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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埃及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约翰·罗默根据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和实地考察经历，基于曾被弃之一旁的证据，以及近二十年来的全新考古发现成果，撰写了一套三卷本古埃及史作品，重新构建了我们对世界上已知最早文明之一的理解。

第二卷的主要内容始于修筑吉萨大金字塔的时期，涵盖了古王国的衰落、第一中间期的出现、中王国的兴起和君主制的重建，以及中王国的衰亡等阶段，其间的主角既有法老和廷臣，也有普通民众。相较第一卷中相对沉默无言的历史，本卷所涉及的非凡历史因圣书文字的出现而显得更为喧闹，它见证了古埃及王国中宫廷文学的诞生、统一国家的复兴以及法老时代最精美艺术品的问世。

在叙述历史之外，本卷还梳理了埃及学的发展脉络，展现了关于这失落已久的古埃及世界的传统观念在最早书写这段历史的年代遭到扭曲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树立对古埃及史的全面认知。

古埃及史（第二卷）：

从大金字塔到中王国的衰亡

[英]约翰·罗默(John Romer) 著

刘依晨 译

2024年11月出版/148.00元

ISBN 978-7-5228-1708-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英国埃及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约翰·罗默

基于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和实地考察经历

结合近二十年最新考古发现

书就三卷本古埃及史

试读

序言（节选）

这套古埃及史的第一卷描述了法老时代国家的创立，结束于公元前2550年前后吉萨（Giza）大金字塔的建造。这段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是沉默无言的，几乎没有留存下任何能解释这段长达千年的历史进程的书面文字。但在这第二卷中，我们进入了一个从整体上来说更为喧闹的时代，它以那些古朴而沉默的早期金字塔为开始，但这份沉默会逐渐被不断增加的圣书文字（即象形文字）文本组成的闲谈打破。这一时段结束于公元前1770年前后，此时的法老王国达到了全盛期，书吏们也创造出了优雅的宫廷文学。

这两卷书的时间线并非交汇于一个具体的时间点，而是于长达一世纪的时间段中以某种角度结合在一起，在这段时间内大金字塔建成，文本和铭文也开始增多。因此，第二卷记载的历史与第一卷是有所不同的，圣书文本的存在感不断增加，使得古老的思想以书面语言的形式得到表达，成为主流叙事的一部分。

我们常常会发现，历史是过去的世界与现在的世界之间的一次对话。现代人眼中的古埃及历史的关键总是在于古代文本，因此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古老的文本与这些文本被破译后的两个世纪中的西方学术界的一次对话。这次对话是如此居高临下，以至于许多重要西方学者的态度和观点与吉萨的金字塔一样，成为现代构建出的“古埃及”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我看来，为避免造成困扰，任何打算为法老文化新写一部历史的作者都应该对他们所写的版本与标准的现代版“古埃及”之间的不同及其原因加以概述。

由于现代人文学科植根于对古典时代希腊罗马文学作品的研究，我们不难想象，西方最早的有关这个刚刚得到破译的古老文明的历史是基于古典时代历史学家们的叙述写就的，它们的重点在于政治、民族和王朝之间的冲突。但同时，这些历史又是在欧洲刚刚步入现代时被打造出来的。而现代是一个社会与工业变革的时代，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的概念正炽烈地燃烧着。因此，这些法老时代历史中的主角也被来自这个时代的精神所鼓舞，他们的故事以财富和战争、阶级、种族和唯我独尊的权势为主题。考虑到埃及在19世纪的世界当中的位置，这样的历史自然是以东方为背景上演的。

但实际上，建立并维护着法老文化的一百五十代人早已消逝不见，他们和他们创造的历史所留下的东西也所剩无几。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只能用个人看法和猜想，来填补它们与构建西方历史书中常见的叙事所需的基础信息之间的巨大鸿沟。他们的那些传统故事尽管给陌生的法老时代遗迹带来了一种并不真实的熟悉感，但也造成了深远的不良影响，而这正是问题所在。

吉萨金字塔All_Gizah_Pyramids

现代构建出的“古埃及”是19世纪流行的种族与古代语言研究的直接产物，这些研究当中使用的术语和概念后来又给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定下了基本特性。当然，这并不是要说为现代构建的“古埃及”打下了基础的数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都是天性残酷的人，或者是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支持者，而是说他们受到了自己所处时代主流思想的影响。例如，格奥尔格·施泰因多夫（Georg Steindorff）曾是莱比锡大学的校长，也是遭受纳粹迫害者中最著名的埃及学家，他认为自己完全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并且终其一生都支持德国极端保守的价值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几年，施泰因多夫写了一本十分流行、颇具影响力的历史书《法老王国的全盛时期》（Die Blütezeit des Pharaonenreichs），在这本书中他满怀钦佩地将古埃及描述为强大的帝国。在那之前十年，现代埃及学的创立者，也是施泰因多夫在柏林的教授阿道夫·埃尔曼（Adolph Erman）提出古埃及人“从未体验过大型国家战争带来的令人鼓舞的影响”的论断。尽管二者表述不同，但他们那执着于视建立帝国为精神动力的虚幻念头却是相同的，且均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不过，同埃尔曼一起编写古埃及语标准词典的沃尔特·格拉波（Walter Grapow）却和其他几位学者一样，是狂热的纳粹支持者，格拉波认为伟大的历史是由强大的个人缔造出来的，并且认为古埃及语中的“王国”、“血”和“土地”等词完全可以与当时德语中的这几个词对应起来。在下一代学者中，这些想法被进一步拓展，法老拥有神性的概念也被包含在其中，他们认为“血与土”这样的原则在这个古老的民族身上也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实际上直至今日，像其他许多同样未经证实的猜想一样，很多专家仍然断言古埃及王国是在鲜血与战斗中诞生的，且会将在位的法老视为神明。

20世纪60年代我刚到埃及时，遇到了许多友善的学者，并和他们一起工作。他们是所谓的柏林学派建立者的学生，正是他们用漫长而慷慨的对话将我引入了古埃及及其现代学术研究当中。许多如今已然退休的教授接受过这一代人的教育，实际上，当代埃及学主要是由这一复杂传统的直接继承者打造的。一些大学现在使用的教科书也是由曾经热情地欢迎希特勒上台，或者后来因在20世纪30年代的不光彩活动而被禁止在战后的德国从事教学工作的那些埃及学家编写的。

这些作品之所以被广泛使用似乎是因为人们相信埃及学从根本上来讲是一门科学，因此居于一切俗世的政治之上，我们对法老文化及其历史的了解也是一个不断揭示真相的过程，每一代的学者都毫无疑问地站在先辈们的肩膀上。

然而，埃及学却并非科学，当然也不是书写历史的学问。科学家所探查的，是被精确定义的宇宙秩序的某些方面。大部分埃及学家会把时间花在搜寻和整理各种各样复杂的人类活动中随机产生的文物上。历史并不存在普遍的叙事——尽管19世纪时曾有不少西方人相信这一点——也不存在能用来科学分析埃及学研究产物的，与种族、贪婪、权力或不断增长的人类智慧有关的世界秩序，同样不存在一条线索或一个突破，能拼完一张可以涵盖并解释一个长达一百五十代人的古老文化的拼图。但时至今日，许多有关古埃及历史的学术作品仍然是基于一百多年前的猜想和理念写成的，那时埃及学乃至历史学本身都是被当作一门科学看待的。当然，同样不足采信的想象中的历史也成为如今的小说、电影和流行文化中的“古埃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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