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袜子皮皮》80岁了，可皮皮还是那个9岁的女孩—

《长袜子皮皮》

《长袜子皮皮》80岁了。

这句话有些奇幻而让人迷惑。类似的感觉在长袜子皮皮三部曲的尾声就出现过。那时，不想变成大人的皮皮领着好伙伴托米、阿妮卡吞下神奇的“药丸”，相信这样便永不会长大。皮皮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想到一个场景，很多、很多年后，一位大妈打这儿走过，见三个孩子在园子里玩耍，便对托米说，你多大啦，小朋友? 托米回答 : 53岁，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这正是我们今日之所见: 《长袜子皮皮》80岁了，可皮皮看上去还是那个9岁的女孩，一脸雀斑，两根胡萝卜色辫子高高翘起。

瑞典文版《长袜子皮皮》封面

1945年，《长袜子皮皮》出版。肩上蹲着一只尾巴长长的小猴，皮皮从海船上走下，独自定居于一座宁静又刻板的瑞典小城镇。这女孩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甚至敢讥讽成年人。她更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倒立、倒走，上房，等等。若不是对寒暑假好奇，她压根不想上学去。但她力大无比、十分善良。尽管如此，她的不合规范和无人管教引发了小城镇里大人们的一片恐慌。

纪念《长袜子皮皮》出版八十周年之际，有必要回望皮皮从世外闯入社会的那个时代。

我们时代的超人

那时的阿斯特丽德 ·林德格伦(Astrid Lindgren，1907-2002)还不是作家，而是一位母亲、妻子和速记员。在后来称为《战争日记》的个人笔记里，她密集地记录着国际战事变化和对希特勒的愤恨。有一天她沉痛地写道: 二次大战成为事实了。

1942年秋，美国弗莱舍工作室摄制的动画短片在斯德哥尔摩上映，片名叫“钢铁人, 我们时代的英雄” ( Stålmannen, vår tids hjälte)。这是第一部动画版《超人》。“Stålmannen”这一瑞典语，字面意思“钢铁人”，出自漫画原作副题， “The Man of Steel”。

1945年，林德格伦给伯尔尼出版社寄去《长袜子皮皮》原初书稿，附带一封信，信中称皮皮是“一个超人的化身，具有儿童的外貌，生活在一个普通环境中。凭借超自然的体力和其他一些特殊条件，她完全不依赖任何成年人而随心所欲地生活。” 这里的“超人”一词，林德格伦用了德语“Übermensch ”，透露出尼采哲学的影响。而在另一场合，她称皮皮是“Stålmannen”，足见超人克拉克·肯特直观地刺激了她的神经。世界处于疯狂的二战时期，不难想象，人们愿意幻想，拯救世界的超人会出现在自己的身边。长袜子皮皮也有些超能力，她总是孩子和弱者的保护者。

做个孩子实在太难

爱伦·凯是瑞典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和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她提倡“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主张尊重儿童的自由成长和个性发展。在1900年推出的《儿童的世纪》对整个世界影响深远，她提出教育应围绕儿童的需求和幸福展开，期待20世纪能推行教育改革，成为儿童的世纪。

《长袜子皮皮》插图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主张儿童独立价值的新理论在瑞典传播，体罚成为争论焦点。弗洛伊德学派自由教育家亚历山大·尼尔的《问题儿童》及《问题父母》在瑞典出版，推动了相关讨论。“父母教育”成为流行语，孩子被视为国家的未来、必须受保护的“再生力量”。一些人开始思考，如果成年人不能放弃以暴力对待孩子，不能给孩子以尊重，又如何促进和平？尽管出现了这样的呼声，对大多数儿童来说，生活的现实是，在饭桌上，他们不可说话。不能顶撞大人。体罚在学校和家庭还是寻常事。

林德格伦1939年12月参与《每日新闻》的讨论，强调 “做孩子实在不容易”。她说：“我可以凭长期且痛苦的经验作证……做孩子……意味着你必须按大人的时间安排睡觉、起床、穿衣、吃饭、刷牙、擤鼻子……还意味着你必须平静地听取每个大人对你的外貌、健康状况、衣着以及未来前景做出的最私人的评头论足。”

她甚至设想出孩子以大人之道还治大人之身的爆笑场景:

一个当爸爸的说：看看人家托斯滕！从没有警告记录，你继续努力吧，要做得跟他一样好！

孩子这么回嘴：看看人家托斯滕的爸爸！收入是你的两倍，继续努力吧，要做得跟他一样好！

林德格伦的假设显然严重超越了当时成人和儿童间语言和行动的规范。

《长袜子皮皮》的第一代读者正出生于30年代后半期。错误的规则改变起来谈何容易。事实上，在瑞典，直到1958年才禁止教师体罚学生。全社会禁止体罚儿童，更迟至1979年。

孩子们的情绪安全阀

1945年秋，林德格伦将伯尔尼退回的《长袜子皮皮》原初书稿进行大幅修订，删改了不少过于挑衅的或无厘头的内容，删除了不少打油诗，补充了新内容，而后投给拉本与舍格伦出版社举办的童书大赛。评委会排除了一些异议，颁给《长袜子皮皮》一等奖，因为它的“原创性、紧张感和彻底令人放松的幽默”。

林德格伦阅读《长袜子皮皮》

《长袜子皮皮》得到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儿童文学评论家伊娃·冯·茨威格贝里克与格蕾塔·博林的赞扬，这是重大的支持。比如，茨威格贝里克11月在《每日新闻》撰文称，长期以来瑞典一直缺乏真正有趣的童书，“人们通常需要越过北海，从英国进口点幽默来给孩子们看”，然而，“皮皮……一边看着周围整洁的孩子们，一边做着最离奇古怪的事——这些事正是每一个受压抑的孩子梦寐以求的……这一切……以一种五彩缤纷的语言表现出来……《长袜子皮皮》承担着重要的任务——成为普通孩子在这自由十分有限的世界中的情绪安全阀。”

在好评如潮中，第二年2月，《长袜子皮皮》借助广播朗读进入瑞典的千家万户; 3月，更登上儿童剧场。

然而，这一年8月，心理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约翰·兰德奎斯特慕名购读《长袜子皮皮》，随即大为光火，投书《晚报》，批评皮皮的行为。比如，从火中救出孩子后，皮皮竟在火光中跳舞唱歌；比如皮皮吃毒蘑菇，简直拿死亡开玩笑；比如皮皮还把当时十分珍贵的白砂糖撒在地上……兰德奎斯特认为这些极其不妥的行为，只会在孩子心中留下烦躁的印象。

《长袜子皮皮》插画

皮皮之争在读者来信栏火热蔓延。林德格伦没出声，却推出《长袜子皮皮上船去》。争论促进了销售。1948年，《长袜子皮皮在南太平洋》问世。在三部曲最后这一本里，林德格伦表达了自己的立场。那时，皮皮将带着托米和阿妮卡去南太平洋。面对质疑，托米和阿妮卡的母亲赛特格伦太太说：“我怎么就不能这么做呢？……自我认识皮皮以来，她从未做过什么会伤害托米和阿妮卡的事。没人能比她对他们更温柔了。”人家说，“可她毕竟是长袜子皮皮啊！”“没错”，赛特格伦太太回答，“长袜子皮皮的举止兴许不总那么得体。可她有一颗善良的心”。

1965年，茨威格贝里克对长袜子皮皮做出更深入的阐释：

阿斯特丽德·林德格伦对儿童游戏和幻想世界的诠释，在无意识中与新兴自由教育的学说不谋而合。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幻想人物的书，她体现了儿童的梦想——想做什么的时候都能为所欲为：违抗禁令、感受到自身力量和能力、永远快乐。可以说，《长袜子皮皮》是儿童面对日常生活和权威压力时的安全阀，这也正是它在儿童中大获成功的秘密所在。

皮皮说着孩子的话

20世纪40年代, 不单儿童教育理念有了新动向，瑞典语也发生了变化，一些濒死语言彻底退出。复数动词形式、现在时虚拟式等从文本中消失。纸张配给和版面缩减也迫使报刊文章开始追求简洁。

芬兰瑞典语作家托芙·扬松几乎和林德格伦同时期登上儿童文学舞台，她的语言也很新。然而皮皮不单是新语言的实践者，还打破了当时的对话规则，比如直接用“你”来称呼老师，擅长按字面意思玩文字游戏，活脱是脑筋急转弯。更重要的是，其他童书里的角色还板着教育的面孔，说着合乎道德规范的语言时，皮皮滑稽又风趣，说的是孩子特有的、跳脱的话，从日常生活的活水里直接流出的话。

深厚文化中的一滴

尽管皮皮突然来到小城镇里，《长袜子皮皮》并不是从石头缝里突然蹦出来的。它折射着作家所继承的深厚文学传统。比如《圣经》《鲁滨逊漂流记》《探险家卡尔松》《爱丽丝梦游仙境》，比如英国无厘头文学，以《汤姆索亚历险记》为代表的“淘气包”文学传统等等。而丹麦作家卡琳·米哈伊利斯和瑞典作家伊斯特·诺德斯特罗姆的少女文学，在人物设定和主题上与长袜子皮皮更有诸多类似之处。

以诺德斯特罗姆为例，1891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生的她，儿时常因不守规范挨打。高中毕业后作为志愿记者，以“男孩”为笔名开始书写。她的挚友、女权运动家艾琳·瓦格纳帮她一起策划出乔装去农庄的行动。1914年春，受聘《瑞典日报》的诺德斯特罗姆去一家农庄卧底。入夏，发表连载报道《在南曼兰农庄当女仆》，这是瑞典第一份报纸调查报道。后来，她步履不停，在芬兰救助内战中的饥民；在拉普兰为萨米儿童当游牧教师；在南美骑着骡子、过安第斯山路；在日本察看地震灾区现场；在美国搭货车流浪; 还参加了堪察加探险。这些经历都记在一部部风靡一时的著述中。而她的有自传色彩的少女小说《一个小淘气》，讲述孤女安-玛瑞·林德洛夫的经历，1919年秋首版。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夏，她从南美返回瑞典时，带回了三只狨猴，那是喜欢站在主人肩头的宠物猴。

指出《长袜子皮皮》的传承，不是要抹杀林德格伦和《长袜子皮皮》的伟大，而是要提醒，伟大作家和作品透露着个人的天才和努力，也说明着，作家和作品是从深厚文化里渗出的。

瑞典二十克朗纸币上的皮皮和林德格伦

现实中的长袜子船长

皮皮的爸爸长袜子船长，遭遇海难后成了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国王。而皮皮的妈妈已在天上，通过一只小洞，默默看着女儿。现实中，有一个人被视作长袜子船长的原型之一。

这个叫卡尔·佩特松的瑞典水手，17岁便开始出海。1904年，他的船在新几内亚外海撞礁沉没。漂到塔巴尔群岛的他，被当地酋长或者说酋长的女儿看中，后当上新酋长。夫妻育有九个孩子。1922年，王后去世。掌控金矿和椰子生意的卡尔回瑞典寻求新王后。媒体盛赞他开朗而幽默。卡尔挑中40岁的杰茜·辛普森。杰茜在那个时代实属前卫，21岁结婚，1913年离开丈夫和孩子。几年后在首都做女管家。卡尔和杰茜成婚后回到海岛。杰茜的两个孩子则留在了瑞典。1935年杰茜病逝。而瑞典媒体曾报道佩特松举起一名英国水手，扔进朱槿花丛。这画面确实让人想起能举起一匹马的皮皮。林德格伦的妹妹曾表示，读到过有关佩特松的报道。

坦然面对命运的女性

上世纪四十乃至六七十年代的瑞典，母亲是女儿的第一个榜样。母亲的缺失，使皮皮毋需以母亲为模范而约束自己。她强有力，善思辨，从不细声细语，这都脱离女孩的性别刻板印象。然而，与其说林德格伦着力于塑造一个比男孩更强大的女孩，不如说她着力于塑造一个不受性别刻板印象束缚的、快乐自由的小孩——快乐和自由的人。

都说皮皮强大，皮皮其实也有无法消除的脆弱。

她常以“我并不完全孤单”给自己打气，但会流露对父亲的思念： “哎呀……我梦见我爸爸……来看看我有没有长鸡眼。”或者，“……没人给我写信。其他孩子都有信收。这么下去可不行。就算我没有外婆写信给我，我也没差到给自己写封信都不会。我现在就要写。”而结束海岛之行后，托米和阿妮卡回到父母身边。皮皮的家里只有皮皮一人，她坐在桌前，盯着面前一支微微闪烁的小蜡烛，阿妮卡透过窗户看见，觉得皮皮看起来孤单极了。

《长袜子皮皮》插画

提供金子的父亲，和上世纪四十年代漠视孩子的情感与游戏需求的许多父亲一样，养家却不在家。皮皮强大的表现下有深刻的孤独。不受约束的猴子和她的个性呼应，也是心理的陪伴。她的力量、任性和幽默成了直面现实伤痛的矛和盾。

拥有经济和行动自由的皮皮提示了坦然面对命运的姿态。父母的远离，满脸的雀斑，不曾让她彻底沉沦。而林德格伦，这个在家乡第一个敢于剪短发的少女，这个活到九十四岁高龄的儿童文学大师，一生遭受了多重磨难: 19岁，在难以堕胎的北欧未婚生子。遇到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斯托罗，1931年成婚。1944年夏，她37岁，丈夫坦白婚外情并要求离婚。婚姻还是持续了下去。1952年，她45岁，酗酒成瘾的丈夫突然去世。1986年，她79岁，儿子去世。林德格伦始终明白，人要靠自己，她用文字抚平孤独，滋养着内心那不肯长大的孩子。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一位杰出的插画师让皮皮逼真地走出了纸面。1916年生于丹麦的英格瑞德·尼曼，童年因一场事故使得一只眼睛失明。1935年入哥本哈根皇家艺术学院学习了一阵。两年后遇瑞典画家和诗人阿恩·尼曼，二人结婚生子，婚姻只维持了几年。她留在斯德哥尔摩画画。1945年借《长袜子皮皮》的插画成名。

插画家英格瑞德·尼曼

加上此前提及的爱伦·凯、爱琳·瓦格纳、伊斯特·诺德斯特罗姆以及敢于倡导新思想的儿童文学评论家茨威格贝里克，可以说，皮皮这个一往无前的女孩身上叠映着一群从上世纪初开始，直到四十年代，一群英勇而智慧的北欧女性先驱的影像。

强大与善良

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会更痛彻地呼唤将强大的力量用在善良的行动中。

长袜子皮皮只在对方挑衅和遇到危险时才会行动，如小偷要抢金子之类，并且只是把对手抬开。林德格伦曾说，“我希望我的童话（《米欧，我的米欧》）至少能在某个小孩心中种下对这世上最可怕的类型——邪恶的权力型人物的终生厌恶之情。权力型人物，没错，长袜子皮皮也是权力型人物，但她是骑士卡托完全的对立面。她是行善的……如果我对皮皮这个角色曾抱有任何特别用意，除了让我的小读者开心以外，那就是——告诉他们，人可以拥有权力却不滥用权力，因为在人生的所有本领中，这或许是最难的一项。”

现实与希望

长袜子皮皮的故事诞生于儿童深感不安的二战时期。生活中实行着配给制，而罕见的寒冬里，供暖也无以保证。皮皮的故事里出现了汽车、影院等，却未明确说明故事的年代，更没有战争的影子。食物也充足，不然皮皮纵有金子，也做不到拿鸡蛋涂头发，把牛奶灌进耳朵，吃上十四块姜饼，甚至把姜饼喂给了马。

无独有偶，艾尔莎·贝斯蔻也曾因外头充满灾难，家里食物短缺，更感到描绘田园诗般的美好日子的必要。所不同的是，贝斯蔻的故事里，成人主导着严谨的秩序；而皮皮的故事里充满滑稽和混乱，以皮皮和孩子们为中心，遵从孩子的规则。林德格伦说过，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自由和安全感。当然，处于社会之外，作为托米和阿妮卡的鲜明对比、做出各种挑战言行的皮皮，她的挑战有金钱和超能力加持。

《长袜子皮皮》在今天

弹指一挥间，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皮皮的小伙伴承受的束缚多已不在。现在读来，皮皮的行为便少了些叛逆感。自由和尊重是孩子的权利，这一点已成共识。除了金子和超能力，孩子们似已拥有皮皮所有的一切，并且还有皮皮所没有的，那就是慈爱的父母和温馨的家。

然而，果真如此吗? 对八十年前的束缚难以想象的我们，也会忽视今日孩童受到的新束缚。比如来自成人的过高期望和由此带来的过度竞争；孩子缺少时间如厕的报道时有所见；能看到个别教室里双手整齐划一地摆在身后的孩子。规范是社会运行所必备的，然而有些规范只有打破才能带来社会进步和人类的新可能。如何区分有益的和禁锢的规范，有一个标准或可参考，那便是林德格伦重视的快乐——皮皮那种以善良、自立和助人为基础的快乐。

《长袜子皮皮》插图

平心而论，皮皮形象有些脸谱化，《长袜子皮皮》系列的故事结构比较雷同，一些情节有些牵强，缺乏林德格伦创作成熟期的精巧和深刻。但皮皮的故事极富张力、节奏感和喜剧性。世外走来的皮皮更以她的逻辑折射出世间之人很少质疑的逻辑与价值观。一反此前儿童读物中主导的整洁而顺从的孩子形象，也摆脱了男孩女孩的性别刻板印象。林德格伦并非拘泥于皮皮的性别，要将她塑造为一个男孩，或是比男孩更厉害的女孩，而是把皮皮塑造为一个自在、善良更快乐的孩子，一个自在、善良更快乐的人。所以，《长袜子皮皮》是儿童文学的里程碑，也堪称儿童、女性和人类解放的里程碑。

早在《长袜子皮皮》出版的当年，瑞典《晚报》就有一则书评，直言皮皮这样的孩子根本不存在，但她让人感到无比真实而生动，每一个家教良好而十分规矩的孩子，心中或多或少都藏着一个长袜子皮皮。

阅读《长袜子皮皮》的孩子恐怕大多心知肚明，自己不能也不愿真地成为皮皮。比如，不愿没有父母，也不能不去上学。皮皮所做的只是展示一种挑战和游戏。这个反传统的、有强烈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的孩子体现了童年的自由实验。她生活在成人社会边缘，林德格伦通过皮皮展示了童年理想状态的可能性，是对于如何让孩子更自主、更真实、更快乐的探索。这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推进的实验。

同时，《长袜子皮皮》依然有现实意义，其实是件悲哀之事。它出版时的战争背景在当下的世界里仍然存在，很多人担心在长时间焦虑后，不得不带着林德格伦有过的压抑，在日志中记下战争又一次成为事实。在这风云变幻的地球上，自在的嬉戏对一些孩子来说，仍是无法实现的梦。甚至有无数本来内心藏着一个长袜子皮皮的成人，在努力学习，如何放松、如何快乐、如何深呼吸——-那本该是与生俱来的能力。

《长袜子皮皮》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