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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军事文化 | 甲骨文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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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30 18: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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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军事传统丰富多样

军事文化与文人文化紧密交织

获2009年《选择》“杰出学术专著”奖

古代中国的军事文化

[美]狄宇宙(Nicola Di Cosmo) 主编

袁剑 译

2024年8月出版/89.00元

ISBN 978-7-5228-1320-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本书通过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案例,使我们了解有组织的暴力如何形成并反映宗教思想和实践、历史书写传统、政治、文学及经济。对于任何对古代中国军事史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可谓是必读的。

——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剑桥大学

研究军事在中国历史上之作用的学者会希望手边有这本书。

——史乐民(Paul Jakov Smith),《军事历史杂志》

这是一项富有价值的关于中国军事文化的研究。

——龙沛(Peter Lorge),《亚非学院院刊》

这部杰出的著作将成为未来诸多中国军事史研究者的起点。

——K.E.斯台普顿(K.E. Stapleton),《选择》

试读

节选自导论,作者狄宇宙

西方的军事史学家对于中国军事史专业研究的匮乏长期以来让人颇为感慨。一部近期出版的关于中国战争的作品的评论者将这一领域视为“远未开发”的,并热切地欢迎“实证研究”的出现,以平衡《孙子兵法》和中国军事经典得到的近乎全然的关注。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由于诸多作品的问世,尤其是在整体研究分类方面一些作品的出现,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了深化。两本论文集已经广泛收录了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军事史领域的一些最佳作品。但平心而论,那些声称将军事史作为其主要专业领域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数量的增长,是一个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因为之前的几代汉学家并没有将军事史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晚明《三才图会》(约刊成于1610年)兵器部分中关于剑的插图。再版《三才图会》(台北:崇文书店),第3卷,第1204页。

假如军事史学家一段时间以来认为,在军事史领域中国史无法与欧美历史相比较的话,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有影响力的看法,即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天生对战斗和战争不感兴趣,所以很少或者根本不在意军事议题。在雷海宗1939年出版的那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中,这种观念被解释为帝制晚期和20世纪的产物,并与“去军事化”(amilitary)甚或“非军事化”(demilitarized)的文化观念(无兵文化)相关联。雷海宗的观点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儒家文化削弱了中国的战斗力,中国已经衰弱,对此观点已有相关分析,所以就没有必要再重申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帝制晚期与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信念。在避免“无兵文化”这一术语引起歧义的前提下,我们仍然可以说,对这一术语的一般性理解,以及对其信仰的生成,在于中国的士大夫系统性地贬低了社会和历史中军事的地位,以致军事虽然身处政治关注的中心,但在文化领域被边缘化了。近代史学家可能会认为“反军事转向”(antimilitarist turn)的开始,导致了军民分离以及对唐朝(618~907年)中期至宋朝(960~1279年)初年甚至更早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军事职业的系统性低估。在未来的研究着眼于整个社会对军事的态度而非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对军事的态度之前,这种对军事在中国社会中所处地位的阶段性研究都是不完整的。另一个类似的观点是,中国的文化成就观念——其中最占优势的可能是孔孟哲学传统——对于毛笔的重视远胜于刀剑。在对外政策中,原则同样是和平优于战争、说服优于强迫,而武器和暴力是最后的解决办法。军事史学家正确地指出,在中国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文化中,至今仍然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中国对待战争的态度,自古以来就以“和平主义”和防御原则为主导。

自然,从这些假设中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种将使用武器的职业降级到人类活动外部边缘的文化,可能会使战争和士兵从历史的现实中完全消失。只要粗略地看一下中国历史,就很容易消除任何“非军事化”历史的概念,因为各种战争无处不在,从开疆拓土和对外征战,到内战、“统一”战争和防御战争。在宏观层面上,从历史的开端,就存在一个军事精英集团,虽然它已经有所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就像贵族、世袭阶级或专业集团),但它在镇压叛乱和建立王朝、保卫国家免受入侵,或者从事对外征战的事业中,继续发挥着核心作用。军事服务,不管是征兵、世袭还是义从,在任何既定的时间里都会囊括很大一部分人口。大众文学歌颂游侠、剑客、武术家和著名将领的尚武精神。遥远战争、森森白骨和血流成河的景象让人难以忘怀。文职官员经常讨论军事问题,涉及费用、战略、政策和武器。直到现代,人们还在继续阅读和评论古代的七大兵书。遗憾的是,许多军事著作已经散佚了,但军事著作仍然是一个专门领域,有时,例如在明代,依然有大量兵书著述。总而言之,中国历史当中各种军事事件、辩论和著述相当之多。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说中国文化作为一个集合性的主体产生了一种自我认知的话,那么,在根本上,这种认知与我们所认为的与民间或文学价值相对而言的“军事价值”(military values)并不一致,这影响了那些记录过去的人对军事事件的理解、记录、传播甚至是合理化的方式。

晚明《三才图会》(约刊成于1610年)兵器部分中关于刀的插图。再版《三才图会》(台北:崇文书店),第3卷,第1204页。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合理假设的是,中国历史上“战争”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战争的文化建设、军事活动,以及军人的角色、他们在社会和政治阶梯中的位置有莫大的关联。基于这一普遍的前提,为了集中讨论前现代时期军事事务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渗透程度,本书旨在通过关注军事文化(military culture)而不是试图探究中国军事史或战争史,来对中国军事历史研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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