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热爱生活、重视生活的民族。在处理生产与生活关系，中国古人一直保持了一直很高的觉性来对待，坚守着生产是手段，生活才是目标的大道。

儒家财富观：“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与身发财”

生产为生活服务的关系不能颠倒，如此对待生产与生活的关系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财富观和生命观。

这就是儒家义在先利在后的财富观，财为生命服务的生命观。《大学》讲“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与身发财”，儒家把如何对待财富与生活、财富与生命关系的上升到仁的高度。

从《诗经》到《易经》、从儒家到道家的经典，都包含了让中华文明能够一直爱追求幸福生活大道上，不要迷失方向的警示与智慧。在这些古圣贤的经典里边蕴含的道理和智慧不是如何去挣更多的钱，而是如何生活得更好。

而且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生活，还是一种高质量的可持续美好的生活。其美好的高度是在美学上达到了诗意之美的生活，美好的质量，是物质与精神、生活与生命在均衡发展基础上所达到的高度。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均衡发展，在中国传承千年之久的乡村耕读生活。

不被物质、名利所束缚，实现生命在精神与文化升华的智慧，就是中国人恪守的知足常乐、勤劳节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哲学和态度。

“小国寡民”中国古人追求幸福生活的世外桃源

一个热爱生活的民族，也一定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从经济学讲，让生活受益最大化所需要的社会组织，是小规模的社会组织。中国古人俗语讲：人少好吃饭，人多好干活。

在一个稳定的小规模熟人社会中，滋润生活情感才能持续积累。只有在一个稳定社会关系中，人们才愿意为未来收益投入，而不是计较当下、实现长期利益期的利他互利关系才能稳定形成。

由此就可以理解，中国古人所憧憬的美好的乡村社会是小规模社会的世外桃源社会，是老子所讲的小国寡民的社会。

中国古人与发现，在古代乡村社会，能够最大限度满足生活幸福与高效率的组织就是家。家就成了中国社会最基元的组织。如何维系家组织、让家组织健康持续发展，成为中国文明长治久安的治国之根基。

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构成其社会组织细胞的不是家，而是个人和其隶属的阶层。如果说中国是家国一体的国家体制，而西方则是个人、阶层、国家形成体制。由于在西方文明社会中，是一种把生产看的高于生活文明，按照满足生产效率最大化的逻辑，使得西方社会组织结构，从古罗马的庄园组织，一直近代企业组织、现代跨国公司的方向演进。古罗马和中世纪的庄园，既是贵族生活的组织，更是一个对辖区内的农耕活动的管理机构。

由于这个庄园经济追求的不是辖区内生活幸福最大化，而是生产最优，在当时技术有限，生产主要靠人力的情况下，追求大规模经济组织就是成为古罗马庄园组织的特色。

古罗马庄园经营的土地面积一般在150-500犹格，相当于500亩到2000亩。可以说，近代以来，在西方企业组织的演化，与古罗马的庄园组织非常类似。因为，无论是庄园，还是企业，其背后推动组织演化动力，都是追求生产高效率。

而在古代中国，一直明清之后的，如晋商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但维系这个经济组织的家组织一直存在着。

在现代西方社会，企业组织成为现代国家基础组织。一直到目前控制全球经济的跨国公司，其背后动力就是源自西方文明中的对物质生产追求的内生动力。

为了满足生产所需要的市场与资源的需要，用殖民与战争的方式拓展市场，就是成为这种生产型文明重要组成部分。从古罗马到当今全球化的西方现代化，历史证明，西方的生产型文明给人类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副产品，即掠夺性的战争和牺牲生活的环境污染。

特别当今的工业文明，已经陷入严重生产与生活失衡的困境。按照丛林竞争规则构建起来的资本经济体系，成为一个为财富而追求财富病态经济。这种病态的经济，已经变成了生活为生产服务，生活成为生产奴役的困境。当然人类正在饱受这种生产与生活颠倒的痛苦和灾难。

这种极端化是生产型文明，在生产一端是财富过剩、生产过剩，过度能耗导致环境危机，而在生活的另一端，是生活成为生产的奴役，消费者变成了失去自主性的，服务于生产的病态消费。这种病态消费导致各种疾病，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命主要根源。

从这个角度看，从农村到乡村的一字之差背后，蕴含着是需要唤醒人类的觉醒。特别是对于当今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更需要觉醒，重新认识中国生活乡村的价值。

此文源自《大国乡村：乡村蕴含中国式未来》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张孝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