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6日下午,2024夏文化论坛“分论坛二:夏文化研究新进展”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举行,
分论坛二的上半场由首都师范大学袁广阔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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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立东教授作了题为《徐旭生“夏墟”调查的学术背景》的报告。报告中对徐旭生先生早年调查夏墟前的学术背景进行了梳理。1959年夏墟调查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他早年学习哲学,后在1932年加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开始从事考古工作,在1939年至1941年写成《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0年认为洛阳、登封是探索夏文化的重点地区。后随着登封玉村、洛阳东干沟等地点文化遗存的发现,有关“二里头文化”的讨论随之展开,主要有“夏代”“商代”两种观点。徐旭生在夏墟调查报告中认为二里头遗址的遗物与洛达庙、东干沟的遗物相似,为商早期。所以推测如果当时徐老采纳“夏代说”,而把二里头遗址指认为夏都,那么夏文化探索的春天就会提前20年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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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继印教授作了题为《新郑高新庄遗址龙山至二里头时期遗存》的报告。高辛庄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东南梨河镇高辛庄东双洎河的西岸,遗迹面积约8万平方米,早期遗存主要分布于遗址西北部,面积约1万平方米。为了探索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关系,2022年至2023年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有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等5个时期的遗存。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遗存的面貌与郑州大河存在遗址第四期和第五期比较接近。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有较多的造律台文化因素,年代大致相当于柘城山台寺龙山晚期文化的晚期早段。新砦文化遗存与新砦遗址第二期文化面貌最为接近,约相当于新砦遗址第二期晚段。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第一至第三期,其第一期的年代不晚于二里头一期早段。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对研究早期夏文化的来源、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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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豪馆员作了题为《近年来方城八里桥遗址考古工作成果》的报告。八里桥遗址地处南阳盆地东北部,扼守中原地区经南阳盆地进入江汉平原的重要通道。2022年,八里桥遗址纳入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开展八里桥遗址考古工作。目前勘探表明遗址内部以沟类遗迹为界,将遗址分成若干网格,存在明显的功能区划。遗址发现有环壕、大型建筑基址、墙垣、窖穴、祭祀坑等遗迹;出土有陶器、石器、玉器和绿松石嵌片等遗物。还出土有与冶铸铜器相关的遗物,表明遗址可能存在冶铸铜行为。八里桥遗址是豫南地区最大的二里头文化核心聚落,对研究夏文化对南土的控制、夏时期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资源流通等课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多网格布局的发现填补了夏代中小型城邑内部规划布局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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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李世豪作了题为《二里头文化早期洛阳盆地的北向交通》的报告。洛阳盆地与晋南地区青铜时代交流互动的相关研究颇丰,但就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从洛阳盆地进入晋南地区的具体路径而言仍存在争议,近年来新发掘的沁水八里坪遗址和平陆良庄遗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关键线索。基于相关遗址的分布与考古发现,模拟了洛阳盆地与晋南地区交流的两条路径,并根据历史卫星影像对相关地貌、河流进行修正,进而对模拟路径进行验证,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期可能经由晋城与三门峡两条路径至晋南地区,并控制了晋南与晋东南部分地区,这两条通道同样也为洛阳盆地带来了晋南地区的盐、铜等资源以及更北方的文化因素。而二里头文化对垣曲盆地通道的使用则晚于晋城与三门峡路径,其启用应与中条山铜矿资源的大规模开采以及二里头文化人群的扩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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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慢迪助理馆员作了题为《二里头早期晋南地区和河洛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研究》的报告。晋南地区和洛阳地区地域相邻,同处于中原文明的核心区,一直存在文化上的交流与互动,二里头时期早期从“万邦林立”到广域王权的社会转型阶段,两地区的文化通过不同的方式互相渗透、融合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文化面貌。依据考古发现尤其是近年新发现材料,运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聚落考古等方法,对两区域该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文化互动态势和交流与互动的方式、路径和背后的成因等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对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和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确立模式,特别是对夏文化的研究能有所裨益。
分论坛二的下半场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文胜研究员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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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袁广阔教授作了题《二里头文化研究新进展》的报告。主要从陶器、文字符号、宗教信仰等方面对二里头文化新进展进行分析。二里头文化大中型墓葬中出土的陶塑、雕刻、绿松石或金属粘嵌等发现了大量的龙纹与文献中的禹为蛇形龙之说、夏后乘龙等记载相对应,表明夏人认为龙是自己的图腾。二里头文化同时期的河北和海岱地区分布着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前,三种考古学文化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从二里头文化四期开始,下七垣文化南下,岳石文化西进,至四期晚段,这两种文化陶器组合大量出现在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区,大量大型宫殿遗址被废弃,这一变化应是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代表的对立政权入侵二里头都城。二里头文化遗存中丰富的陶器组合,为我们管见夏人的社会生活提供诸多线索,这些折射出夏代文明之光,同时也列陈着中华文明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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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贺俊副教授作了题为《早期夏文化探索的回顾与思考》的报告。早期夏文化是夏文化探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辨识早期夏文化所对应的物质遗存始终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但一直存在较大分歧。深入探讨早期夏文化,要对是否存在早期夏文化、如何界定早期夏文化等问题作进一步讨论。从中原腹地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社会发展演变的视角进行宏观考察,推测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至于何种遗存为早期夏文化,则因对早期夏文化定义的不同理解而有多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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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飞助理研究员作了题为《资源、社会与仪式:夏商都邑占卜活动新识》的报告。通过对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三处夏商都邑占卜活动用材、方式与空间的重新研究,揭示了占卜作为一项仪式活动,与早期国家资源系统、社会变迁之间的紧密联系。夏商都邑占卜用材的选择深受王国资源获取能力的影响,并且也是彼时生态系统限制的结果;占卜方式在同一政治属性的王国都邑中具有演变历程上的同步性与操作程序上的同质性,但却在夏商两政体间形成了显著差异;占卜地点空间分布则显示夏商都邑内的占卜功能或目的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均显示出强烈的经济导向性,与手工业生产的运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夏商都邑内的占卜活动是资源获取能力与社会变革形势共同制约、相互影响的结果,是窥探早期国家社会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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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要港助理馆员作了题为《二里头遗址5号基址建筑形态及性质探析》的报告。认为二里头遗址5号基址的建筑形态并非多进院落,而是建在夯土基址上内部经设计规划的一组平行连间排房。在对建筑内部结构、空间布局等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文献中有关府库的记载及相关考古发现,认为5号基址的性质应是中国目前所发现年代最早的由王室直接管控的大型府库类建筑遗存,是中国府库建筑营建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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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谷雨萱助理馆员作了题为《技术与人群:二里头遗址陶器的制作技术、成分分析及其反映的人群互动》的报告。研究聚焦于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通过“技术身份”理论与成分科技分析,探索制陶技术所反映的人群互动情况。基于文化因素分析法,结合制陶模拟实验、陶器民族考古学和便携式XRF仪器等科技考古方法,研究从“技术身份”角度,区分不同文化群体的技术流派与传承,并对陶器化学元素成分进行无损检测,以识别其产地和流通模式。研究结果包括:二里头遗址内部存在不同技术流派,具有岳石文化风格和下七垣文化风格陶器的制作技术与二里头遗址典型技术存在差异;揭示了二里头礼仪性陶器、夹砂陶、泥质陶配方的历时性变化;通过分析具有特殊制法和外来因素的陶器,认为这些陶器可能是外来陶工使用了本地陶器配方制作而成。研究揭示了二里头遗址陶器生产与交流的复杂性,为深入理解该遗址的人群互动提供了新视角。
转载自河南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