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传播中介的媒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具有多重社会意义。梳理传统文化媒介化生存的变迁动态，从内容、技术、平台三方面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过程，进而提出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传播的核心逻辑——“再媒介化”，即巧用具象与联结、跨媒介融通联动、激发情感共鸣，打造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社会文化的交流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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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意涵与文化的中介化生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追溯文化的内涵与实质，可谓历史悠久。中文语境的文化一词源自《周易》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很早便具有“以文教化”“文治教化”“人文化成”等含义；而文化在拉丁语和古英语中则具有“耕耘”和“掘种土地”的意思，到了18世纪的法语中，文化逐渐指谓训练和修炼心智、思想、情趣等。直到19世纪，文化才逐渐取得了它的现代意义。因为文化含义的多义和多维，现代社会对文化的定义多达一百多种，从较广泛的民族学意义上讲，文化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而在一般的观念中，文化通常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三个方面，并分别对应着三种功能，即作为人的本质活动对象化的文化、作为人的价值与行为规范体系的文化、作为社会运行内在机理和图式的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蕴含着许多优秀的文化元素，并通过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中介形式得以存在和传承，即使是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的文化内涵也无不需要借助一定的中介或载体如某些符号、象征物、仪式等才能够被全体社会成员所理解和把握。中华传统文化也正是依靠这些文化中介得以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不断延续下来，内植于中华民族个体与群体心性中，并自觉或不自觉外显于日常生活的传统精神。以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以及刻在这些甲骨上的文字为例。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作为一种文化之中介，甲骨及刻在其上的象形文字本身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历史，更被视为当代社会了解和证实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凭证，亦是连接古今中华文化血脉的文化物质中介（媒介），正是通过这种中介，生活在当下社会的人们才能寻到了解几千年前先祖生活起居、所思所感的钥匙。

近些年，甲骨文逐渐从“冷门绝学”转变为“大众显学”，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河南日报社发挥身处中华文化发祥地的地缘优势，聚合甲骨文的研发资源、文旅资源、创作资源等，正成为甲骨文的内容生产与传播中心。其于2024年上半年推出的“了不起的甲骨文”专题将甲骨文作为重点打造的文化IP，集结报社各媒体精锐力量，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推出全媒体报道，以传播促传承，正在把殷墟甲骨文打造成为中华文化新地标和中原文旅新名片。截至目前，该主题策划海内外阅读总量累计超过60亿次，不断获得社会各界的肯定和好评。追溯甲骨文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介的历史，其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它的诞生被视作汉字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同时，甲骨文也记载了商朝时期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堪称一部“商朝百科全书”，为当代社会透视数千年前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直接而宝贵的视窗。因而，甲骨文不仅是汉字起源的见证者，亦是时代风貌的记录者，更是中华文化得以绵延不断的重要中介。

与此同时，这些文化中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体现了多重维度的社会意义，处处体现出文化自有的“教化”“训练”功能。一方面，甲骨文等文化中介作为中国悠久历史演进的见证者，记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流变，并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不仅通过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重构过去与当下的关系，还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了受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另一方面，由《河南日报》等媒体先后策划组织的一系列推广活动，也充分发挥了河南作为甲骨文发源地的地缘与文化优势，通过甲骨文搭建起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向全球受众展示中国文字的一脉相承、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和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让更多海内外受众了解到了这一璀璨的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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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媒介化生存

媒介化是自文化产生之初便伴随人类活动的、持续的文明进程之一。作为一个古老的当代概念，媒介化除了仍含有上文提及的中介或中介化的意涵外，在当下社会的语境中通常更是多指以媒介为中心的一种生活方式。这里所指的媒介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也是人类感官的延伸，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时空和价值观念。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媒介化生存的概念也在不断演变并被赋予了更多新的含义，媒介与人的关系更加紧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逐渐模糊，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内核正在被重新定义和塑造。

纵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历史，可以发现，综合运用书籍、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各类媒介载体，融通多媒体资源，统筹宣传、文化、文物等各方力量，创新表达方式，对于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而言既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必需，正所谓“文化经验在深层次上由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的象征形式传播所形成”。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结合不同媒介展现的自身特质梳理，其当代语境下的媒介化生存则主要体现为符号化、视听化与沉浸化三种形态。

（一）符号化生存

符号化生存是指将人类的思想、观念、信仰、道德、艺术等精神成果，通过文字等符号的形式加以记录、保存和传播，使之内化为民族的精神支柱，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前文提及的甲骨文即是文化符号化生存的典型案例。再以中华历史典籍为例，历史典籍版本既是印刷技术的直接产物，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中介。印刷术使一部部典籍化身千万，形成诸多版本，极大提升了文明传承效率、扩大了传承范围。雕版印刷发明后，古代中国的印刷业不断在印刷质量、效率和覆盖面等方面改进与完善，创造了可印刷文字、图画及彩色图文的各种雕版形式。宋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更极大提高了印刷效率、降低了印刷成本，开启了工业化印刷之路。而以刊载和保留文字书写符号为主的历史典籍版本经历传统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技艺等不同中介载体得以传承至今，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号化生存提供了重要基础。

（二）视听化生存

与符号化生存不同，视听化生存增加了更多主体的“可见性”与“可听性”。诸多视频内容直接映射了现实生活和物质世界，其制作往往需要现实影像作为其素材，不管这些素材是直接来源于真实生活，还是对现实的再加工。《中国诗词大会》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主原创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重拾受众生活中久违的古典诗意，传统而独特的古典诗词配以恰当的竞技氛围、舞美视觉设计，将趣味、知识、故事艺术性地融进电视叙事结构中，实现了电视媒体社会文化传承的功能重塑与回归。由此，节目通过电子或数字视听媒介这一中介载体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听化生存，进而让中国诗词文化享誉海外。

（三）沉浸化生存

沉浸化生存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靠互动技术、沉浸交流、场景构造等多种形式实现人们的深度参与和感官体验。近些年，诸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扩展现实（XR）等中介载体的沉浸媒介日渐流行，并运用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数字藏经洞”是全球首个运用游戏科技打造的“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其创新运用游戏科技等前沿技术，以4K影视级画质，在数字世界生动再现了敦煌藏经洞及其室藏6万余卷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结合中国风现代工笔画美术场景与游戏化互动机制，让海外用户也能一键“穿越”至千年前，通过沉浸式体验的方式来领略以敦煌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河南洛阳推出了沉浸式数字光影演艺《寻迹洛神赋》爆款文化IP，以“洛阳神韵”为精神符号，以河洛文化为创作蓝本，运用科技、艺术让观众身临其境般的体验洛阳的文化故事。此外，其还利用数字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资源进行数据采集和数字化模拟，让更多人具身参与多重复杂感官的互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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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一直以来，文化都被视为一种观念性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必然依附于人类头脑，也并非是超自然的存在，而是需要在相同或者不同的社会群体中进行传播。文化传播在文化理解和文化接受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就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而言，文化的传播、理解和接受当是其中重要且必要的前提。就文化传播而言，长期以来备受世人关注且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乃是跨文化传播，尤其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即共时态视野中的文化传播。而事实上，在文化传播中，特别是对具有悠久历史积淀的连续性文化来说，历时态视野中的跨文化传播同样不容忽视。所谓历时态视野中的文化，虽不涉及地域或空间上截然不同的文化，却直指同一种文化在不同时间或代际之间的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理解与传播便是典型的跨文化传播。

提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跨文化传播，有学者提出其必然的路径是“要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时代和实践要求进行赓续传承，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而近几年来包括《河南日报》“了不起的甲骨文”系列主题报道在内的大量历时态跨文化传播实践也一再证明，成功的传统文化跨文化传播确乎无法脱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及与现实文化的相融相通，无法脱离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深耕细作创制国风文化

近些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内主流媒体以此为主题展开一系列“国潮”“国风”内容选题策划。从中央级主流媒体的《国风超有戏》《国潮青年汇》，到地方主流媒体的《上新了·故宫》《跟着国乐去旅行》《华流潮动》，均充分展现了国风文化的独特魅力。其中，《河南日报》“了不起的甲骨文”系列主题报道更是作为报社重点打造的文化IP，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甲骨文热。由《河南日报》每周三在五版固定推出的“了不起的甲骨文”特刊，通过设置《甲骨文百人谈》《甲骨名人堂》《双语小学堂》《漫画甲骨》等多种文化栏目，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的特点，向当代受众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国风文化内容。

从“了不起的甲骨文”典型案例可以看出，跨文化传播重在以历史为时间轴，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以深耕细作的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潮”“国风”元素有机融合至当代文化内容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内容面临着挪用、杂糅与再生产等不同环节，并体现了明显的文化经典与文化原创内容的双重交织。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可视为经典被改造后的传承发展，而尚未被发掘的内容则通过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形成一系列具有传播力、影响力的原创作品，从而焕发媒介及其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空间。

（二）科技赋能打造受众体验场景

当下社会，无人机航拍、超高清拍摄（8K）、计算机动画（CG）、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扩展现实等技术已成为复现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遍手段。这些技术的应用充分调动了受众的多重感官，让麦克卢汉所言的“媒介即人的延伸”成为现实，也让媒介技术悄无声息地塑造了受众的感官与思维，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让媒介成为更高端的人体延伸。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主流媒体的报道作品较少满足受众的嗅觉感官体验。然而，《河南日报》社的“了不起的甲骨文”全媒体报道，不仅推出音视频、互动产品等视听感官形式作品，还推出有香味的殷墟博物馆开馆“请柬”特刊，定制“洹河晚风”香氛，让受众调动自身的触觉和嗅觉，体验科技赋能的主流媒体创新作品。可以说，作为一种显性的中介载体，媒介技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社会嵌入角色。无论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主流媒体的生产实践，科技赋能让社会系统运行更加便捷。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技术要素的融合运用，让文化内容的呈现效果提质增量，赋予“旧内容”以“新介质”。

（三）多模态构建跨平台矩阵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新媒体的出现突破了媒体融合原有的技术认知，将文化、技术与社会的动态交叉涵盖其中。图文表情包、标语、音频、短视频以及色彩运用，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模态形式提供了路径选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通过不同类型模态形式，借助跨平台传播矩阵优势，融入说唱BGM、二次元画风等年轻人喜爱的多模态元素，进一步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跨文化传播效能。河南国际传播中心还通过自有英文网站客户端及推特、脸书等全媒体平台矩阵，累计发布产品千余条，打造了甲骨文的“外文素材库”。同时，其联合《浙江日报》《四川日报》《北京日报》等地方主流媒体，记者走进良渚、三星堆、国家版本馆、二里头和殷墟，让读者沉浸式打卡“耀眼的中华文化新地标”。总之，主流媒体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跨文化传播时，往往采用多模态形式构建跨平台传播矩阵，聚集全媒体协作效能，凸显文化内容“出圈”新叙事与“出海”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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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媒介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当代逻辑

文化与社会媒介化的主要结果在于建构一个共享的经验世界，一个被媒介独特方式所影响的世界。因此，媒介技术始终是文化传播最为重要的现实构成基础，在人类借由媒介实现了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文化借由媒介化的生存和传播方式顺利实现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当中，再媒介化就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理解与传播的必然逻辑。

在克劳斯·布鲁恩·延森看来，再媒介化是指新媒介与旧媒介之间具有某种继承关系，新媒介从旧媒介中获得部分形式与内容，且彼此相互借鉴的现象。根据前文对于文化中介及文化媒介化生存的论述，本文在此提出的再媒介化专指对文化中介进行再次传播的过程，即将文化的中介、载体再次通过某种媒体中介进行传播的过程和现象。例如，甲骨文经由甲骨这一中介得以实现历时态传播，而随着时间推进，在当下媒介化生存的社会语境中，对甲骨及甲骨文的传播则需再次借助视频、动画、游戏等新的媒介载体和媒介手段进行广泛传播，由此实现对当下受众的覆盖，并更容易、更便捷地被当下受众所理解与接受。这一过程便是文化传播中的再媒介化过程。在此过程中，文化的媒介化与文化的再媒介化是深度媒介化时代文化传播的两个重要环节，再媒介化可被视为自身对媒介化的升维与破域。因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再媒介化”，并非简单地储存或复制历史传统，而是因应当下时代之需，对传统文化进行富有想象力的记忆重构和再创造，从而建立起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有机联系。

（一）巧用具象与联结以生成文化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再媒介化凸显对时间的横向延续，这主要表现为对内容的精神具象和当代联结。一方面，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以具象化物质载体呈现，并借由媒介展现内容所蕴含的精神气质与深刻内涵。《河南日报》精心策划的“了不起的甲骨文”系列主题报道，融入学堂、语言、漫画等具象载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铭刻在媒介物质之上，潜移默化地展现了历史悠久的文化内涵与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文化元素相联结，让旧历史焕发新面貌。《中国最早情书》《当甲骨文邂逅“清明”》《和三千年前的商人一起“劳动”》《用甲骨文打开母亲节》等作品，便选取“出圈”的流行元素与符号标识，联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内核，进而生成反映当代社会风貌的文化内容。

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再媒介化也包括重塑与整合两种类型。重塑是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移植与挪用，表现为主体依靠媒介展开活动，这里的媒介即中介载体，其功能在于为不同主体提供参与传承文化内容的互动渠道。这类文化内容形态呈现的产物通常是一手内容，即原创性内容。例如，同样的甲骨文内容以文字、音频、视频等不同媒介形式呈现。整合则是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加工、整理与再生产。媒介自身成为参与文化内容生产的行动者，与其他主体一同进行互动，并以自身携带的“系统性规则”改变不同主体的互动产物，其功能在于嵌入文化内容互动过程本身。这一生产方式是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转译获得，其文化内容形态呈现往往是二手内容，即加工后的内容。比如，《如果国宝会说话》融入趣味元素和国风符号，打破了横亘在传统文化与年轻用户群之间的“次元壁”，在网络圈层与多元文化认同的张力中形成创新内容。

（二）跨媒介融通联动以拓展文化形态

跨媒介叙事意味着“再媒介化”过程中调用多元媒介以最大程度吸引受众在各个领域进行协同生产，突出表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跨媒介优势实现融通联动效果。就文化形态的再媒介化而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全链条、泛在化的动态流程。从技术维度看，主流媒体通过图文、语音、视频、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多种形态立体式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让受众拥有全息多维的感官体验。例如，《河南日报》“了不起的甲骨文”主题报道就充分利用不同媒介的技术特性，调动受众的多重感官，拓展了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与数字媒介的文化形态。

当前，Z世代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参与者和体验者之一。因此，面向这一群体，河南日报社尝试搭建技术模块，制作《“了不起的甲骨文”电子书册》，全面整合甲骨文相关报道成为“电子教材”，让Z世代群体阅读与理解。同时，大河网制作推出“了不起的甲骨文，和你一起玩游戏”双语互动游戏，通过二维码的形式，邀请网友在游戏中识读甲骨文，感受汉字之美，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数字文化生态角度看，主流媒体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时，往往考虑其传播效能和转化效果，以跨平台、多渠道的全方位传播形态，能够有效提升文化内容的传播效能。例如《典籍里的中国》以文学经典为核心内容，借助视听化与影像化的传播形态，不仅将节目内容呈现在电视媒体上，还通过片段式的短视频平台扩大节目内容的传播范围，从而通过跨媒介融通联动以拓展文化形态。

（三）激发情感共鸣重构文化意涵

情感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并在不同群体之间具有共通性，可以跨越地域、民族和语言而流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节目内容之间的联通路径就在于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河南日报》开设《清华的甲骨文情缘》《双语小学堂》《漫画甲骨》等栏目，针对历史爱好者、中小学生、知识分子等不同群体，通过讲述甲骨文的历史故事，将遥远历史贴近现实生活，真正走入不同群体的内心，激发他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共鸣。

媒介观念的再媒介化，既反映了一种媒介汲取其他媒介所携带的价值、意义，又在当代社会中重构了一种全新的媒介意义系统。近些年，《经典咏流传》《一本好书》等文化类节目成功“出圈”，受到了不同代际群体的喜爱。实际上，这些传统文化类节目将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再媒介化”，并继承了传统文化亘古恒新的社会意义，有效地契合了当代受众的心理需求和审美偏好，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转化[16]。例如，《一本好书》采用场景化演绎方式，将文学经典的故事场景模拟并还原，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剧场之中，加之转场技术、置景与服装道具选择以及经典对白的呈现，让观众在演员的文学故事表演中触景生情[17]，实现了场景营造与情感沉浸的互动，并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古今对话中的媒介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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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其深刻悠久的精神内涵在历史与现实社会中架起了人与技术、文化的交流桥梁。理解其在当代社会的传播，需要关注更具效率化的内容生产与分发体系，将重点置于打造以受众为中心、以情感为要素的数字文化生态。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巧用精神具象与当代联结生成具有传播力的文化内容、采用跨媒介融通联动进一步拓展文化形态、实现与受众的深度互动和情感连接，从而激发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共鸣，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古今对话中的媒介文化意义，从而打造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社会文化的交流通路。

[本文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研启航计划项目（项目编号：KYQH23A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薛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中国文化与数字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024）；高贵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薛 翔 高贵武.再媒介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理解与传播[J].新闻爱好者，2024（10）：23-27.

原文刊登于《新闻爱好者》2024年10期（总第562期）

详见《新闻爱好者》2024年第10期杂志、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重庆维普等

转载、引用请注明来源于《新闻爱好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