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是我国的民族英雄，北宋末年，他率领手下的岳家军屡破金军，收复失地。可是就在这紧要关头，他却被高宗和秦桧用12道金牌唤回，以莫须有的罪名治罪。最终这位“儿童识其姓字，草木闻其威声”的战功赫赫的民族英雄，非但没能实现“直捣黄龙”的夙愿，反而在年富力强之际含恨遇害，千百年来，他的死亡原因一直成谜。现把近千年来人们的普遍观点总结与下：
一、岳飞治军的政策触动到南宋整个统治阶层的利益，为统治阶级所不容。
岳飞搞“均田制“，他将打仗收复回来的失地分给了士兵和贫穷的农民，而农民和士兵得到土地不会感激皇帝而是感激岳飞，他们更愿意加入岳家军去打仗，然后捍卫自己的土地财产。岳飞这样做无疑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在核心的经济政策上鼓舞了士气，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但你这是“土改”呀，由于跟皇帝和高层没有默契，作为高官和权贵们本身都是大地主，自然是会反对你的。皇帝更怕你岳飞拿国家的土地资源去壮大自己的势力。所以不是某个人要杀你，而是南宋整个既得利益阶层都不愿意你活下去，所以把你除掉已经形成了内部默契，就不需要什么罪名了，叫”莫须有“！
二、秦桧为议和之路排除异己，扫清障碍
宋高宗自即位之初就无意营救宋徽宗、宋钦宗，而只是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皇位和保证自己的安全。所以他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为了网罗人心，他下诏起用曾经在北宋开封保卫战中深孚众望的著名抗战派大臣李纲为相，任用忠心报国的宗泽防守北宋的故都，假惺惺地不断发布诏令，表示自己要随时返回开封，祭拜祖宗、社稷，带领全国人民与金人作战，收复故土。另一方面，他又不敢和强大的金国公开决裂，派使臣魏行可向金国示好，以换取求和的机会。并借口"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向南逃窜。
在向南逃窜的同时，宋高宗还加紧了向金求和的步伐，甚至为了能换取金朝承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愿去尊号，用（金朝）正朔，比于藩臣"，一副卑躬屈膝的嘴脸。
当主战派遭到主和派排挤和打击后，岳飞心心念念的仍是抗金大业，依然坚定地反对和议，曾因此得罪了秦桧，被秦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据《宋史》记载：“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这也历来被看做是秦桧谋害岳飞的关键证据。
三、性格桀骜不驯，品行深得民心，引起高宗猜忌
1129年，先有韩世忠黄天荡大捷，后有张浚在陕西富平的主动出击，彻底打乱了金太宗南下的部署，迫使金兀术撤军，从而解除了金朝对南宋的直接威胁。自绍兴四年（1134年）至绍兴八年（1138年）间，宋在川陕、两淮、中原地区与金国、伪齐展开争夺战。经过数次大规模的战争和北伐反攻，南宋夺回了部分失地。此时，川陕战场有吴玠大败金军，收复甘肃东部和陕西西部的秦、凤、陇等地；两淮战场有韩世忠的力挽狂澜；中原战场有岳飞的节节胜利，收复失地。南宋与金朝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自南宋建国以来，军队都掌握在抗金将领手中。这些将领拥兵自重，各自占据一方，令没有兵权的宋高宗如芒刺在背。但碍于当前时局，宋朝统治者在“以打促谈”的方针下，也急需要像岳家军这样的虎狼之师打几次大胜仗来增加自己谈判的底气，所以只能暂时隐忍着。如今，宋金战事渐趋缓和，为巩固皇权，高宗又开始着手收归兵权。
绍兴七年的淮西防区兵变后，主和派赵鼎代替主战派张浚担任宰相，秦桧任枢密使，把持军事指挥权，宋高宗终于下手了。绍兴七年(1137年）二月，高宗趁着迎回北宋徽宗棺木之机，再次令使臣王伦向金朝表达求和之意。此时的金军在不能成功灭宋的情况下产生了厌战情绪，再加上金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权力变动，主张对南宋政府采取"以和议佐攻战"策略的挞懒（完颜昌）一派掌握大权，金朝对南宋的和议主张表示认可。宋高宗闻讯欣喜不已，立即起用主和派秦桧全面负责和议事项，最终达成宋金和议：金朝将原伪齐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划给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朝进贡银、绢五十万两、匹。
南宋主动与金朝议和，遭到朝廷内外很多官员的强烈反对。胡铨等主战派因上疏抨击秦桧，反对宋金和议，而获罪被贬。岳飞也因上书反对议和而遭致严厉的打击。
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撕毁与南宋签订的和议，兵分两路进攻南宋。宋军顽强阻击，遏制了金军的进攻势头。岳飞率部接连取胜，收复中原在望。但宋高宗只想保住半壁江山，于是严令各处宋军撤退。为了谈判议和的顺利进行，他甚至解除岳飞、韩世忠、张俊等人的兵权，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几乎就在同时，高宗和秦桧加紧对金乞和的步伐。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终于和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宋向金称臣；两国以淮水至大散关为界；宋每年向金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史称。
其实，宋代自开国以来对武将的提防，就已经内化为赵宋皇帝的遗传基因，世代相传。在两宋之交、版图震荡之际，高宗赵构一方面必须依仗军事将领为其赢得生存空间；而另一方面，却又一直对武将心怀疑惧，深恐养成“尾大不掉”之势。他曾对张俊说起郭子仪的故事，勉励告诫他“若知尊朝如子仪，则非特身飨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而岳飞恰恰是一个“质直、坚定、强项”的人物，说严重点就是有些桀骜不驯，甚至有赌气使性的时候。
早在建炎初年，身为高宗大元帅府下属低级官吏的岳飞因越级上书，反对京师南迁，被革职归田里。回乡途中，他又投奔河北招抚司，在那里，岳飞遇到了赏识自己的伯乐张所。招抚使张所赏识岳飞的军事才能，破格将其提拔为统制官。但不久岳飞却因与上级意见不合，不顾军纪，带领部属分裂出去，擅自行动。这一举动毫无疑问是严重的违纪行为。
如果说这次违背上级命令，岳飞年方25岁，年轻气盛，是为抗金的急迫心情所激，尚且情有可原，而在十年之后的绍兴七年，已经官拜太尉的岳飞的所作所为就显然可见它政治上的不成熟。这一年，高宗起初答应岳飞要将大将刘光世的部队并入其麾下，后来却出尔反尔，让岳飞扩军北伐的计划遭挫。倔强的岳飞，竟向高宗上了乞罢帅职的奏疏，且不等答复，就怒上庐山给过世多时的亡母守丧去了。高宗派岳飞的部将上山请岳飞回来，岳飞拒不接受诏命，僵持了六天，最后部下不得不无功而返。
此外，相对于当时官场的苞苴公行，相对于众大将的热衷经营产业，岳飞却是一个不经商、不置田、不造豪邸的人，过着淡薄清廉的生活。这本是难得的宝贵品质，是真真正正的君子，但统治者却未必这样看。当名望如日中天的岳飞有“邀誉”之嫌时，高宗赵构就不能不暗暗动杀机了。
绍兴十年，岳飞终于有了在抗金战场上大展身手的机会，他挥师中原，前锋所驻扎的朱仙镇，距离旧都开封仅有45里。正当形势大好，岳飞希望得到友军的配合，一举恢复旧都的时候，高宗不但命令其他部队先行后退，置岳家军于险地之中，而且急用十二道金牌将其从前线召回。这里，从“一天下十二道金牌”也不难看出，岳飞不听命令也是经常发生的事。“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飞心中的愤懑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又一次故态复萌，撂挑子不干了，返回途中他又到庐山，到母亲墓地守丧去了。这样，岳飞与高宗之间本就脆弱的感情终于消耗殆尽。此时，高宗赵构对岳飞的态度已不是最初的不满、失望和猜忌，而是勃然大怒。我们从高宗后来因为恨“岳”这个字，把岳州更名为池州这件事，就知道他对岳飞的忌讳和芥蒂有多深。
四、高宗担心岳飞等人抗金成功，迎回父兄，皇位不保
岳飞直捣黄龙，迎归徽宗、钦宗的雄心，在政治上既正确又不正确。正确的是，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确很震飞人心，能起到号召和鼓舞民众对金斗争的作用；不正确的是，在高宗的内心，是绝不愿徽、钦二帝在有生之年平安回到宋廷的。一旦父兄归来，其帝位便岌岌可危。早在高宗于商丘即位之初，就有太学生上书反对，他认为高宗不该即位，待到钦宗有朝一日南返，如何处置？由于此话戳到了高宗的痛处，所以那位太学生惨遭杀害。
徽宗其实早在绍兴五年的六月，就死在了白山黑水间的五国城。此后能对高宗皇位构成威胁的，只有其哥哥钦宗。绍兴十二年，宋金合议达成的第二年，在高宗生母韦氏南归之际，“钦宗挽其裾曰：‘汝归与九哥言之，吾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他无望于九哥也。’”赵桓的这番表白，是明白无误地告诉赵构：我是不可能与你争夺帝位的，念在骨肉之情上，给我在有生之年落叶归根就感激不尽了。但高宗赵构并没有顾及血脉深情，给与了断然拒绝。可怜的钦宗只能望断飞雁，泪洒异地，在郁郁寡欢中客死他乡。
其实，岳飞根本没见过徽钦二帝，他念念不忘地“迎归二圣”，也不可能是不忠于高宗的体现。但是，岳飞念兹在兹，矢志不渝地坚持抗金复国，反对退让苟合的夙愿，是与高宗那个偏安一隅的总体愿景相左的。
说到底，岳飞与高宗的矛盾，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当宋金矛盾激化，高宗求和而不可得的时候，他仰仗岳飞等一干将帅可暂保江南一隅之地，保卫南宋小朝廷。而当金人伸出象征和平的橄榄枝时，矢志抗金、反对苟合的岳飞等人，就不能不被高宗一班人所嫉恨，所抛弃。正是这种大政方针的相左，令高宗与秦桧施展手段，剥夺了三大将的兵权，杀害了名将岳飞。
五、干预立储，犯了皇家之大忌
绍兴七年秋冬之间，岳飞得到情报说金人想要扶植钦宗之子在开封做傀儡皇帝，以给南宋制造分裂。岳飞于是在面见赵构时，建议尽快立赵构的养子之一赵昚为太子，以阻敌人之计。在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岳飞明确支持立赵昚为太子，说是建言，其实已经是倾向坚定的政治表态。对于手握重兵的大将来说，此举势必会引起最高统治者的猜忌——你积极主动地支持立赵昚为太子，是不是已经结成了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利益小集团？果真如此，那将来会不会急于抢班夺权？如果将来继位者与你的支持者不符，新君与旧臣之间怎么相处？君臣相疑，国家岂能安宁？所以，岳飞的建言在赵构看来，显然是“僭越”了。
宋代历史上，聪明的臣子在立储的问题上，向来讳莫如深。就连那位极具个性，敢批敢谏的寇准，在太宗主动向他征求立储建议时，也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时人张戒曾评论岳飞此举说：“越职及此，取死宜哉！”足见此说并非空穴来风。
六、岳飞更可能是死于政治交易。
元修的《宋史》上就清清楚楚地写着，金人提出了“必杀飞，而后和可成”的要求，而此一要求，竟被高宗和秦桧这一班昏庸的君臣所接受。在双方信使频繁往来，忙于议和之际，将岳飞投入狱中难不成就是议和的投名状。而待和议达成之后，高宗和秦桧之流又不得不兑现承诺，将壮志难酬的岳飞草草杀害了。这么一理顺，似乎一切都说得通了。
仔细推敲，舍车保帅，罔顾国体尊严，奴颜婢膝求和，在两宋的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北宋末年，原辽朝的官员张觉先是在金灭辽的过程中降金，后来又叛金降宋，宋人只看到眼前的有利可图，欣然“纳之”。而后来在金人的要挟下，又不得以砍掉张觉的脑袋奉上，使得郭药师等辽朝降将心灰意冷，渐生反心。南宋中叶，开禧北伐失败后，和平谈判中宋廷迫于金人的要求，又决定将早已在宫廷政变中遇害的韩侂胄枭首，将人头装在盒子里送给金国。时人曾用“未闻函首可安边”，对这一屈辱的行为予以辛辣的讽刺。为了换取和平，宋廷的一班君臣是什么龌龊事都干得出来的。
据史料记载可知，岳飞是直接死于秦桧之手的。但如果以此认为是秦桧杀死了岳飞，所以就应该在岳飞像前长跪谢罪，遗臭万年，秦桧多少是有点冤枉的。因为若是没有皇帝的默许，给十个胆，秦桧也是不敢擅自杀害岳飞这样的肱股之臣和民族英雄的。明人文徽明曾在咏史词“满江江”中感叹“笑去去一桧亦何能”，足见秦桧当时处境之尴尬。这一点，在中国考古界2006年出土的秦桧亲笔遗嘱中也得到了印证。
这份遗嘱被史学家认定为“政治遗嘱”，书写在一块长达2.2米、宽约50公分的绸缎上，至今保存完好。秦桧在该份遗嘱中告诫子孙远离政治，深知自己将“获谴汗青”，“蒙羞万年”，叮嘱子孙在他死后万莫贪恋禄位，急流勇退，也不可在风暴来临后为他争辩，这样兴许“庶几可得苟全性命”。
秦桧在该份遗嘱中仍然坚定地认为对金议和是当时的“国情”下保全家国的唯一出路，也曾经和岳飞直接探讨过此问题，但岳飞表示“要为不可为之事”，这姑且被看作是“路线问题”，我们也大可不必站在今天道德的制高点，对秦桧求全责备。
其实，南宋建立之初，宋高宗也并不反对北伐作战，因为战争会让他的声望达到空前的高度，政治地位更加牢固。如果称高宗为一个战略家也不为过，在他在位的几十年里，一直跟金国打打停停，边打边谈判，边备战，这样不仅增加了谈判的筹码，更主要的是凝聚了民心。说到底，他对岳飞充其量只是利用，可怜岳飞一腔热血终究逃不脱“兔死狗烹”的宿命。
既然如此，高宗为什么还在关键时候用12道金牌召回征战途中的岳飞呢？原来是因为金使送来了岳飞与钦宗联络的“确切证据”，钦宗甚至扬言返国复辟后将清洗“老九”(高宗为徽宗第九子)的人马，高宗急需找岳飞对证，并且未雨绸缪，釜底抽薪。
秦桧在遗嘱中说，高宗与岳飞的晤谈一概秘密进行，他也不能与闻。但事后高宗告诉他，岳飞一再表态自己只想收复北方迎还二帝，待功成名就后愿意效仿石守信等解甲归田。至于帝位归属，岳飞表示那是“皇家手间事”，没有旗帜鲜明地站队表态。
秦桧在遗嘱中对岳飞的战功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岳飞的善战为其议和提供了极大的回旋空间，以打促谈效果很好。但岳飞功利心太重，性格耿直，与人不好相处，容易招人猜忌，甚至与皇帝言语不合也敢撂挑子走人，犯了皇家大忌。
在岳飞被杀后，他昔日的同僚们不敢质问皇帝，都来质问秦桧，秦桧也不敢把责任推到皇帝的身上，只好以“莫须有”予以搪塞，这也为后人留下了口实。
秦桧在遗嘱中辩解说，帝位一旦有纷争，内战必起，国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而即使帝室无恙，但毕竟皇帝已经对拥兵大将起了猜忌，此隙一开绝难弥合，即使岳飞本人无所谓，但手下骄兵悍将也难保万一。细想，也不无道理。
所以，最后秦桧只能“为皇帝分谤”“为江山社稷而牺牲自己的令名”；“为知己者死”，以报高宗“知遇之恩、信任之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