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在林州，村名李家厂。
《乾隆林县志》里，李家厂写作“李家场”，据说与生产瓷器有关。早年间，有人锄地时捡到过残破的古瓷，似碗似罐，不知年代。也有外地的古董商来到村里打听，甚至东挖西探，想找到什么宝物，但那传说中的瓷窑，至今没人发现。
小时候，故乡就是个大村，有十几个生产队。村南到村北，长二三里。村东是条河，叫母猪河，河床宽阔平坦，卵石遍布，一直通到白云山下，真像一头巨型的母猪，懒洋洋地躺在河川里。母猪河现已改名为牟珠河，洋气了许多，但总觉少了一些韵味。很久以前，这里是河谷的一个冲积扇，东有拐头山，莽莽苍苍，纵横数百里；北为茶嵓岭，翻过岭去，能看到奔腾的洹水；西为西寨，是林虑山一条支脉的顶端；南为宽阔的河谷，一路走去，可至鹤壁、新乡，直到黄河边上。村里有六七百户人家，人口之多在全镇都是数得着的。开群众大会时，坪上坪下黑压压一片，到处都是人，必须在树上支起四五个高音喇叭，坐在远处的人才能听到。村民的姓氏较杂，陈李苏马，崔王常张，有十多个。过年祭祖时，不同姓氏的人在村口聚集。但见男女老少，熙熙攘攘。有守家在地的，有从城里返回的，有在工厂上班的，也有在政府机关当差的，还有泥瓦匠、搬运工、包工头、店老板……此时此刻，无论贫富贵贱，都是一家人。彼此按辈分称呼，爷叔哥弟，相互寒暄。各路人马会齐后，浩浩荡荡，朝各自的祖坟进发，俨然是全村村民大游行，又像是宗族实力大检阅。那阵容，那声势，那亲昵和睦，那骄傲自豪……
故乡的历史有多久，并无村志记载，除了流传的明洪武年间山西老槐树的故事之外，还有更早的说法。有称瓷窑建在宋代，自然宋朝时就有人居住；也有说三国时期这里就有人了，证据是村东北寺岗坡后的马蹄崭，那青石栈道上至今留有一长串马蹄印，深达寸余，据说是当年曹魏骑兵留下的。但这些都是传说，谁也不知道真假。
村里有许多能人和奇人，老人们讲起来津津乐道，我经见得并不多。记得村南住着个老兵，姓马，个子不高，参加过渡江战役，一条腿断了，是立过战功的英雄。我上小学时，校长请他来给我们做报告。他讲述说，他们冲进敌军指挥部，敌人已经跑光了，突然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抓起话筒，里面有人说话，但听不懂，于是噔一下就把线给拔了。说到这儿，他两眼放光，双手比画着，身子一仰，用力朝后一拉，威武极了。在我儿时接受的英雄主义教育中，这应该是最生动的一次。
我小说里有个人物叫崔方，原型是我的邻居，也姓崔。我记事时他已六十多岁，个子不高，但虎背熊腰，健步如飞，挑担子胜过青壮小伙。听人讲他武功十分了得，夜里看秋能踩着谷穗前行。有次，他蹲在门槛上抽烟，几个年轻人从背后推他，愣是推不下去。他的形象，曾无数次进入我的梦中，想象着他所经历过的战乱，日本兵、皇协军、胡掠队、土匪……与敌人搏斗时的动作，飞檐走壁、黑虎掏心、白鹤亮翅、鹞子翻身……当然，小说里的故事是虚构的，与他本人无关。
同族有个爷爷叫天柱，是位老中医，他在治疗伤寒和天花上有许多单方，是方圆百十里的名医。我和老中医的孙子金周年龄相仿，经常在一起玩耍。犹记得一个夏日的午后，趁老中医睡着时，我们钻进药铺偷拿山楂片的情景。一排装有小抽屉的高大木柜，抽屉上写有许多古怪的名字，龙骨、鬼卿、红娘子、白头翁……显得十分神秘。桌上排列着高高低低的药瓶，还有绷带、棉签、镊子之类，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药味儿。我们低头弯腰蹑手蹑脚地走到木柜前，踩着板凳，仰起头，轻轻拉开抽屉，伸手抓一把塞入口袋，然后跑到小院的角落，几个人你捏一片我捏一片。那种酸溜溜的感觉，至今想起来，依然满口生津。老中医十分慈善，他把积攒下的烟盒拆开订好，送给我当作演算本。还从河滩里抓来鱼，煎好后喊我们去吃。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鱼，当时，村人并没有吃鱼的习惯，那种松软鲜嫩的感觉，扑鼻的香味，至今难忘。老中医去世后，金周继承了他的医术，在县城开了一家中医诊所，很有名气。我曾用过他配制的治疗皮炎的药膏，十分管用。前几年，听说老中医的伤寒疗法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家有个哥哥叫新国，说辈分是哥，年龄却和我父亲相仿，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他后来考入了清华大学，这在当时的林县，甚至全省，也是不多见的。他学工科，毕业后进了部队，四十多岁时，已是正师级干部。每当父亲教训我时，总会拿他做教材。村人们外出办事，得到过他许多帮助。去过他家的人都说，人家那生活，屋里那卫生，那才叫高级干部。
生产队时，有位军人姓崔，叫金礼，是养驴的用礼老汉的弟弟。建国初期，他考上了空军飞行员。那时在农村招飞，条件十分苛刻，他能入选，自然不寻常。犹记得他回来探亲时的情景，四十岁左右，穿着蓝军裤，白衬衫，方正脸膛，一米九的个子，昂首阔步，威风凛凛，是我最崇拜的军人形象。他到地里找他哥，看社员在犁地，便挽起袖子上去帮忙。只见他熟练地挥动长鞭，吆喝着耕牛，几十斤重的铧犁在手里像玩具一般。村里流传着一个关于他的笑话，说是秋收时，用礼老汉在坡地干活，有人给他捎信，隔山喊话，说金礼回来了，让他回去。他把金礼听成了“驴”，大声回道：“拴住吧!”
我上大学时家里穷，经常入不敷出，加上寄钱要跑十多里山路到镇上的邮局，十分不便，父亲便提起两个人，都在我读书的城市工作，说没钱时就找他们，等过年回来，再由家里偿还。这俩人外出早，我都不熟悉。一个是本家叔叔陈银生，一个是堂舅李林书。银生叔在交通局工作，住铁西路，印象中去借过两三次钱，三块五块的，他很爽快，但因为路远，后来没再去。参加工作后，我去看过他，身体还算硬朗。前几年的一天，突然听说他去世了，在老家办的后事，心中甚是感伤。林书舅原先是空军机械师，复员后到电子管厂工作，住东关，离学校不远，故每有困难大都找他。当时他有三个孩子，上有久病的老母，全靠他一人挣工资，经济也不宽裕，但每次借钱，他从未说过一个“不”字。有时手头紧，还跑到邻居家给我转借。他生活非常节俭，最初住的是大杂院，平房，做饭全靠烧柴。在他家厨房外，总是堆着不知从何处捡来的树枝，小山一般，成为大院一景。这种习惯直到住进了楼房也没有改变。听堂弟说，分楼房时，他特意要了光线较暗的一楼，就为烧柴方便。城里人爱干净，自然有人不满，物业也干涉过，但看他拖家带口实在不易，只好睁只眼闭只眼。直到他年老不能动时，儿女们才把那些木柴处理了。林书舅去世时，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时，老家来了许多人，租了一辆公交车。
读大学时，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回家，市里没有直达的班车，必须先坐上午的车到县城，再等下午的车回乡下。中午咋吃饭？还是父亲的叮嘱，去投奔一个叫二明的本家叔，他在车站附近当搬运工。那时，二明叔三十多岁，身材矮壮，头脑精明，走起路来跟小跑一样，劲头十足。见我来，他十分高兴，逢人便讲：“我侄儿，上大学哩。”然后拎着大号的搪瓷缸，到食堂给我买饭。通常是两个馒头半缸子菜，有时是一瓷缸汤面，饥肠辘辘中，我一阵狼吞虎咽，吃得直打饱嗝。毕业后，交通方便了，那地方再未去过。一晃几十年，听说二明叔退休了。去年春节，在上坟的路上相遇，他腰杆依然笔直，身板依旧健壮，但脚步慢了，头发白了，话也少了许多，甚至有点儿木讷。问他身体可好，他笑着说，还行，就是血压有点儿高。
转眼之间，已离开故乡四十多年，村里的变化似乎并不大。道路铺上了水泥，平坦了许多，洁净了许多，但坡道还是坡道，胡同依然狭窄。许多老房子还在，石墙依旧，木窗依旧，只是长期无人居住，屋顶塌陷，荒草丛生。村民多打工在外，孩子们都进了城读书，留守者十不足一二。许多田地都荒了，河流也彻底枯了。街口路边，偶尔有几个老人坐在石墩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即使到过年过节，那种喧闹的家族聚会再也看不到了，大都来去匆匆，忙着自家的生计。许多人甚至长年奔波在外，成为有家不归的“异乡人”。
鲁迅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沧海桑田，周而复始，果真如此吗？或许生活方式会因时代而变，然而精神之源却来自故乡。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成为高官巨贾或布衣平民，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留下故乡的印痕。
我喜欢走在村街上，回忆往事，亲人、邻居、老师、伙伴、能人、硬汉、懦夫、孬种……一幕幕如在眼前。看物是人非，故人不在，不知为何，眼泪会不知不觉地流淌出来。
故乡，令人夜半梦回的，除了那人、那事，那片温厚的土地，还能有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