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庆历前后发生的学术文化转型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正是胡瑗“湖学”等大量学者的努力，助推了北宋实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并付诸“王安石变法”的施政实践，促成了南宋事功学派不断兴起，为江南经济发展的儒学理论合理性树立起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胡瑗是在解经的重塑号召下树立起通经致用的学术思想，从而影响宋代及宋以后的江南经济和理论的。汉唐的经学转注之学繁琐而冗长，格局狭小且缺乏对生命个体的切身关怀。宋初疑经思潮兴起，胡瑗与范仲淹等一起，在铨解儒学经典上一马当先，提出很多焕然一新的观念，如解读《洪范》。
《洪范》旧传是商末箕子为周武王叙述治国方略，列五行、五事、八政、五祀、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九福等九畴。汉唐解读大多附会阴阳灾异，演绎“天人感应”“五德终始”学说，后又流为象数之学，神秘主义色彩浓厚，经义越发晦涩。胡瑗在解经方法上有破有立，把《洪范》核心要义定位于君臣治国，化神话为人事，解人事以理学，以事理解经，以君臣治道贯彻始终，从而弱化了君权至上思想，为君权批判和制约创造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也破解了很多汉唐解经意义割裂的曲笔。
胡瑗对《洪范》通篇铨解，一方面秉承汉唐以来《孔传》《正义》的阐释精神，另一方面也积极批判错讹。在君臣治道论述上，胡瑗对统治者劝诫、劝勉，认为政教治道的关注和目标所向是普通百姓的民生和整体命运。胡瑗除了在理论上通过铨经来完成思想建构外，还通过“湖学”的教学实践培养实学人才，这也体现了他的经学观和经济观念。
胡瑗的“湖学”思想和教学实践推动了宋代经济实学思潮的形成。在“湖学”教学实践中，胡瑗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对于“经义斋”的学生重视通晓儒学经典，树立治理天下的价值观念；对于“治事斋”的学生则要求更加重视水利、国防等专业性较强的治国专业知识和能力培养。“湖学”既能够根据儒学意识形态的需求培养政府官员，也能按照社会事务需求规则来培养实用型专门人才，体现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先进教育理念和实用主义的人才培养文化观，蕴含了儒学对于实践和实学的重视。
胡瑗的“湖学”思想和教学实践对江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治事斋”的设立体现了“通经达用”的育人思想和治政观念，即追求功利在儒学庙堂和神圣教育旨归上不仅被允许存在，而且可以拓展为积极的时代风潮。事实上，在胡瑗去世后仅十年，追求富国强兵的“王安石变法”就拉开帷幕。而与变法同时进行的，是学术圈形成的一种事功思潮——这是由学术而登上庙堂治政的新的尝试。李觏和王安石借助铨解《周礼》思想，提出变法除弊、选贤任能、依靠理财富国的事功思想。李觏将“通经”与“财用”结合起来，提出治理国家必须以“财用”为基础，而不能依靠空谈仁义。王安石解《周易》“利者义之和也”为“义固所为利也”，肯定了利益的价值优先取向，这种观念一时成为思想风潮。尽管王安石变法失败，但其思想观念却长存于儒学尤其是江南文化土壤中，成为影响江南经济的重要学术思想力量。
胡瑗“湖学”思想启发了南宋江南事功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南宋实学思潮并未因王安石变法的挫折而消沉，相反，江南地区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等学者，形成更加声势浩大的事功学派群体。事功学派常常对王安石变法以及王安石的学术思想提出批判，但是对于胡瑗和“湖学”则推崇备至。这固然有“湖学”开启“宋学”之始，尤其是胡瑗弟子刘彝提炼“湖学”精神为“明体达用”，人争以为胡瑗弟子为荣的原因，但整体而言，无论南宋浙东学派还是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其师承都可以追溯到胡瑗“湖学”。实际上，随着胡瑗入京及去世，“湖学”衰而太学兴，胡瑗之后，学术分野愈益判若鸿沟：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发挥了胡瑗的“明体”思想，尽弃“达用”的目标，着力于形而上学，与浙东学派两极分化。胡瑗在解经实践以及施教的方法论上，始终是浙东事功学派的思想源头和价值依归。
胡瑗“湖学”思想对江南经济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实践性。当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被后世割裂为“理学”和“事功”两途的时候，双方不免会产生激烈的观念冲突。南宋朱熹和陈亮分别代表的这两个学派，围绕各自立场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王霸义利之辩”。朱熹主张放弃“义利双行、王霸并用”；陈亮认为，王霸、义利不能割裂开来看。实际上，“事功”学派恪守的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胡瑗“湖学”的核心观念“明体达用”是一体两面，绝非相互割裂。当然，在实践应用中可以因应时代的需要而有所侧重，同时也启发了宋学的形成。
南宋事功学派之后，士人群体的“达用”实学观念与实践始终在绵延传承，不绝于缕。如元代郭守敬、明代张居正、清代顾炎武及颜元等，在政权实践或者学术建构上都卓有成就。近世中国江南经济的发达程度始终走在前列，不惟有膏腴沃土、人才济济，还有思想的滋润和文化的绵延传承。今日的江南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胡瑗“湖学”精神历久弥新，依旧对江南经济具有思想文化传承的指导意义。
（作者系湖州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