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奏疏“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以出口丝绸和瓷器换取朝廷急需的白银，解决国库空虚问题。明穆宗登基不到一个月，“准贩东、西二洋”，指定“发舶地”为福建漳州府所辖的月港，史称“隆庆开关”。月港由此成为当时中国对外开放对接全球化经济的窗口。《明实录》记载：“闽人通番，皆自月港出。”

中国对接早期全球化的窗口

随着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的殖民扩张，明朝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月港一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地、连接海丝之路的主动脉，成为中国海丝之路的重要源头和中国对接早期全球化的窗口。这些殖民者在很长时间内垄断了从欧洲到印尼巴达维亚，中国澳门、福建、台湾，日本长崎和菲律宾马尼拉的欧亚海丝航路。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主导了从马尼拉向中国东南沿海扩张的贸易航线，再经由“马尼拉大帆船”掌控了连接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太平洋丝绸之路”。

小小的月港及其外围锚地厦门湾由此成为明朝官方与民间海上力量与日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海洋势力相互较量的重要舞台。后来居上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印尼巴达维亚为大本营，控制了从巴达维亚到澳门、福建东南沿海以及台湾热兰遮城，东至长崎和马尼拉的欧亚海丝贸易航线。在此期间，郑芝龙以及之后由郑成功继承发展壮大的郑氏海商集团雄踞海上，建立了繁盛的远洋海上贸易网，并在与“海上马车夫”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博弈中胜出，成为17世纪全球市场中最活跃的海商力量之一。

与此同时，1571年攻占马尼拉开始对菲律宾殖民统治的西班牙人觊觎中国的富饶物产，开辟了一条以中国为源头经由马尼拉直达墨西哥的贸易航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和发展，是当时最有活力的环球贸易航路之一。明万历二年（1574），两艘“马尼拉大帆船”满载中国丝绸、棉布、瓷器等货物驶向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根据涂志伟和苏冬梅的考证，随着欧洲人开辟新航路，由月港出发的中国商船，与东南亚、南亚和东北亚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同时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商人直接进行广泛交易。中国的丝绸、瓷器、茶、糖等大宗商品由此获得了更加广阔的海外市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和海洋经济得到空前发展。

中国瓷器声名大噪

风从海丝来，海丝之路将以中国瓷器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传入欧洲，证明了中国物质文化的灿烂和思想文化的先进，诠释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在月港海丝贸易的巨大交易量刺激下，景德镇瓷器源源不断地被运到月港，同时漳州平和南胜窑、华安东溪窑生产的瓷器异军突起，葡萄牙和荷兰对中国瓷器的争夺使得“克拉克瓷”声名大噪，伴随海丝贸易的兴盛走向了欧洲。作为月港的外港，厦门在明末清初海丝贸易中占据独特地位，这一时期的厦门与荷兰的贸易往来正是以郑氏海商集团为纽带，以月港为源头，以热兰遮城为中转站展开的。据沈定平统计，巴达维亚向欧洲转运的中国商品主要是茶叶和瓷器。从明代后期开始，经荷兰东印度公司转运的中国瓷器开始在欧洲畅销，到清初达到高峰。如1610年运往荷兰的瓷器仅9000余件，1614年上升到6.9万余件，1639年达到36.6万件，而到清初每年从巴达维亚运往欧洲的瓷器竟达300万件之多。

另据涂志伟的考据，台湾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瓷器贸易的主要中转地，他们从月港等地收购了大量瓷器，由闽南海商运到台湾，然后一部分运到马来半岛以外的各个荷兰商馆，另一部分运到巴达维亚。运到巴达维亚的瓷器再次分流，一部分运到荷兰，通过阿姆斯特丹、米德尔堡销售到欧洲各地。1655—1657年间出访中国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在从广州前往北京途中，随团画家纽霍夫记录的旅行见闻1665年以《荷使初访中国记》为名在荷兰出版，其中最负盛名的图像就是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1757年至1763年，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在伦敦皇家植物园邱园建造了一座九层八角、高约50米的中式瓷塔，就是参考纽霍夫描绘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设计的。

“中国风”成为洛可可的最佳混搭

1698年11月初，于1687年抵达中国的康熙的家庭教师、法国人白晋率领奉康熙之命招募来的法国人巴多明、马若瑟等人乘坐法国“昂菲特利特号”帆船抵达广州。1700年1月26日，“昂菲特利特号”从广州返航，8月3日抵达法国路易港后，船上满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中国商品很快销售一空，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一步激起了法国对中国文化的狂热。在此之前，中国瓷器已经在法国掀起了旋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70年在凡尔赛宫西北处修建了由青白瓷砖装饰的特里亚农瓷宫，就是夹杂了“中国风”和法国人对于中国建筑艺术想象的产物，成为中国瓷器西传的巅峰。

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在法国“中国风”热潮中诞生的洛可可风格明显受益于中国青花瓷、漆器等物产为代表的艺术风格。德国汉学家利奇温1925年推出的专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揭示了18世纪前后中国文化传入欧洲及对欧洲的影响经历了从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接触的演变，而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深层结构接触表现在艺术、习俗、思想道德等精神文化层面的交融。利奇温对于中国物质文化尤其是瓷器输入法国与法国兴起的“中国热”有如下评价：“本世纪第一个元旦在法国宫廷举行中国式的庆祝活动，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洛可可就在门口拥抱中国。”瓷器具有轻盈细腻的色彩渐变，成为洛可可艺术的典型材料。在这种微妙的感觉中，隐藏着洛可可风格与中国古代文化相近的秘密。与其说是文字赋予了洛可可对中国的概念，不如说在脆弱的瓷器的精致色彩中，在中国丝绸的微光中升华，在欧洲那个优雅的18世纪社会的头脑中，他们自己的乐观主义已经梦想过幸福生活的愿景。由此可见，洛可可文化的发源地法国对多姿多彩的中国瓷器情有独钟。

推进海丝之路区域国别学研究

大航海时代的中国海丝之路，对处于早期全球化时期的国家产生了深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当时世界上四分之一的白银通过贸易途径流入中国，表明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中国经济扮演了重要角色。明代白银货币化进程萌发了中国早期的市场经济，促使中国走向近代化。中国在明末清初成为早期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文化科技进入首次大规模实质性接触和交往的新时期，揭启了中西两大文明之间的第一次直接相遇与平等对话。

世界文明体系在多元文明互动中形成，中华文明在与外部世界多元文明互动中发展进步，海丝历史文化研究也需要融合到世界文明体系中做整合考察。月港海丝之路研究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性贡献和意义，其可以作为人类文明共同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及“一带一路”国际交流合作的品牌标志。就高校的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及其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建设的能力而言，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有利于充分认识其历史文化意义及当代价值，找准海丝之路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国和地区，推进以海丝之路历史文化为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研究。

（作者系集美大学海丝沿线国家国别研究院教授；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