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手札二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的这句论断，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人才评价的核心要义。千年以降，这一论断犹如璀璨星辰，依然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在知识爆炸、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审视并深刻理解德与才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这个专业技能与量化成就备受推崇的时代，德的统帅地位却悄然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然而，历史如同一面镜子，一再映照出无德之才的悲惨结局——它们如同无舵之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迷失方向，不仅难以驶向成功的彼岸，更可能触礁沉没，遗臭万年。唯有德才兼备，以德御才，方能塑造出真正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卓越人才。
德，如同才能发挥方向的指南针，它决定了才的应用价值与社会意义。回望历史长河，北宋权相蔡京，书法造诣堪称一绝，却将才能用于结党营私，最终落得千古骂名，遗臭万年；明代严嵩，诗文才华横溢，却以才济奸，祸国殃民，成为历史的罪人。这些鲜活的历史镜鉴无一不在告诫我们：当才能如同脱缰的野马，挣脱道德的束缚，便会沦为满足个人私欲的邪恶工具。反观当代社会，某些高科技领域的精英，利用专业技能进行网络诈骗、数据窃取，严重危害了社会安全与公共利益；某些金融界的翘楚，设计复杂金融衍生品，掠夺公众财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不满与谴责。这些都是才胜于德所导致的社会悲剧。爱因斯坦曾深刻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专业教育可以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这正是对德才关系的深刻洞察——没有德的引领与约束，才能就如同失去了方向的箭矢，可能成为危害社会的恐怖力量。
才，作为德的坚实支撑，使道德理想得以转化为现实影响力，绽放出璀璨的光芒。东晋陶渊明，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品德赢得了后人的敬仰与赞誉。然而，若无他那卓越的文学才能，他的高洁精神与超脱境界便无法通过流传千古的诗文得以传承与弘扬。宋代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展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正是凭借他卓越的政治才能，这种道德情操才转化为具体的惠民政策，造福了无数黎民百姓。在当代社会，袁隆平院士以济世情怀为动力，通过杂交水稻技术的创新，解决了亿万人民的粮食问题；钟南山院士以医者仁心为己任，凭借精湛的医术与无畏的勇气，护佑了无数生命的安全与健康。这些事实无不证明：道德理想若没有才能作为坚实的支撑与依托，往往只能流于空洞的口号与美好的愿景。正如苏轼所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德与才相辅相成，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当代教育与社会评价体系亟需重建德才平衡的生态系统。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引发了社会的广泛思考与深刻反思。部分答案或许就隐藏在德才失衡的教育理念与社会评价体系之中。当下教育过度强调分数与技能的培养与提升，相对忽视了人格的培养与塑造；职场过度关注绩效与产出的提升与增长，轻视了职业伦理与道德规范的引导与约束。这种偏颇与失衡导致了一些“高才低德”现象的出现与频发：学术造假、商业欺诈、工程劣质等问题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反观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将职业伦理与专业技能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日本企业更是将“人间性”（即人性、人文关怀）作为人才评价的首要标准。这启示我们：我们要培养的不仅是具备专业技能与知识的“有用之才”，更是拥有高尚品德与道德情操的“有德之人”。重建德才平衡的生态系统需要在课程设置中增加伦理教育的比重与分量；在人才选拔中引入品德评价的维度与标准；在社会舆论中弘扬德才兼备的典范与榜样。
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十字路口与关键节点上，我们越发意识到德才兼备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飞速发展、日新月异，若缺乏伦理的约束与引导，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与影响。这就更需要德才统一的复合型人才——他们既具备前沿领域的专业能力与技术素养，又拥有深厚的人文素养与道德判断力。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德性即幸福”的命题；中国儒家则倡导“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东西方智慧在德才兼备这一点上交相辉映、不谋而合：真正的卓越不仅在于能够做什么、能够做成什么，更在于为何而做、为了什么而努力奋斗。德才兼备者方能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既明辨方向、把握机遇，又有能力抵达成功的彼岸、实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这或许就是《资治通鉴》留给当代社会最珍贵、最深刻的启示与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