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贤于尧舜”一语出自《孟子·公孙丑上》，是孟子引述孔子弟子宰我的一句话。同时，孟子还引述了孔子另两位弟子的话，即子贡讲的“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和有若说的“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对此，孟子认为三人之智足以知圣人，因此他们虽是孔子弟子，却并非在阿谀奉承孔子。不过，孟子没有明确孔子何以贤于尧舜，故而后世学者对此有许多不同诠释。
东汉赵岐认为，孔子贤于尧舜，因为孔子只是圣人，不像尧舜那样既是圣人又是君王，却能够“制作素王之道”，因而如果孔子也有尧舜君王的地位，自然比其“贤之远矣”。不过，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孔子之圣要比尧舜之圣高，所以赵岐认为宰我等人对孔子的称誉，“其言大过”。题为北宋孙奭疏的作者则从难易和事功两个角度对赵岐的说法做了进一步发挥和展开，指出“夫子贤于尧舜”的意思不是指“圣”有所不同，而是从难易来讲，尧舜是有位之圣人，故其行道容易；孔子则是无位之圣人，故其行道较难。从事功来说，尧舜治理天下，只是见效于当时，属于一时之功；孔子著述“五经”，则是载道于万世，属于万世之功，因而说孔子贤于尧舜。与此同时，二程、朱熹等宋代理学家也大多从“事功”角度加以说明，如朱熹继承程颐的说法，指出“夫子贤于尧舜”不是说孔子之圣高于尧舜之圣，他们作为圣人都是一样的，但圣人之事功却不同。孔子将尧舜之道记载于经书之中，以垂教万世，故“尧舜之道，非得孔子，则后世亦何所据哉”。总之，“语圣则不异，事功则有异”可以说是宋儒的一种流行观点，如朱熹的弟子辅广等人亦主张此说，辅广还明确说明语圣不异的具体含义是就德而言。
但与程颐、朱熹等人的说法有所不同的是王安石的观点。王安石虽然也认为孔子贤于尧舜不是其弟子的溢美之词，但他对孔子的“贤”的认识却不同于程朱。王安石在其《夫子贤于尧舜》一文中首先指出，所谓“圣”的含义，指的是“至乎道德之妙而后世莫之增焉者之称”。可见，同作为圣人，孔子之圣与尧舜之圣没有什么不同。其次，他强调，宰我之所以说孔子贤于尧舜，是“言其时而已”。也就是说，对孔子之“贤”的理解要从“时”的角度来看。具体来说，王安石指出，儒家之道发端于伏羲，成之于尧、舜，到了禹、汤、文、武又加以光大，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等人又相继继承了往圣之道。然而，虽然伏羲首先发现了“道”，但其法未成，直到尧而后成；尧虽然能制成圣人之法，却不如孔子之完备。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伏羲、尧、舜等人做不到，而是因为圣人并非追求有为于天下，圣人是要“待天下之变至焉”，然后再因其变而制定法则、准则。这就是说，从伏羲直到孔子，圣人之法才逐渐完备起来，不是因为圣人之知不够、圣人之能不行，而是由于所处之时不同。时不同，天下之变化也就不同，圣人则因变而制法。到了孔子之时，时变已备，故圣人之法亦自是而后大备。因此，宰我说“夫子贤于尧舜”，不是指孔子之圣高于、优于尧舜，而是指孔子能因时备变，集往圣之事而制成万世之法，这就是孔子的“贤”。可见，在王安石看来，孔子的“贤”主要不在于载道，从而将尧舜之道传于后世，而在于能因时变化，使圣人之法得以完备。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王安石“通其变，使民不倦”和“因时救世”的政治理想与变法改革思想。
同样，“因时救世”观念也可以在王安石对孟子“三圣”说的诠释中看到。孟子在《万章下》中一方面认为伯夷、伊尹、柳下惠也是圣人，另一方面又指出三人之圣与孔子之圣不同，认为伯夷是圣之清，伊尹是圣之任，柳下惠是圣之和，孔子则是圣之时。对此，宋儒张载认为清、任、和只是性之一端，三人只“于一节上成圣”。后来朱熹也认为伯夷三人因为在知上有偏、知有未尽，故分别只在清、任、和上成圣，而不能像孔子那样兼清、任、和而时出之。王安石却不这么理解，他认为孟子所说的清、任、和、时，意思不是指圣人有高下、优劣等层次之分，因为“圣”的含义是指道德之极至，如果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圣只是清、任、和，各只在“一节”上成圣，那么三人也就不能称为圣人了，所以孟子之言需要另作他解。王安石认为，孟子所谓清、任、和、时，都是为了拯救时弊，即“因时之偏而救之”。具体来说，伊尹为救天下之弊而以天下为己任，并以道觉民，但后世之人却不知伊尹之心，只看到表面，“由是多进而寡退，苟得而害义”。于是伯夷出而用“清”来纠正伊尹之“任”带来的弊端，但后世之人不能求伯夷之心，“由是多退而寡进，过廉而复刻”。于是柳下惠又出而矫之以“和”，但是后世之人还是不能明柳下惠之心，“由是多污而寡洁，恶异而尚同”。到了孔子之时，三子之弊是“各极于天下”，于是孔子又以“时”来进行纠正。如此一来，圣人之道大具，无一偏之弊。可见，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相继而出、相为始终，都是因时以救弊，这即是王安石所说的：“圣人之所以能大过人者，盖能以身救弊于天下。”如果都想“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又怎么称得上是圣人呢？因此，王安石指出，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如果也处于孔子之时，“则皆足以为孔子”。至于孟子所说的“伯夷隘，柳下惠不恭”，王安石强调，那也是因为“时”不同了，所以看法和认识也就有所不同，这就像夏之道，殷人以为野，而殷之道，周人以为鬼一样。
虽然王安石对“夫子贤于尧舜”以及三子之圣的解释在思想史上不是一种主流观点，对后世影响也不大，但并没有被后来的学者忘记。清初黄宗羲就继承了王安石“因时救世”的观点并加以发挥。他指出，孟子列举伯夷、伊尹、柳下惠，并将其与孔子对比，并不是“泛泛定人品之优劣”。也就是说，孟子不认为圣人有高下优劣之分，而是意在说明自古以来就有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代表的这几种学问。这些学问都是为了拯救时弊，即“伯夷出而救顽糯，伊尹出而救独善自为，柳下惠出而救刻薄，不得不然。孔子则如化工，其救在万世，不可以一节名之”。后来唯独孔子的学问成为万世之准则而不可移易，是因为学伯夷之学容易流为避世之士，学伊尹之学容易流为功名之士，学柳下惠之学则容易成为乡愿。总之，在黄宗羲看来，四人各有至处，都是参赞化育之人，只是时不同，而各出以救世。
（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