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的多维建构
□ 李翘楚 王灿发
【摘要】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依然存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应及时甄别国际话语环境，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对此，应从以下三个维度着手：第一，多维度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进行叙事转向；第二，牢牢把握“平台世界主义”下中华文化“出海”机遇；第三，用积极的文化政策激发文化产业活力，在全球话语竞争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叙事转向；文化出海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着新的挑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文化霸权和舆论抹黑的行为长期存在，国际关系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国际传播呈现“西强东弱”格局，加之，中西方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价值观念、情感认知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这导致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呈现出“自塑”落后“他塑”强势的落差。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实现了中国与世界的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基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厚重的历史文化根基和现实发展动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应以战略性思维布局，充分调动官方、民间各主体力量参与，发掘中华文化丰富的语料库，建立情感共鸣的叙事方式，通过积极主动的内容生产，科学合理的产业布局，激发活力的政策引导，多维度建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提升中国国家话语权。
一
叙事转向：构建跨文化传播中多元叙事形态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助力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逐渐突破时空的束缚，打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到文化传播的生产和创作之中，使文化传播无远弗届。基于官方和民间不同的叙事主体拥有不同的传播效能，在信息和算法洪流的裹挟下，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只有在叙事体系上做出转向，才能更好地适应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讲好中华文化。
首先，从传统叙事转向价值传播，推动主流媒体系统化生产。在主流媒体文化生产场域，纪录片、电视剧、电影等一批优秀的中华文化影视题材作品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些作品由知名出品单位、制作单位、播出单位、导演团队制作，借助数字信息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因此，在主流媒体的话语建构中，不仅要注重叙事的手法，更要着意于话语建构中价值的输出，传递出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观。比如在国际电影产业中，以超级英雄原型叙事的外国电影，长期占领着国际票房市场，“漫威宇宙”的超级英雄火爆全球。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式英雄”逐渐在国际传播的舞台上崭露头角，以中国传统故事为原型的神话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都取得不菲的票房收入。这些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是中国精神的视听语言表达。因此，在中华文化的国际叙事中可以充分挖掘“中国式超级英雄”原型，构建具备中国价值的母体库、话语库、案例库，让国外受众看到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认同中国文化。
其次，从传统叙事转向消费重塑，激发传媒集团创新活力。在民间叙事主体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大型传媒公司。近年来，以爱奇艺、优酷、腾讯等为代表的传媒公司大力布局文化生产场域，制作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文化产品。如2023年上半年，爱奇艺自制劳作互动纪实综艺《种地吧》，以一种超长纪实的全记录方式进入大众视野，用有内容、接地气的劳作纪实，唤醒与连通了中国人心中对土地和乡村的厚重情感，还未播完便成功入围“白玉兰”奖最佳综艺。播出期间，《种地吧》节目嘉宾种植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及周边文化产品在直播平台售卖一单难求，微博话题#种地吧文化输出#、#韩综也要种地了#攀升热搜，外网相关《种地吧》reaction video（反应视频）也具有超高的点击率，成功用文化产品带动消费并实现文化产品的二次、三次传播。
再次，从传统叙事转向生产对话，调动发挥亚文化圈层力量。除积聚资本和技术优势的传媒集团外，以“趣缘”结合为代表的亚文化圈子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也有着极大的发展前景。区别于传统主流文化，以网络游戏和网络文学为代表的亚文化所具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内容生产的交互性，受众可以通过点击、订阅、收藏、评论、对话、评判等方式参与到内容生成和传播的过程中，与创作者进行“对话”，进而成为创作的共同体。例如以中国古典神话《山海经》为背景改编的完美世界IP和以国内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为题材的英雄IP，都直观立体地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崇尚的核心内涵。基于游戏所形成的亚文化通过语言、场景、价值观、行为，将受众聚集在一起，用情感共鸣为文化交流建立桥梁，紧密了受众与产品之间的情感连接和参与认同感，促进衍生文本甚至衍生行动的生成，使文化经济与文化生产形成良好的循环互动。
二
技术转向：推动“平台世界主义”下中华文化“出海”
在当今的国际传播中，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传播渠道。在这种强社交模式影响下，“以人为媒”的理论模式推动国际传播的模式创新和发展。技术为所有人赋权，个人几乎拥有了与政府、企业、机构平等的传播机会和传播权力，共同组成国际传播的多元主体，平台成为国际受众参与、互动、交流的场域。在这种模式下，平台便具有了世界属性，技术是为人类传播活动赋权的工具，参与主体可以选择本国或者任一跨国数字媒介平台进行内容生产、消费和传播。基于此，在“平台世界主义”视角下，推动中华文化“出海”不仅要“造船出海”，牢牢把握本土媒介平台这一主阵地，还要“借船出海”，抓住世界媒介平台技术发展的东风，打造文化“出海”数字基础设施。
首先，要“借船出海”，构建跨国数字媒介平台下的复调传播矩阵。“平台世界主义”（platform cosmopolitanism）主张基于跨国数字媒介平台，各参与主体进行充分而平等的文明交流互鉴与友好协商对话，最终助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此，在跨文化传播中，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在平台中双向交流互达，个人化的用户和受地缘、亲缘、政缘、业缘等影响的网络化社群共同分享和参与其中，逐步形成多文化、多国别共同参与的复调传播矩阵。因此，基于“平台世界主义”，要积极推动中国媒介平台出海，积极投身全球数字媒体平台主导的传播秩序变革之中，以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传播突破传统地缘政治下时空地域的限制，实现“网缘政治”（Syber-Geopolitics）或“数字地缘”（Digital-Geopolitics）下的弯道超车。不仅要在全球各大媒介平台公司进行账号矩阵建设，务必保持官方账号矩阵完善和活跃度，而且要培育一批有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国际网红，用国外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其次，要“造船出海”，加强媒介平台布局建设。平台只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最大限度地规避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的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国际传播强调“先声夺人”，特别是在一些突发性的能够引起国内国际广泛关注的重大事件中，只有在自己的平台上，才能真正做到第一时间主动对外发声，否则就会被国外媒体占据注意力，甚至运用算法机制，过滤封锁他国的发声。因此，国家应以战略传播思维布局，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向世界阐释推介蕴藏中国智慧的中华优秀文化，只有培育扶植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增加我国文化企业在国际市场的份额，才能做到各种传播形态不“缺席”，各类传播事件不“失语”，从而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此外，无论是“借船出海”还是“造船出海”，都要抓住媒介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切片式的传播特点，让个人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的一环，让用户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个人通过互联网技术，用剪辑、拼接的做法对视频进行二次创作并发布，从而实现文本的二次创作、二次传播。同时，跨文化受众进行内容接收、传播和再创作，如一些外国视频博主以中国影视剧、综艺节目、美食节目等为主，观看并录制反应视频。由此，在这种看与被看的凝视行为中，形成了“平台世界主义”下特殊的跨文化传播机制。
三
政策转向：维护全球话语竞争中国家文化安全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价值的传播总是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源于意识形态的精神空间壁垒，充斥着污名化、标签化、政治化等倾向。以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为代表的世界巨头媒介平台公司都属于西方国家，其运行和管理都受到西方价值观和政府政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具备西方意识形态属性。西方国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建构，对中国国际传播主体“打标签”识别，对传播内容进行算法“过滤”，形成智能媒体下的“信息茧房”。而当中国文化公司“走出去”时，则被一些国家打着保护主义的大旗进行无休止的打压，如美国政府对字节跳动公司的TikTok进行封禁。这些举措对文化品牌的跨国发展和中华文化的数字化国际传播造成了阻力。
首先，在宏观政策制定层面，我国应该从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制定相关政策，从战略传播的高度布局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作为国家文化发展的意志载体，是国家现代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至关重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国家需要通过文化政策的制定，实现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引导和保障，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安全绳”，助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文化发展的指导性文件。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8月印发了《“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从宏观方面提出遵循。基于此，各责任主体单位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深化政策创新，为中华文化走出国门扫清政策障碍，积极引导我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各参与主体力量，培养增强他们讲故事的能力和意识，做到“敢说”“会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应大力扶持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为文化企业发展交流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提升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各部门协同统筹推进对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增强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
其次，在中观实践方向层面，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实践要更多地从显性文化宣介延伸到隐性文化宣介，建构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在一定标准的指导下对传播效果进行测量和统计分析，进而指导传播实践。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实践包含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精神和内涵，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在文化宣介中除了要阐释其表层意义外，更多地要着力于充分解释其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渊源，以及与中国行为、中国实践之间的逻辑关联。比如对“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实践的宣传，要不仅仅落脚于区域间经济文化的合作，更是中国从世界层面推动共同富裕，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生动实践。
最后，在微观逻辑建构层面，要形成一种相互尊重、相互沟通协商的“交往理性”底层逻辑。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小约瑟夫·奈在《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一书中指出：“在秩序与正义两个基本价值观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大多数人总是把国家正义摆在国际正义之前。”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要构建一种相互尊重、相互沟通协商的“交往理性”，而不是一味地用观点输出或者观点驳斥进行话语交锋。“这种尊重就是对他者的包容，而且是对他者的他性的包容，在包容过程中既不同化他者，也不利用他者”。只有达成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形成基于跨文化审美范式下的协商与交流，才能做到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
四
结语
总之，在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中，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需要主动积极求新求变，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引导多元叙事主体投身于跨文化传播之中，打破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形态藩篱，传递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涵，在“平台世界主义”下激流勇进，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项目编号：20&ZD3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李翘楚 香港浸会大学创意艺术学院2023级硕士生
王灿发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李翘楚,王灿发.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的多维建构[J].新闻爱好者,2024(9):58-60.
原文刊登于《新闻爱好者》2024年9期（总第561期）
详见《新闻爱好者》2024年第9期杂志、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重庆维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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