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作为大众文化的重镇，电视剧纯粹是一种商品，它应该遵循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规则。不管人们承认与否，评价一部电视剧是否成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成功的最强有力的尺度，是收视率。这也就意味着，最大限度地迎合最广大的观众的趣味，是电视剧的基本品性。一般说来，赢利，是电视剧的制作者和播放者最高甚至唯一的目的。因此，要求电视剧有高度的艺术性，往往是不切实际的，甚至会显得迂呆可笑，而要求电视剧的制作者和播放者有超越于功利的文化追求，也无异于与虎谋皮。
然而，我仍想对中国的电视剧提出一点要求。人们常说，文艺作品、文化产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要求以赚钱为目的的电视剧有“益”于世道人心，这显然有些强人所难。而我鼓足勇气也只能对电视剧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要有“害”于世道人心。你尽可以胡编乱造，你尽可以放开手脚搞笑，你尽可以无聊、浅薄，但只要你不有“害”于世道人心，就算是功德无量。
那么，今天中国最基本的世道人心是什么呢？是现代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建立，是现代公民意识的养育。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化，与每一个中国人公民意识的建构，是紧密相关的。这是两个互动的层面。现实的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建设，离不开广大民众民主和法治意识（这是公民意识的重要内涵）的确立。人们常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说三道四，而我以为，最广大的中国人现代公民意识的确立，是我们今天文化建设的最基本的目标，一切与这个目标相违背的行为，一切有碍于和有害于这个目标的东西，都是可诅咒的。具体到电视剧，我们就可以把要求提得更明确了，即我们不要求电视剧有“益”于最广大的中国人现代公民意识的确立，而只要求电视剧不要有“害”于最广大的中国人现代公民意识的确立。
现代公民意识的对立面是什么？是传统的臣民意识。由于中国有着数千年的专制历史，臣民意识也代代相传、根深蒂固。今天，在确立现代公民意识的过程中，传统的臣民意识仍然是最大的阻碍。对传统的臣民意识的清算、批判，是建构现代公民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对电视剧的要求，又可以这样提出：我们不要求电视剧积极地去清算和批判最广大的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臣民意识，我们只要求电视剧不要去拼命强化最广大的中国人心中本已根深蒂固的臣民意识。
这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要求了。然而，即便以这种最低标准去衡量中国的电视剧现状，也是十分令人失望的。这些年，充斥于电视屏幕的，有三种产品：帝王剧、清官剧、武侠剧。当中国正在通向现代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上步履艰难的时候，前现代的帝王却在电视屏幕上受到了尽情的歌颂，帝王的威仪、帝王的“英明”、帝王的权谋、帝王的“忧国忧民”，以及帝王的妻妾成群，等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渲染。
这种帝王剧之大受欢迎，是毫不奇怪的。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崇皇情结。这种崇皇情结正是传统的臣民意识的内核。崇皇情结可谓是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个极顽固的病灶。而帝王剧正是因为触动了最广大的中国人的崇皇情结，才赢得很高的收视率的。对于中国人的这种崇皇情结，帝王剧的制作者们是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考量的。他们就是要拼命迎合大众的崇皇心理、就是要调动大众的崇皇情绪，因此，也就不可能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表现帝王，而只能选择一种欣赏、称颂和崇拜的姿态，换句话说，他们伸出五指在中国人的崇皇情结上轻揉狠搔，弄得人们心里甜甜的、酸酸的、痒痒的。在他们的这种日复一日的揉和搔中，广大中国人的崇皇情结也在被肯定和强化着。而广大中国人的崇皇情结强劲一分，中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就艰难一分。
清官剧之受欢迎，原因也与帝王剧之受欢迎相似。对所谓清官的渴盼，在一代又一代中国草民的心中涌动着。清官剧迎合的，也正是广大民众的这种渴盼。清官产生的前提，是社会属人治而非法治，而清官的政治信念，就是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再“清”的官，也是要“为民做主”的。毋须多说的是，广大民众对清官的渴盼，与现代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是冰炭难容的。而清官剧正是在肯定和强化着民众对清官的渴盼。至于武侠剧，迎合的也是中国人传统的渴望被拯救、渴望有人替自己做主的心理。
帝王剧、清官剧和武侠剧同时在当代中国的荧屏上受宠，实非偶然，这三者之间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的。何满子先生在《为武侠小说亮底》一文中，曾有这样一番精彩之论：
“由于无须说明的原因，中国老百姓历来盼望的第一件事，是有个圣明天子御世，少点折腾，能让大伙‘做稳奴隶’。第二件就是盼望父母官清正，少刮地皮，不太贪赃枉法，庶民少受点委屈。明君、清官之外，因为天高皇帝远，民间的不平事官老爷也管顾不到，受欺凌而无告的百姓第三件事就希望出个把侠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除暴安良，伸冤理屈，以补明君、清官之不足。这就是在那种制度下人们乐闻武侠故事的心态的根源，即使不身逢，听听也可以解解气。武侠小说是和旧制度、人治社会、非科学、不民主的现实、意识和风俗联系着的。”
可以说，帝王剧、清官剧和武侠剧，联手强化着广大中国人的臣民意识，共同巩固着广大中国人渴望“做稳奴隶”的心理。——说这有“害”于当代中国的世道人心，并非诬枉吧。
帝王剧、清官剧和武侠剧之外，反腐题材的电视剧近些年也是荧屏上的宠儿。反腐剧直接面对的就是当代中国的民主和法治问题。尽管反腐剧并不能真切地反映现实中的腐败，但腐败在电视剧中往往也很严重。腐败之所以如此严重，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民主和法治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因此，反腐剧应该是能够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地激发人们对民主和法治的向往。
然而，近年的这些反腐剧，却往往成了现实题材的清官剧。剧中的反腐行动每到进行不下去的危急关头，总靠某个比级别最高的腐败分子更“要”的要人发出“无论涉及到任何人，都要一查到底”的指示，反腐行动才能继续下去。这个更“要”的要人，有时是当地的最高领导，腐败活动最猖獗时，他总是不在当地，或者在中央党校学习，或者在遥远的外地考察，只是在纪委书记或公安局长向他请示时，他才知道问题如此严重，于是发出“一查到底”的指示。这个发出“一查到底”的指示者，有时则是“中纪委”的某个领导，而且总是一位女性。在有的剧中，则是当地最高领导和“中纪委”的女性领导都出场，才最终把腐败分子扳倒。
不用说，当腐败分子气焰嚣张，公安局长、刑警队长或检察长一类反腐人员一筹莫展甚至遭受迫害时，观众会焦急、愤怒，而当市委书记或“中纪委领导”发出“一查到底”的指示从而最终让那级别最高的腐败分子也戴上了手铐时，观众会感到大快人心。而这就仍然在肯定和强化着当代中国人的“人治意识”，仍然在肯定和强化着当代中国人对清官的渴望。或许有人说，在现实的反腐中，情形确实如此。但现实的情形如此，并不是电视剧对之欣赏、称颂的借口。
我们有理由要求反腐的电视剧能多多少少地引发观众对腐败的真正根源的思索，和对怎样才能真正防止腐败的追问。腐败的猖獗，和反腐必须依靠某个比腐败分子更“要”的要人的支持才能成功，这二者实出于同一种根源。如果反腐题材的作品认可和称颂着“人治”的反腐，如果反腐题材的作品中“人比法大”的现象显得那样正常和当然，那这种作品所反的就仅仅是那几个腐败分子，却仍然在肯定和赞美着产生腐败分子的根源。——近年的一些反腐题材的电视剧，不正是这样做的么？反腐剧与现代民主和法治意识的背离，有时在剧中正面人物的细小言行中也表现出来。
例如，有一部电视剧正面歌颂的主人公是一个派出所所长。这位所长本是上面公安局刑警队的优秀人员，本来要提拔他当刑警队长的，为了进一步锻炼他才让他先到基层来当所长。一次，所长以及一批公安人员与一名“犯罪嫌疑人”用枪对峙着，其间，该所长对“犯罪嫌疑人”义正词严地说道：“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如果你现在放下武器，还算终止犯罪！”被电视剧所歌颂的公安英雄竟连“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差别都弄不清楚，我们是应该先敬仰他呢，还是应该先把他送进法律扫盲班呢？
不要有“害”于世道人心这样一种对电视剧的最低要求，恐怕也注定是要落空的。广大中国人的崇皇情结、臣民意识和渴望“做稳奴隶”的心理，正成为电视剧制作者们的摇钱树。据说，有关方面对电视剧的审查很严，一不小心就被“枪毙”，而赞美皇权、讴歌“人治”、肯定和强化广大中国人的臣民心态，则绝对不会犯忌。既然在政治上和商业上这钱都赚得安全稳妥，又何乐而不为呢！但我仍然要说，这赚的是一种黑心钱，无异于对着有毒瘾者大贩毒品。■
（转载自《一嘘三叹论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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