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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与真实——李洱长篇小说论
李 硕
文学虚构是文学创作中允许存在的“特权”，创作者可以运用想象虚构出符合社会学逻辑和人物设定的故事情节。虚构和真实的交织深刻影响了文学创作的各个环节，甚至左右着作品所能达到的最终效果。文学界一直对文学的虚构与真实问题抱有持续的关注，不同时代的作家、评论家、哲学家对虚构与真实的思考和实验探索也从未停止过。
作家李洱以才学入文学，凭借作品的先锋性闻名，他的《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三部长篇小说均享有盛名。
《花腔》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探索成果的一次有力尝试，被评论家称为“先锋文学的正果”;《石榴树上结樱桃》在德国引发了广泛评论，成为德国人民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窗口;《应物兄》是李洱先锋文学的集大成之作，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收获了国内评论界的诸多好评。
作为先锋文学的继承者，李洱对文学问题的探索和实验具有高度热情，他在自己的三部长篇小说中借助不同的叙事与话题，展现了对虚构与真实的文学思考。本文尝试讨论李洱如何在创作中完成虚构与真实的有机融合，以及他选择虚构进入创作的原因;在虚构的基础上，他如何通过多途径再次塑造真实，为何坚持在小说中保留真实;作品最终是否实现了虚构与真实在文学中的有效实践等问题。
一、虚构叙事的写作可能
文学从开始创作即伴随着想象的发生。《文心雕龙》关于文学的论述中提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1]其中的“神”“思”即想象，刘勰认为通过想象就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做到“神与物游”。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提出：“文学的本质最清楚地显现于文学所涉猎的范畴中……它们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2]可见东西方关于文学的论述中都强调了文学与虚构的重要联系，体现出虚构技巧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
李洱把握住了文学虚构的本质属性，在创作中巧妙处理了虚构和文学文本的关系，展现了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虚构。
李洱认为，“我们越是生活在一个非虚构的世界、一个被图像包围的世界，虚构就显得越是重要，文字书写就越是珍贵。因为，虚构本身是一种自由精神的体现”。他将虚构与文字书写紧密联系，表明了对传统虚构形式的看重。在此，这种传统虚构形式更多指涉的是以文字为外在形式来建构文本虚构的行为。
不同于纪实文学和非虚构文学，《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和《应物兄》的内容显然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可以完全对应的真实对象，从文学本质上来说都属于虚构文学。《花腔》中重要线索人物葛任，即使有评论声音认为其对应的是瞿秋白，但这一点并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确认。三位主要叙述者在历史中也没有原型存在。《石榴树上结樱桃》和《应物兄》也同样处于这样的状况。《石榴树上结樱桃》中的官庄村常被视为中原乡村的代表，但“繁花”“祥生”“小红”等人物却是经过现实提炼在虚构中诞生的典型人物形象。《应物兄》的对应说法甚至引起了读者的广泛讨论。
其中“济州大学”所对应的高校、对“济州”的地点考证，“程济世”“中天扬”等人物原型等都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观点。尽管在读者中间出现了想要与现实对应的声音，但文学虚构的魅力只会让这种声音成为一种或多种无法完全准确论证的可能。这三部长篇小说的指涉空间在无法准确论证的可能中实现了传统形式上的扩大，可指性和可象征性极大增强，文学更多的创新性和自由精神也在虚构中得以实现。
另外，作者精心设计作品中的虚构元素。在前期的短篇小说创作中，李洱已经多次尝试将记忆和虚构结合在一起。
《故乡》典型地说明了他对记忆与回忆、真实与虚构间矛盾关系的看法。小学老师的记忆和过去现实事件的反差说明了回忆对原生事件在价值虚构方面的力量[3]，时间成为记忆滋长虚构的温床。借助叙述时间和叙述者记忆来完成虚构同样被延伸到了《花腔》中。三位叙述者叙述的是记忆中关于葛任之死的同一事件，但作者有意安排了时间的间隔，从而使得虚构的时间拥有了人化的特征，具有了事件意义。
叙述时间的跨度和叙述记忆的差别串起小说情节，成为作品虚构的显现。《石榴树上结樱桃》和《应物兄》则从叙述事件上体现了作者的虚构。《石榴树上结樱桃》以孔繁花试图赢得连任事件为重点，再选择补充如“殿军返家”“姚雪娥意外怀孕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据传外国人来访”等情节来完善故事。《应物兄》围绕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筹备成立和迎接儒学大师程济世“落叶归根”两件事展开，以主要人物应物兄为线索，完整地叙述了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全知的叙述视角和叙述事件的完整呈现本身就是作者有意选择和加工的结果。当叙述行为完成后，这些叙述方式以特定的、有意味的形式存在于小说文本中，成为显露叙述虚构特质的标记。这种为事件建构情节的虚构手法，符合了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现代虚构观”。
虚构帮助李洱明确了文学创作目的，扩大了书写可能，助力于文本的实验探索。李洱在文学创作中以虚构的叙事技巧，来突出作为审美对象的叙事存在。作者借助虚构化身为文本内叙事者或以代言人形象出现，或直接隐身消匿在作品叙事中，以零度叙事的手法描绘虚构世界。虚构的介入消除了作者身份的同时赋予了作者创作的更多可能，作者可以在虚构中呈现第二自我，将自己更多的看法思考以碎片化形式加诸各人物身上。
《花腔》以主人公葛任的亲人身份展开叙事，以“探寻葛任历史”“破解其生死之谜”作为全文线索。葛任亲人的叙述身份，在正文三个口述当事人的角度以外，为小说增加了一层错时空的叙述视角，不仅使得正文和引文的交叠更加具有合理性，同时赋予了文本额外的情感色彩。代言人身份成为作者试图打破历史固定性、收集信息碎片、重述真实的协助者。在《石榴树上结樱桃》和《应物兄》中，作者借助虚构消解自身，全程未以具体叙述者身份出现在作品中，而是以零度叙述视角来讲述小说故事。冷静、客观、理性的零度视角抵消了作者对于现实和小说文本的主观情感，尽可能去除了作者对文本内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将叙事放在了审美的重要位置。
具有内在逻辑和现实合理性的虚构甚至可以成为人类社会的预言。
《花腔》中三位亲历者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回顾，显现出真实被掩盖的多种可能，体现了“翻转式”的解构意图。这种解构的意图成为当下学界乃至在现代化进程影响下日益突出的社会行为表现。《石榴树上结樱桃》体现出与常规乡土小说截然不同的先锋性。李洱在虚构的乡村中打破了原乡神话，以冷静的旁观态度和理智的知识分子视角理性还原乡村面貌，成为一种书写乡土的新美学范式。历经十三年心血诞生的《应物兄》体现出虚构文本的现实预言性。在李洱2005年刚开始写作时，国内还没有儒学研究院。
但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很多大学设立了儒学研究院，《应物兄》也随之变成了现实主义小说。虚构和设想在过往和现实的推进中被落实，成就了文学文本的预言性。未来的想象、现实的推演和历史的品格在预言实现的过程中融为一体，构成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之一。
二、真实书写的现实关怀
在文学中，虚构和真实往往作为一组相对概念出现。虚构描绘出一种脱离现实的状态，根据脱离的程度，虚构可以分为多种类型。真实则展现出一种“通”的状态，可以体现在文本与现实相通、作者与读者相通、个体与他者相通等方面。但文学中的真实并非虚构的对立面，真实的获得恰恰来源于虚构的成立。这是因为“文学中的真实只是一种‘真实感’，而非真实本身”[4]。李洱长篇小说中体现的真实即文学文本在虚构基础上确立的真实感。它通常指称两个方面，一是与客观事实相符，展现出一种客观的现实生活;二是产生与现实生活符合的共通感受。
在李洱的创作中，虚构后真实感的呈现是他精心设计的结果。对真实感的处理首先体现在材料的选择和运用上。李洱擅长引入自己虚构的期刊、名人回忆录、书籍等来增强文本的说服力与科学性，以此来彰显人物情节的真实性。
《花腔》的辅文常以上述形式出现。如在论及白圣韬的医学水平时，李洱选择从粪便学的角度组织材料，以一种尽量符合论文论述科学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方法选择《百家杂志》《与田汗拉家常》中关于粪便的情节材料，佐证白圣韬粪便学专家的真实性。同时，李洱还擅长在虚构文本中插入真实历史人物或真实历史情节，以真假相掺的手法来混淆读者视线，用真实历史来辅助虚构文本真实感的成立。《花腔》中多位知名历史人物进入葛任的生活。鲁迅是葛任在文学方面的知己好友，陈独秀和李大钊与葛任相识在日本留学时，瞿秋白是葛任在上海大学教书时的同事。
作者在安排历史真实人物参与葛任生活时仍然保留了历史人物本身的特点和经历，使受众不至于有跳脱感，在默认历史人物的同时接受小说中葛任的人格特点和经历。同样更多的现实真实事件和人物进入《应物兄》文本，他们频繁地出现营造了小说强烈的真实感。姚鼐师承于闻一多，何为教授研究的是柏拉图;应物兄与周围人的谈话中涉及孔子、顾炎武、张载、罗蒂、黑塞等名人;空间环境中发生着“知青下乡”“李泽厚在华东师大开讲座”等真实历史事件。李洱将李泽厚开讲座情节安排在虚构的济州大学中，场景的再现不仅使得当时在场的参与者们对这一情节津津乐道，其他读者看到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先生的大名也不免与现实产生联想，进一步来确认小说的真实度。
另外，李洱选择了不脱离常识的虚构类型。不同于在文本中运用如神魔、变身等超越常识的典型虚构类型，李洱在创作中选择了情况可能发生、但未真正发生的虚构类型，从常识和细节的角度为文本确立了真实感的基本标准。常识的存在意味着此情况已经被大众普遍认可和接受，成为大众认知中的一部分，天然具有真实性。细节营造了与现实生活相似的叙述环境，受众在细节联结的叙述环境中可以收获在现实生活中同样的感受，即在虚构中获得真实感。
《石榴树上结樱桃》中描写的计划生育政策和选任政策对大部分读者来说都不陌生。繁花等村委领导班子执行相关政策和繁花努力在竞逐中实现连任的情节营造了现实感极强的叙述氛围。《应物兄》中李洱特意安排应物兄以儒学家的身份出现，中国人对儒家文化有着较高的熟悉度，儒学已经长久地渗入了我们的民族血脉，儒学者身份不仅为叙事带来了较大空间，而且在受众间建立了一种熟悉的真实感。
小说中出现的文化生活几乎是对现实生活的照搬：程济世先生二胡拉得好，尤其擅长《梅花三弄》，日常里他还喜欢“济哥”(蝈蝈);影视消遣时，应物兄的同学文德能经常陪自己的弟弟看《忍者神龟》，珍妮和程刚笃看的电视剧是1995年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聚会上乔木先生表演戏剧《武松打虎》，在葛道宏的指挥下在场众人一起合唱《杜鹃山》等。读者借助这些熟悉的真实场景，在阅读中可以很快联通文本与现实，在虚拟的文学框架下感受到真实的肌理。
叙述视角的有意安排也为李洱在创作中书写真实发挥了有效作用。李洱通过设立文本代叙述人或文本内无叙述者的途径将自己的作者身份进行隐藏，试图通过较为客观的方式，有意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作者干预。
《花腔》中建构了三重叙述。最直接一层是白圣韬、肇耀庆和范继槐三人在不同情况下作出的回忆性叙述;第二层是作者化身为葛任的亲人对白圣韬、肇耀庆和范继槐三人口述的整理和辅助性材料的添加构成的叙述;最后一层是最为隐蔽的叙述，即李洱作为创作者身份对小说内容的叙述。李洱潜藏在两重叙述之后，以极强的隐蔽性降低了作者对于文本的干预，赋予小说一种叙述视角下的真实。在书写《石榴树上结樱桃》和《应物兄》时，李洱采用了零度叙事的视角，贴着主要人物孔繁花和应物兄展开事件描述，以尽量克服主观情绪的方式遮蔽作者本人的主体性，只注重于展现人物行为、语言和人物所处的客观环境。
纯客观的叙述视角使得叙述者出现在情节之外，从外部呈现事物，且尽可能地不对事件人物作出评价。作家对小说叙述的干预被最大限度地压缩，呈现出一种客观记录的假象，营造出受众与叙述者享有同等视野的感受，增加受众对文本的信任，所以这样的叙述视角通常被认为是最具真实感的叙述。
李洱选择在虚构中续写真实，既源自文学本身的属性要求，也包含有他试图借助真实在文本中达成的现实意义。作家生活在现实中，无法完全脱离现实对自身的影响，现实生活对他的影响必然会被融入文学创作中，从而在文学虚构的基础上留下现实的痕迹。李洱有意放大文学虚构后的真实，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试图使文学发挥“应物”作用。他希望借助虚构后的真实回归现实，以此完成文学对社会的反映作用。这种反映既可以体现在利用文学描绘并重现现实世界，也可以体现在文学在书写世界时所发挥的前瞻性作用上。
《石榴树上结樱桃》中真实描绘了现代化元素和传统元素交织下的乡村，繁花在院子里喂猪时听到电话响这一情节中，“喂猪”是传统的乡村行为，“电话”这一事物则是现代化的产物，但两者在同一情节中实现融合，展现了乡村的多元素交织态势。类似这样的细节均体现了文学对现实生活的直观反映。
回归现实只是虚构后的真实在文学中的作用达成的第一步，其最终目的应该是助力文学引发受众思考，即在时代变化中引发公众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和重估，这也是时代赋予文学的现实使命。《花腔》通过多重叙事试图解构对历史真实的固定性看法，寻找真实的多种可能;《石榴树上结樱桃》打破原乡神话，书写了一个真实客观的乡村，从理性层面引发社会对乡村的再观照;《应物兄》对知识分子的描述在知识分子文学主题中有着重要意义，为当代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留下思考的余烟。
三、虚构与真实交织的别样空间
中国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文学创作的多样性逐渐丰富起来，文学比较也随之发轫。80年代的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感受到当代文学的“滞后”和“边缘化”。在压力和期待下，作家们渴望在较短时间内改善文学现状，从各个方面激发文学的活力和创造力，书写出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特色的作品，多种探索促成了大量文学新变的产生，社会文化氛围呈现出开放多元、评判重估、创新超越的繁荣景象。
在上述文化氛围驱动下，“先锋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潮流中登上文学史的舞台。“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马原明确说出创作就是一种编造，这种观点代表了“先锋小说”关于文学创作与虚构关系的看法，体现出“先锋小说”中虚构的重要地位。但先锋作家在创作时并没有放弃真实，而是将“虚构与真实在作品中有意混淆、拼接”[5]，以此来实验性地模糊虚构与真实的边界，探索两者的关系所在。
与此同时，“新写实小说”的出现代表了关于文学真实的一种新风尚，表现出一种“不作主观预设地呈现生活‘原始’状貌”[6]的写作企图，为后续写作试图消解生活诗意、“还原”生活、真实描述提供了新的价值地标。“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思潮对李洱的创作产生了较深的影响，李洱也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他们关于虚构与真实的文学主张与实践。
同时，李洱的个人经历成就了其写作特色。李洱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祖父曾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父亲是语文教师，李洱从小就受到知识分子氛围的涵养。他80年代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大学任教，后成为文学杂志编辑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洱的家庭环境和个人经历使他成长为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对文学在知识层面上有着较为深刻的思考和认知。
他在访谈中曾表明对作家类型的看法，引出了对文学虚构与真实的观点。李洱认为中国大量的作家都是感性作家。他们写的是生活中具体事件引起的反应和自己的经历，凭借写出真实的现实生活而获得作品意义。但自身经验的历史性和世界性在现代化社会发展中被逐渐削弱，因此个人经历无法再继续阐释更多问题。随着教育程度提高，知性作家会越来越多，他们的创作可以弥补感性作家剩下的空缺。知性作家在拥有对经历感受的基础上明白为何有如此感受，理性分析使得作家和作家表达之间形成了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空间。知性作家既要写出真实的生活，也要写出对真实生活的理解，并把这种真实生活放到一种广阔的疆域中重新审视。
李洱依据亚里士多德关于感知世界感性、知性和理性的三种方法对作家类型的区分，体现出在他创作时对文学意义的考量。李洱认为，文学意义诞生于文学虚构后的真实之中。这也就不难解释，李洱在创作中更偏于理性和冷静，善于进行细节描绘和知识引入，在虚构与真实间更侧重于真实。
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关于虚构与真实问题的创作观点被李洱吸收，在加入了个人的文学思考和写作特色后，以一种融合态势展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助力其在虚构与真实问题上的探索。李洱在先锋氛围中作为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在系统性训练和专业培养下掌握了虚构的叙事技巧。
在他的长篇小说中，虚构主要作为先锋小说家的叙事技巧出现，真实则更偏向于作家经验的文学表达。真实的经验表达依赖于作家的个人经历。《石榴树上结樱桃》在个人经验展现方面就稍逊色于《花腔》和《应物兄》。这是因为《石榴树上结樱桃》写的是乡村农民的故事，但李洱彼时已经脱离了乡村生活，他关于乡村生活的经验源于个人以往的回忆和父亲关于乡村的讲述。即使有纯熟的叙事技巧作为支撑，但在经验表达上还是属于间接性。
而《花腔》和《应物兄》讲的是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当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经验已经是李洱生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创作时表达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个人经验更真实，书写在文本中就更细致、更有内蕴，再辅之精心选择的叙事技巧，虚构和真实在文本中实现了圆融的结合，李洱擅长书写知识分子的特点也由此浮现。虚构与真实在作品中营造的广阔意义空间，即为李洱在文学历史流脉中对虚构与真实问题有效实践的价值果实。
对横向社会范围内文学的其他参与者来说，李洱小说在虚构与真实问题上的实践对他们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学评论家参与了小说的鉴赏与解码，在信息解码中可以归纳虚构与真实在文学创作中展现出的可能性与存在关系，发展关于虚构与真实的更多认知。
梁鸿在解码《花腔》时提炼出“知识的真实和小说的虚构”[7]特点，并结合李洱其他作品中真实与虚构的书写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张柠认为《花腔》三个叙述者的三个讲述角度让真实和真相消失了，即“多语性”解构了历史真实，导致了极端的历史相对主义。徐勇在《无限的敞开与缺席李洱——〈应物兄〉论》中从不可靠叙述这一角度解读小说叙述者，分析应物兄的四重分裂形象，并用此来进一步阐释一些其他的虚构书籍、知识和注释。这些评论家们从李洱作品中的虚构与真实出发，有了更多的个体体悟与理性归纳，相应的文学经验将有助于学界更好地探讨文学虚构与真实的话题。
其他作家则从李洱的作品中获得作为创作者处理虚构与真实问题的共通感，发现更多的书写可能与实验形式。作家魏微曾直接表明对《应物兄》在写作上的认可：“尤其是《应物兄》，它是我们文学经验之外的东西，它给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写法。”[8]《应物兄》的写作带有返璞归真的意味，但它仍在结构、内容等方面具有相当的复杂性，简繁间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可能。
《石榴树上结樱桃》在虚构的官庄村中描写了真实的乡村，现实的乡村既有美好的一面也有让人感到陌生和难以接受的一面。理智和纯客观的叙事不掺杂作家对于乡土的情感，打破了部分乡土作家创作时对乡土的回忆式滤镜。李洱知性视角下对乡村展开的理性解剖赋予了乡土文学作品新的美学元素。这样的书写方式所带来的新视野、新可能在文学创作中产生了独特的价值。
李洱关于虚构与真实问题的处理也会辐射到读者身上。文学虚构帮助读者以想象的方式满足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同时划分现实与文学的界限。真实的存在会帮助读者进入文本叙事，给人以现实发生之感，虚构的部分帮助读者通过想象的方式获得“神与物游”的满足感。读者在进入文本时产生的真实感是吸引读者继续进行阅读、接受作家观点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花腔》以传奇性、故事性吸引读者，在虚构中满足了读者关于历史重要事件探秘的好奇心，细节和知识的真实使读者探索的亲身感加强。在虚构和真实之中，读者往往会重视小说真实感的具备，但同时也明白小说与现实的不同。他们在虚构与真实之间所求的更多是文本的可读性、审美性以及在虚构的人物情节中蕴藏的情感和精神追求。
相较于非科班出身的作家，李洱在写作中对文学理论、文学技巧的运用更加明确自然，对文学要素的选取也具有知识性、理论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从诸多作家访谈和文学作品中可以窥见，作为学者型作家的李洱面对文学有着系统学术性的思考和沉淀。这种思考投射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赋予了作品更大的意义空间和哲思精神。不论是关于虚构与真实问题的考量实践，还是关于其他问题的文学实验，在文学创作中李洱一直走在先锋探索的道路上。
[1] 刘勰.文心雕龙[M].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317.
[2]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13.
[3] 敬文东.记忆与虚构：李洱论[J].小说评论，2002(2)：59-66.
[4] 南帆.虚构的真实[M].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187.
[5][6]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292，294.
[7] 李洱，梁鸿.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叙事[J].西部，2008(3)：161-174.
[8] 李洱，魏微.遍地是生活，人人是主角：李洱、魏微对谈[J].小说评论，2023(4)：104.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