走出去”？

近年来，我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无论是生态环境质量的显著提升，还是环境产业的发展壮大、环境技术的持续进步，抑或远超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改善速度及有明显优势的污染治理成本效益比，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高健说：“前几天，古巴科技和环境部部长到我们这访问，围绕中古两国环境科技合作进行交流讨论。近半年来，南亚、东南亚、中亚地区主动寻求与我们合作的国家数量大幅增加。”

而这背后，是“中国模式”与这些地区的适配性。

高健告诉记者，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地区虽然工业化发展的意愿较为强烈，但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堪忧。他们目前所处的阶段与我国过去某个发展时期面临的情况较为类似——处于工业化加速期，但本土环境产业升级能力不足。

我国的污染物排放量从2000年开始显著上升，2013年国家出台“大气十条”等环境污染综合治理政策后，空气质量开始显著改善。

“也就是说，我们仅用10年的时间就在污染治理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而欧美很多国家则花费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进行污染治理。考虑到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国家旺盛的发展需求，我们国家的这种治理模式和经验可能与其更加适配。”高健说。

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污染防控体系，涵盖监测能力、污染溯源、管理机制、环保产业发展乃至公众教育和参与等全链条环节。

高健认为，不同于欧美基于后工业化时代特征的治理体系，我国形成的这套方案尤其适合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技术既成熟，又贴合当前新兴经济体的实际需求。

他说：“我们采取的是‘边发展边治理’的模式——在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同时，有效控制污染。这正是这些地区当前急需的解决方案。”

在前期，中泰围绕“曼谷清洁空气”项目进行沟通的过程中，泰方对中国“一市一策”、企业环保帮扶机制等治理模式表现出高度认同感。这种认同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如污染源解析、大气监测超级站建设等，更体现在对中国整体治理理念的充分肯定。

适配性高也不可“直接照搬”

适配性高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照搬？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高健特别强调“尊重”。他说：“要避免将中国经验强加于人。”

例如，泰国“小政府、大市场”的体制特点以及与我国在环保资金来源、监管体系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其污染治理模式与我国有别。

他认为，项目成功的关键在于深度本土化改造。虽然中国经验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些方案须根据泰国实际进行适应性调整。“例如，在执法尺度上，中国‘关停并转’等力度较大的措施在当地可能面临阻碍，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也不能完全照搬。在输出经验和建立机制的过程中，都需要与当地机构深度协作，避免简单套用中国政策。”

中国环科院通过帮助当地建立符合其发展阶段的企业环保水平提升机制，达到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又为其制造业升级创造契机的目的，这种双赢模式获得了泰方的高度认可。

此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成本是重要考虑因素。

高健介绍道，虽然我们的国产设备比欧美原装设备便宜不少，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仍显昂贵。

比如在大气监测领域，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监测网络，含1万多个空气质量监测站，这些遍布全国的常规监测站，就像“体检仪器”，主要用于评估空气质量状况。与此同时，我国已建成超过100个大气环境监测超级站，每个超级站的造价至少1000万元。这类站点具备全方位监测能力，可同时监测多种污染物，并配备气象雷达等高端设备，主要用于污染溯源和科学研究。

“我国的规模效应大幅降低了单点成本。但像曼谷这样的城市，目前仅计划建设一个大气环境监测超级站，难以实现规模效应。”他说。

此外，对于一些东南亚国家而言，即便国产化设备单价降低，但全套系统的建设运维成本仍超出其承受能力。因此，中国环科院计划在曼谷试点建设多功能超级站，通过技术输出带动本地化生产，开发适合当地的精简版监测方案，实现“成本可接受”。

此外，中国环科院作为项目的技术牵头方，将协助泰方构建“技术—装备—标准”三位一体支撑模式。“共定标准”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高健说：“我们通过技术和装备迭代，可以提供‘可接受成本’方案，但这取决于当地的环境治理标准体系。目前，不少发展中国家沿用西方国家的标准体系，环保产品也沿用西方的认证流程，这为区域环保技术和产业的发展造成一定限制。因此，我们希望这一项目最终能够通过与当地的深入合作，实现从技术到管理的全面赋能，形成真正适合当地的技术体系、标准体系和管理模式。”

来源:中国环境

编辑：王国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