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甘棠遗爱”对执政党的启示

三门峡市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光辉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中发生了许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也使得伟大的黄河文化不仅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更加璀璨夺目，而且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进程中都已经、正在并将继续产生重大而长远的影响。3000 多年前发生在三门峡市的“甘棠遗爱”这个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故事的主人公召公奭乃文王之子。在兴周灭商的斗争中，他是积极的参与者和主要人物。他巡行南国，布文王之化 ；结交盟国，争取人心，为伐纣灭商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武王即位后，召公与太公姜尚、周公旦等一起帮助武王完成了讨伐殷纣的大业，公元前 1046 年，周武王灭掉殷商，建立起延续 800 年的强大的周王朝。西周王朝建立三年后（即公元前 1043年）周武王就去世了。由其儿子周成王继位。周成王即位时十四岁，还是一个未成年人，虽然根据始于西周的嫡长子继位制度继承了王位，但就其

心智和年龄而言都不足以处理周王朝立国初期，那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繁重复杂的政治军事事务，只好由周武王的两个弟弟，周成王的两个叔叔周公旦和召公奭作为辅政大臣，辅佐成王执政。召公作为太保，配合周公做工作，他为辅佐周朝呕心沥血，政绩也非常显赫，因此大家又尊称召公为召伯。

也正是因为国事政事治理的繁重，两位辅政大臣周公旦和召公奭，以位于现在三门峡市地域内的陕塬为界，“分陕而治”，陕塬以东由周公治理，召公则负责治理陕塬以西。而矗立在陕塬上的“分陕石（复制品）”，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界石”，原石已被收藏在三门峡市春秋路虢国太子墓陪葬车马坑博物馆里。“分陕而治”也是后来陕西省名称的来源——位于陕地以西。现在的三门峡市地区正是召公奭的治理范围。

召公奭从周朝灭掉殷商建立周朝始，一直到帮助周武王巩固稳定新建立的周王朝，并辅政年幼的周成王乃至周康王，前后经历四代帝王，是辅政时间最长的王朝股肱大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建立初期一位十分重要的政治家。回顾研究他的参政、执政经历和理念，至今依然有着重要意义。

召公奭曾历经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位天子。其参政执政的经历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周文王去世后，武王依靠着这帮朝臣兄弟伐纣，取得天下。这个阶段属于召公的参政阶段，也可以叫做武王阶段。这个时期，武王与兄弟同辈，周、召二人处于同一个平台，周公之位可能略高于召公。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持大钺，召公持小钺，立于武王两侧”。足见周召二公是周武王真正意义上的左膀右臂。从不太多的史料记载上看，当时周公旦和召公奭的权力地位和执政理念也没有多少差别或分歧。

周朝开国之初，政权并不稳定。召公重在劝王勿以得天下而自喜，追求逸乐。西旅贡獒，獒，能晓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异于常犬。召公担心武王玩物忘国，乃作《旅獒》曰“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以此劝谏武王，要以殷纣“酒池肉林”为诫。这种借鉴式的提醒，展现了召公瞻前的治国之道。在召公看来“人主一身实万化之原苟于理，有毫发之不尽即遗生民无穷之害”。王身系天下社稷，不可有丝毫之误。因而要以殷为诫，慎言行， 以民为重。

第二个阶段，是成王年幼，周朝政权不稳阶段。对于殷商遗民的反攻倒算和一些不法外夷的作乱以及不轨诸侯的犯上则出征讨伐予以剿灭。

根据“灭国不绝祀”的中华古老传统，武王克商后，听取周公旦意见采取“以殷治殷”的政策，分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利用他统治殷商遗民。

同时武王派遣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在殷都附近建立邶、鄘、卫三国以监视武庚。武庚念念不忘的当然是复国报仇。武王灭商后不久即病逝，周公旦摄政，引起管叔、蔡叔及其群弟的疑忌，武庚见机拉拢对周公有猜忌的几个兄弟发动叛乱。

周文王和太姒有十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周武王姬发、三子管叔鲜、四子周公旦、五子蔡叔度、八子霍叔处。三位一奶同胞的亲兄弟为什么要叛乱呢？自然是看不过周公旦在周武王死后掌握大权，当然也可以说是怀疑或者担心周公旦篡位夺权。

对此，《史记》作了以下两段记载。

其一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衅、叛）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

其二 ：“武王克纣，天下未协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新兴的周王朝面临严峻的形势，辅政的两位大臣周公、召公东征，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平定了三监之乱。根据《逸周书》的记载，武庚复国失败后，并没有马上就死，而是带着余部一直向北跑，史称“武庚北奔”。商朝遗族的势力大部分都在淮河流域，可是武庚为何要向北跑呢？

有人认为，商朝的先人就来自于北方燕山南北的一些国家，比如孤竹国都是商朝的王姓子姓，而一些后来成为蛮夷的部落，也是商朝的亲戚。

武庚往北跑，就是想回老家去。

而召公奭被封在燕地，自是有防御商朝遗族南下复国的使命。武庚这一跑，封地为大周北方屏障的召公奭就职责所在必须去追。

最后，武庚应该是死于召公奭之手。

清末，出土过“梁山七器”，其中有一个太保簋，内有铭文记载了召公奭北伐的事迹 ：“王伐录子聖，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永大保，赐休余土，用兹彝对令。”也就是召公奭完成了对商朝遗族的追剿立了大功，加封了土地。平叛结束后，召公奭就回到了都城，继续和周公旦一起辅佐周成王。

第三个阶段是成王时期。

在这个时期，周公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升。是时，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左右，召公不悦，周公作《君奭》释疑。其虽有相宅洛邑，安定殷民之功，亦有求去之心。可见，这个时候召公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不被需要。国之虽大，一周公足耳。这个时期，我们不能说召公的作用就被忽视了。正如周公所言“我不敢知然其恳恻危惧之意，天命吉凶之决，实主于召公留不留，如何也”，在周公看来，虽专权，而不可不得到召公的支持，召公之位重矣。召公之于成王，依然是望其向先祖文武之治看齐的。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其三》中有云 ：“赠君一法决狐疑， 不用钻龟与祝蓍 (shī)。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诗中的“周公恐惧流言日”一句说的是这样一桩公案。

幼年成王继位时，如《尚书》所载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左右”。

也就是说，应该是召公和周公共同辅佐刚继位的周成王的。周公辅政，召公监督。

不过根据史料显示，周公旦当时有点大权独揽的味道。因此，引起召公的怀疑。正如古籍记载 ：“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

虽然看不出召公有争权的意思，但是肯定会因为流言蜚语甚盛而对周公旦产生了怀疑。

对于流言，周公旦很坦诚地跟太公望（姜尚）和召公奭做了交流 ：“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後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史记》

而且周公旦为了表明确无篡权的心迹，主动离开了成周去往东方居住。

“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尚书》

周公旦离开朝廷这两年，自然是召公奭主政，而后周公旦回归，并在成王四年平灭三监之乱。可见召公奭已经了解了周公旦的苦心，并且在周公回归朝廷后把周朝执政大权还给了周公。

第四个阶段是成王后期至康王初期。此时，由于周公旦已去世，召公的地位日益显得突出，吕祖谦说 ：“自成王崩后讫康王受帝前，命皆出于召公”。这个阶段，他的主要思想在于劝康王继承先王治国之道，稳定江山。其中，随着开国老臣一一离开，新臣的提拔，召公告诫康王敬重老臣，“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遗弃老成言，能稽古人之

德，是固不可遗也”。同时也时时刻刻告诫自己不可走上周公“以叔父之亲摄政引乱”的旧途，在迎奉康王的礼节上非常注意，避免僭越。据《书经大全》卷九引陈传良言 ：

“其身先见周公以叔父之亲拥辅太子，而流言之变起于兄弟，非周公之忠诚，则社稷岌岌乎殆哉矣。故于康王之立，特为非常之礼，迎之南门，卫之干戈，奉之册书，被之冕服，而又率诸侯北面而朝之，以与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晓然知所定而无疑。”这也算是对自己元老重臣地位的巩固和自我觉醒。

从对召公在四个阶段执政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召公的执政是比较传统保守的，小心谨慎，瞻前顾后，似无偏颇之处。从刚开始立国，召公就进谏君主汲取前车之鉴，不可给颠覆之心制造滋长的空隙 ；周公摄政，召公一直处于一种监督制衡的位置，无论周公颁行任何政令，若有僭越成王之举，想必召公是不可能不反对的。周公对召公还是有些许忌惮的，否则也不可能因流言四起，而向太公、召公辩白，表明自己的忠诚之心。周公之后，召公的位置就突出了，但是召公并没有采取周公摄政之道，而是谨记前者的教训，不敢稍有越位。在这个时期，他所表现的执政理念则重在守成，为后世子孙万世为王立法、立言、立行、立德。整个政治生涯中，召公将儒家的中和之道运用得恰到好处。姬奭辅佐周成王、周康王两代君主，开创四十多年没有使用刑罚的“成康之治”，为周朝打下延续八百年的坚实基础。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古籍中对召公的记载和周公相比要少得多，其知名度也比周公低得多。但是他勤政廉政爱民如子的执政方式却由于诗经中的一首名诗《国风·召南·甘棠》流传千年而历久弥新，并形成了“甘棠遗爱”这个耳熟能详的成语。

《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记载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毛诗正义》卷一之四《国风·召南·甘棠》毛诗序 ：“《甘棠》，美召伯也。 召伯之教，明于南国。”诗曰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 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左传·襄公十四年》：“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 况其子乎？”杜预注 ：“召公奭听讼，舍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树， 而作勿伐之诗，在《召南》。”

用现在的语言来说，《甘棠》诗的意思是 ：

棠荫茂盛树荫长，千万别砍伤，召公曾用它做房。

棠荫茂盛树荫长，千万别砍劈，召公曾在此休息。

棠荫茂盛树荫长，千万别动手，召公曾在此逗留。

甘棠，也叫棠梨、棠棣，是一种野梨，处处山林都有。二月开白花， 霜后果可吃。棠梨树与梨嫁接最好。几乎是所有品种梨子的嫁接父本树，有甜、酸，红、白两种。

它说的是，召公深入民间访贫问苦，了解民情，为了不打扰百姓，他每天在甘棠树下办公，处理政务，调解纠纷，决狱断案。召公在当地待了不少天，处理民间事务 ；他办事非常认真公正，给老百姓解决了很多生活中的具体难题。肚饥口渴的时候，就从树上采摘棠梨充饥解渴。他走了之后，老百姓十分怀念他，说 ：" 这样的好官太少了。不仅到我们百姓中来，而且就在一棵甘棠树下办公。办完了公，也不吃我们老百姓的东西，也不喝我们老百姓的东西。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像他这样的话，不就太好了吗？

" 而且“爱屋及乌”，甚至连他曾在其树荫下办公的棠梨树也格外受到百姓的精心呵护，不忍心去伤害它，以致于诞生了那首“甘棠”诗。“诗言志”，这首诗难道不是劳苦大众对召公这样的勤廉官员始祖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爱戴吗？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今三门峡市的向阳村附近，现在三门峡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向阳村原来就叫甘棠村，是 1960 年代才改为向阳大队和向阳村的。

在陕州老城有召公祠堂，后来在原址上建成了甘棠苑，用作怀念祭祀召公之地，也是对召公“敬德保民”，“宁劳一身，不劳百姓”的执政理念的赞颂。

亚圣孟子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就是说 ：“百姓最为重要，土谷之神次之，君主为轻。”

孟子是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第二位——亚圣，而他和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不正是来源于召公的执政理念和实践吗？

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唐太宗李世民的“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历史上有作为的统治者和精明的政治家、思想家无不把服务于劳苦大众作为治国理政的首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更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立党的根本宗旨，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群众作为全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判断我们工作成果的唯一标准。在我们牢记宗旨，不忘初心，执政为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回顾和弘扬召公“敬德保民”“宁劳一身，不劳百姓”的执政理念和勤政廉政的执政行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