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我军在淮海战役中击溃杜聿明率领的徐州剿总主力部队,生擒了包括杜聿明和文强在内的“两条大鱼”。
相比于老蒋的嫡系爱将杜聿明而言,文强的名气并不是太大,但他却因为自己特殊的身份,成功吸引了我党高层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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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文强出生在湖南长沙,是文天祥的23代世孙。伟人的母亲文七妹是他的姑母,为此他和伟人属于姑舅表兄弟。
由于文强和伟人的二弟年龄相仿,所以二人自幼感情就非常深。初中毕业之后,他们曾一起乘船前往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而出生于官宦家庭的文强,依靠父亲的关系,早在17岁时就曾见过孙中山先生。同年,他加入共青团,一年后抵达广州时,又在周总理的介绍下进入农运讲习所,并转为党员。
1925年,在我党早期重要成员夏曦的介绍下进入黄埔军校,期间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总理成为了他的老师。隔年,20岁的文强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
冲冠一怒,犯下大错
起义失败之后,文强跟随起义部队南下并转战至四川,23岁时进入四川省委工作,历任红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手握23个县的军政大权。
期间,文强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我党同志的积极营救下成功获救。但却遭遇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当时王明在苏区大搞“左倾机会主义”,文强遭受到了严重排挤。
兵败被俘,拒写“悔过书”
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我军在击溃杜聿明率领的王牌军之后,俘虏了包括杜聿明、文强在内的多名高官。
1950年春,位于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外的“功德林”,迎来了一位身份十分特殊的战犯,他就是伟人的表弟、周总理的学生、朱老总的下属、林帅的上级文强。
有关方面鉴于文强“抵制改造”的恶劣态度,以及坚决不写“悔过书”的狂傲行为,只能将他留在“功德林”内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直到他自己意识到错误为止。
即使文强是伟人的表弟,并且和我党高层领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身为一个战犯,他根本没有资格谈论关系和条件。故此,才会成为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
文强得到特赦之后,被分配至文史资料研究会工作,并于1983年当选为政协委员,为促进两岸沟通和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属于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