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目前是我国军方的最高军衔，纵观全军两百多万现役军人，上将满打满算也不过三十余人，所有现役将军加在一起，才三百余人。

当然，这是因为我军自1988年恢复军衔后，暂未恢复元帅和大将军衔，又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故而高级军衔稀有。要知道在开国时，我国除了十位元帅，十位大将，上将有57人，而少将以上军衔，合计有一千六百一十四人。

这一千六百余人可以说是我军的瑰宝，他们的存在，浇筑了解放军的军魂。但在特殊时期中，有不少人含冤入狱。

这些老将军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吃了多少苦头，直到1972年，周恩来在向毛主席汇报贺龙元帅的冤案时，借机提起了军中被批斗、打倒的数据。

这些数据让还沉浸在对贺龙元帅遗憾中的毛主席震惊了，他不由得追问了一句：怎么打倒了这么多干部？

动荡对军队的冲击当然并非毛主席的本意，他说道：贺老总的案子是假了，这些同志也不是要打倒，主要目的是教育。

周总理明白毛主席的意思，他连忙说道：确实是有一批冤假错案需要平反，我看接下来，我们要展开解放一批老同志，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毛主席肯定地回复道：这项工作你要牵起头来，让有关部门都参加进来，尽快落实！

就这样，大量蒙冤多年的老干部终于得以恢复工作和生活，但随着工作的推进，总政负责落实干部政策的田维新副主任，遇到了棘手的难题。

一、175名老将军的尴尬处境

在得到毛主席亲自指示后，周总理回到国务院，立刻召集各部门召开了工作部署会，明确了分工：在全面落实领袖指示的基础上，地方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由组织部负责，军队军以上将领，由总政负责。总的工作方针是：由上至下，由易到难。

按照周总理的部署，总政党委决定从干部、组织、保卫等部门抽调精干人手，组成专班，由副主任田维新挂帅，确保将老将军们安置妥当，但工作的推进却并没有预料的那么容易。

原来田维新领导的老干部工作专班开展工作后，将突破口选在了贺老总身上。一个是因为贺龙军衔最高，第二也是当时贺龙元帅已经去世，只需要对案件平反，恢复荣誉，不涉及工作安排，最后本身恢复老干部们的工作生活这件事，就是因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贺龙元帅的案件而起，现在先从他入手，是顺理成章。

然而就在总政派出工作人员，到贺龙专案组提取档案时，却一而再地遭到拒绝。对方态度也不是不好，就是委婉推脱，最后更是直言道：贺龙元帅是要平反的，但上面也没有明确指示让你们总政来办呀，这材料我们不能移交。

确实如此，虽然在总政看来，贺老总是元帅军衔，主持过军委日常工作。但他还是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不能单纯地当作军队领导干部来看待。面对这个理由，总政也无可奈何，工作局面一时陷入僵局。

拖了很久之后，还是周总理接过了这一案件，由国务院向毛主席进行汇报，得到了毛主席亲自批复，终于在1974年，为贺龙元帅恢复了名誉。

如果说贺龙元帅是因为身份特殊而显得困难，那后来总政面临的，又是一个涉及多人的问题－－老将军们复出后，工作怎么安排？

总政面临的这种困境，周总理看在眼里。他亲自打电话叫田维新和总政干部部负责人魏伯亭到他办公室开会，并开门见山地给他们指了一条路：陈再道和钟汉华，现在已经表明他们没有什么错误，我也请示过主席了，你们就从恢复他俩的工作开始。

钟汉华是开国中将，担任过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很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政委，没遇到太大阻力。但陈再道老将军就不一样了，他是我国57名开国上将之一，他1926年就参加革命，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成长为我军高级指挥员，建国后还担任过武汉军区司令员，可谓资历老，级别高，这次复出，总政原计划是给他安排一个军区正职的位置。

但经过考察，各大军区主要领导岗位实在是没有空缺，最后又是请示周总理，定为按军区副职的级别进行安排。这也成为其他将军们落实工作的一个参照标准。但即使这样，具体到他去哪个军区任职时，还是遭遇了十分尴尬的局面：电话打到哪，哪里就会拒绝。

虽然总政可以直接下达任命，但一个军区的副司令毕竟不同寻常，如果不能与军区主要领导先沟通好，对军区的工作恐怕会有不好的影响。于是这个沟通的电话，就由田维新副主任亲自来打。

毕竟陈再道资历太老，很多军区的现任首长，都曾是他的下属。更有一名司令员接到电话，一听来意后，连声说道：老田，可千万别来我这，这样我没法干呀！

田维新好几次一筹莫展地放下电话，他心中也有些恼火，但各军区司令员反映的困难理由却又是现实存在的，他也只能压着脾气，给下一个军区打电话。

终于，电话打到了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那里，对于将陈再道安排到福州军区，田维新抱有很大的希望，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韩先楚。

韩先楚也是开国上将，而且在朝鲜战争时期，还担任过志愿军副司令，同样履历深厚，也是各大军区中资历最老的司令员，而且与陈再道没有过直接的上下级关系。

果然，韩先楚听田维新说完后，胸脯一拍，大声道：只要老陈不觉得委屈，我们福州军区欢迎啊！

就这样，困扰田维新好几天的难题得以解决。但他的心情却并没有轻松多少，田维新知道，陈再道老将军遭遇的这种尴尬并不是个例，他们梳理出来的共有175位老将军需要复出重新安排职务，很多都会面临这种尴尬。

二、周总理亲自谈话做工作

果然，不久之后，田维新又面临了另一个难题——王建安上将的工作安排。本来在陈再道将军顺利上任后，为老干部复出工作打开了一个很好的局面，以此为参照，其他老将军们受点委屈，降级使用也没什么怨言，各大军区也不好意思再次拒绝总政的安排。

但遇到像王建安上将这种老资格，各个司令员还是会倒苦水，讲困难，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不想要！

田维新也是有了上次的经验，立马又将电话打给了韩先楚，在他看来，韩先楚应该是没什么顾虑的，毕竟两人一起参加的黄麻起义，有一份浓厚的战友情在。

谁知这次韩先楚也犯了难，推辞道：我的田主任啊，咋又是我福州军区，有这种老前辈，也要让其他军区沾沾光嘛！

田维新哈哈一笑，语气十分和蔼：老韩啊，我这可是最先征求你的意见，要知道上次你那么主动，周总理知道后，还点名表扬了你，怎么刚表扬过，就开始讲困难了，你们是黄麻起义的战友，怎么不顾念感情呢。

韩先楚赶紧解释道：老田，我可不是为了表扬，我不是没有感情。我个人是没问题的，但福州军区已经有一个上将副司令了，不能超配太多吧。而且王老将军不只是我的战友，还是我的老班长，到我手下干副司令，我拉不下这个脸呀。

原来虽然在参加黄麻起义后，王建安表现出众，比韩先楚先一步提升为班长，不过由于级别太低，总政也没有记录，但一听是王建安，韩先楚就想起了这段往事。

韩先楚虽然态度很好，但一直没松口，田维新先挂了电话。但他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福州最合适，于是专门去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总理对他的意见也表示肯定，并说道：过段时间我跟韩先楚当面谈一谈。

没多久，韩先楚就被通知进京开会，田维新见到他时打趣道：老韩，别怪我没提醒你，等会儿周总理亲自做你工作，你可别犯毛病。

韩先楚心里一咯噔，但嘴上却不甘示弱：我跟你说的都是现实情况，周总理找我谈，我也得说实话呀！

话是这么说，但从周恩来办公室出来后，韩先楚还是老老实实找到田维新表态：欢迎王老将军到福州军区工作。就这样，又一个难题被周总理亲自化解了。

三、关心细节、保驾护航

其实在老干部复出这项工作上，最难的就是工作安排，前期的案件重审反而简单——因为有着最高批示，只要没有真凭实据，就没有人敢硬着头皮诬陷哪位老干部。

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依然非常仔细地审阅每一份老干部的重审材料，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曾将对杨勇将军的重审结果两次打回——因为杨勇将军身上的问题，有一些是被从他下级身上牵强附会给他的，但他甘愿承担领导责任，也不想扯出更多人，这就给了反动派干涉的理由。

好在周总理的态度感动了杨勇，他终于向田维新指出了一些不属实的问题，最后顺利恢复工作。

就这样，总政治部在周总理的大力支持和亲自保驾护航中，花了一年多时间，为175名老将军安排了工作。

这175名老将军的复出，在我军后来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少人还担任了军委委员、军兵种司令等核心岗位，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周总理的呕心沥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