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文明进化的三种基本模式
为了更深刻理解中华文化与国外的差异，我们此处对各种文明进化的基本模式进行一下总结。世界上历史的各种进化过程，可以大致分为分裂式进化、融合式进化、湮灭等三种模式。
1. 分裂式进化
任何文化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的分支、变异。如果出现新的分支以后相互不再融合，就会形成分裂式进化模式。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新教等，最初其实是一家，但后来不断地分裂，分裂之后又很难相互融合，由此形成完全互斥的宗教群体。即使在新教等内部，还在进行更进一步地分裂，形成新的宗派。例如，仅在新教中就已经有数以百计的不同宗派存在。其中比较主流的宗派就有六个：信义宗（路德宗）、加尔文宗（改革宗、归正宗）、安立甘宗（圣公宗）、公理宗、浸礼宗和卫斯理宗（循道宗）。如果是基因的分裂式进化，就是一个父母生出若干个子女，这些子女分别成家后又生出若干子女......由此不断分裂繁衍，一个父母可以形成非常多的不同后代。由于繁衍过程中的变异，越往后的后代之间的差异就越来越大。
2. 融合式进化
不同的文化可以融合成一个新的文化。简单来理解就是，基因进化的后代如果互相不交叉，繁衍的差异就会越来越多。但是，如果某一个族群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里，在很多代以后，他们相互之间的血亲关系会越来越远，相互之间又可以再联姻。这样，这一个区域的族群就会形成一个相对趋同的基因族群，他们更多呈现的就是融合式进化。因为族群内不断相互融合，因此他们的基因差异就不会那么大。而分开的相同祖源的后代，在不同地区分别在各自族群内进行融合式进化，相互之间却是分裂式进化，这样繁衍很多代以后，他们相互之间就会形成比族群内差异更大的不同基因族群。不同的文化进化也是类似情况。在一个区域内文化会相互融合，而在不同族群内，文化保持相对差异性地分裂式进化。这样在很长时间以后，两个族群之间在文化上也会形成比较大的差异。族群内的文化是融合式进化，族群之间是分裂式进化。如果有某些时机两个不同文化的族群相互交流，那么在族群之间也会出现融合。因此，跨越地域较远的相互交流或者把两个不同文化族群距离拉近，就容易出现融合式进化。
不同文化的融合，往往会带来新的创造或变异。文化差异性越多，相互融合后的创新就越多。商丘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之母，关键原因就在于其具有很高的融合便利性的同时，又能长期保持文化的差异性：
商丘在位置上大致处于整个中华大地的中心部位。
作者汪涛2024年4月25日在参观商丘博物馆时拍摄
商丘作为商业的创造者和其商业长期的发达，进而可以有条件发现、吸纳、融合较为广大地区的不同文化。
商丘以及其周围极小的空间里容纳了大量前朝后裔的封地，这就使其非常奇特地既具有多种文化融合的最大便利，同时又可以长期保持和继承最多的各自不同文化传统多样性。而在其他地方，一般来说距离近到一定程度，往往就会形成融合式进化，最终会逐步趋同。一旦趋同，文化差异就变小，融合性和创新性就会随之降低。唯独商丘因其极为特殊的地位，既可以充分保持各个前朝文化的差异性，同时又可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创造。
3. 湮灭
因战争或自然灾害等被毁灭后未能继承下来。湮灭就会带来基因或文化的失传或中断。
文化与基因或血缘之间会有很大的相关性，但因为文化的可学习性，它也会很容易形成跨基因或血缘的传承或相互融合。
十一、研究商丘作为中华文化之母的超级战略意义
一般来说，研究一个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传承，主要具有两个意义：一是从纯粹历史科学角度来说，这种研究是有学术意义和价值的。二是对于当地的文旅发展提供了新的题材，这可以造福当地一方百姓。因此，很多地方文旅局对当地考古研究的积极性，绝对不比当地文物和历史研究部门弱。甚至各地文旅局的很多人都快成职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了。
不用讳言，我们研究商丘对中华文化的历史地位问题，当然也会有以上两个意义。但是，如果仅仅是从以上两个角度来考虑问题，那就太过低估这个研究所具有的超级战略价值了。因为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商丘对于整个中华文化所具有决定性历史地位。因此毫无疑问，研究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更科学地理解中华文化的本质会带来大量颠覆性的新视角。
1.“农业社会”还是“农商社会”？
一提起中华传统社会，几乎所有人都本能地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真是如此吗？事实是这个看法大错特错，如果仅仅这么来理解，将会产生极大的误解。只有深入研究了作为中华文化之母的商丘才会突然间恍然大悟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和真理：
古代的中国是农业社会的确不错，但中华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商丘人所创立的商业文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只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经济社会，怎么可能产生中华文化这样伟大和内涵丰厚的文明呢？
从事买卖的人叫“商人”，买卖的货物叫“商品”，而这项活动叫“商业”。“商”字能成为这些活动的定语性质的词汇，就取自于商丘的“商”字。并且，目前公认商业的创始人，也是位于商丘的商族祖先——王亥。
王亥（公元前1854年——公元前1803年）姓子，又名振，河南商丘人。据记载，他是阏伯(契)的六世孙，商王冥之长子，商部落的第七任首领。早在公元前1863年，王亥就开始协助父王治理黄河水患。在冥病逝以后，王亥继位称王，同一时期开始驯养牛马，并根据牛马吃苦耐劳的优点发明了牛车，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运输工具。这些做法不仅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同时也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农业和畜牧业在此基础上迅速发展，粮食、皮毛等生产生活资料很快便有了盈余，于是王亥便带领着手下的子民，拿多出来的东西与其他部落的人进行交换，别的部落的人也据此将这一群人称之为“商人”。《史记》根据年代分类，将王亥其人其事收录进了《殷本纪》。王亥因此成为中国商业贸易的鼻祖。
王亥不仅开创了商业的先河，他本人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据《竹书纪年》记载：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帝泄十二年，王亥和弟弟王恒一起从商丘出发，载着货物，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了河北的有易氏（位于今河北易县一带）。有易氏的部落首领绵臣见财起歹意，杀害了王亥，赶走了王亥的随行人员，夺走了货和牛羊。王亥的弟弟王恒日夜兼程逃回商丘。王亥之子上甲微非常悲愤，欲为王亥报仇。但由于诸多原因，当时未能立即出兵，4年后才借助河伯之师，灭了有易氏，杀了绵臣，为王亥报了仇。
西周时期，形成了被称为“析”“四封”“牍”“宪”的官方商业文书，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又形成了“契”“载书”“质要”“盟”“券”“律”“书”等商业文书。《周礼》《礼记》等古籍中对此类的商业文书均有记载。与此同时，民间也产生了“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谚语。
商朝将商业作为一种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其实也是吸收融合了长江流域文化的商业特征。良渚文明与其他文化或文明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中华大地众多地方的考古发掘中，都发现了显然属于良渚的玉器。例如金沙遗址中发现的显然属于良渚生产的十节玉琮。
良渚玉器在全国各地出土分布图
为什么良渚玉器会在全国如此之广的区域出土？这说明4千到5千年前的良渚通过商业方式与中华大地非常广大的地域都有交流。
无论是秦朝、汉朝、唐朝还是宋朝，商人在中国社会中都有很高的地位。中国并不只是一个高度重农主义的社会，更是一个高度重商主义社会。只是在元代之后，商人地位才逐步受到较多污名影响。
2. 中华文化引领的人类前两次全球化
商朝的商业跨越距离之远，远超我们今天的想象。
2015年英国《每日邮报》突然报道，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岩石上发现了3000多年前的中国甲骨文。
另外，在安阳殷墟，出土有大量的古人类骨头和动物甲骨。这本来并不奇怪，商朝人有活人殉葬的传统，以及用动物甲骨作占卜和祭祀的传统。但奇怪的是，这些殉葬的人类骨头中居然发现有来自太平洋各个岛国，甚至是北美洲人的骨头。另外还发现有被认为是白令海域才有的巨型蓝鲸的肩胛骨。
在美洲迄今已发现汉字59个，自殷商至南宋几乎历代字体都有。
因此，我们有理由猜想，商朝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过程。
但是，因为考古证据还不是特别充分，所以，目前我们对此判断仅作为一个理论猜想，还需要更多考古证据和历史研究的支持。
但宋代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全球化，并且是商文化的第三次复兴，其证据却已经非常丰富和坚实。宋代的商业之繁盛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顶峰。宋代的商业极为发达，很多历史学者甚至认为当时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萌芽。宋代商业的发达体现在很多方面：
海上贸易的兴起和第二次全球化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满足皇室及官僚的生活需求，宋朝政府高度重视海外贸易，特别是在东南地区的海上交通枢纽。所以，在商朝实现第一次全球化之后，宋朝实现了事实上的第二次全球化。
最早的纸币——交子的出现
宋代商业的繁荣催生了纸币的出现。随着商业资本的扩大和商品交换的日益频繁，货币铸造量猛增但仍无法满足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宋时期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钞票和汇兑使用广泛
宋代商业繁荣的一个显著表现是钞票和汇兑的广泛使用。这一现象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高度活跃。钞票作为一种便捷的交易媒介，大大促进了商业贸易的流通和效率。
兴起了新的金融业
这一时期，随着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货币流通量大幅增加，金融业务也随之发展。
货币的改革
宋代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货币的改革。在宋代，随着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传统的货币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因此宋朝在货币制度上进行了大量改革。
宋朝铜钱事实上的国际货币地位
宋朝的铜钱在很多国家都有出土，其使宋朝的货币成为当时事实上的国际货币。2023年1月26日，韩国文物研究院宣布在济州岛出土了20枚中国宋代的铜钱。不仅如此，此前在英国柴郡出土一枚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的铜钱。事实上，全球各地考古发掘出的宋代铜钱实在是太多了。
1827年，新加坡发现来自宋代的铜钱。 1860年，爪哇岛挖出中国铜钱30枚，过半为宋钱。 1888年，英国人已在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岛发现了宋代铜钱。 1898年，德国的考古学家在非洲索马利亚的摩加迪休挖掘到一些古铜钱，从钱币的文字看，这些古钱显然来自遥远的中国宋朝。 1899年，越南河内发现了两万多枚宋朝铜钱。 1911年，斯里兰卡也出土12枚宋钱。 1916年，马菲亚岛出土3枚宋钱。 1945年，桑吉巴岛又挖出大批古钱币，在现存的176枚钱币中，属于北宋的有108枚，南宋的有56枚。 坦桑尼亚的基尔瓦港口与肯尼亚境内的哥迪遗址，也先后发现了“熙宁通宝”“政和通宝”“庆元通宝”等宋朝铜钱。 另外波斯湾、印度、越南、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中国境内的辽、西夏、金辖区，均有非常广泛的宋钱出土。
即使在国内，宋朝铜钱的存量之巨也极为可观。很多地方在建设房屋时，都会在地基或柱梁底部放一些宋代的铜钱。40多年前我们小时候玩踢毽子的游戏时，就是用3、5枚宋代铜钱捆起来做底，上面扎上羽毛做成的毽子。
我曾见过有人把埋在地下因年代久远已经完全粘连在一起成吨的宋代铜钱作为摆件展示。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更是经过考证，认为有宋一代仅官铸铜钱就达2亿贯，还有仍能流通的前朝货币，全部货币流通量在2.5亿贯左右。
而唐朝，铸钱量较多的唐玄宗时期每年不过30万贯，到唐宪宗时已下降到13.5万贯。可见，宋代的铸币量的确是惊人的，有人估计其总铸币量是唐朝的20倍以上，可谓空前绝后。
强大的金融成就，背后是工商业的空前繁荣：
商品种类增多
宋代商品种类显著增多，反映了商业的繁荣与细分。农产品如粮食、茶叶、蔬菜、水果、丝、麻、布等逐渐成为交易对象。手工业品也大量进入商品流通。
商业组织形式的丰富
宋代商业繁荣的一个显著表现是商业组织形式的多样性。这些组织主要为商人提供服务，如保险、融资和仓储等。其中，行会和钱庄是宋代主要的商业组织形式。
城市商业繁荣
宋代城市规模和数量的增加为商业贸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
区域性市场形成并发展
宋代商业繁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区域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这一繁荣得益于宋代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它将各地的中心城市、县和镇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构建了覆盖全国的商业网络。
国内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
宋代国内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是其商业繁荣的重要因素。尽管两宋时期与辽国、金国的边境冲突不断，但国内，特别是南方，相对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形成了三级市场网络体系
宋代商业繁荣的显著表现之一是形成了三级市场网络体系。这一体系从城市扩展到了农村，具体包括草市、市镇和城市三个层次。
商人的地位提高
宋代商业繁荣的一个显著表现是商人的地位显著提高。这一时期，商业活动频繁，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使得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草市的高度发达
草市原来是乡村定期集市。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到宋代，其中一部分发展成为居民点，个别的上升为县、镇。紧邻州县城郭的草市，会发展成为新的商业市区。这类市区，居民稠密，商铺店肆林立，交易繁盛，与城郭以内的原有市区，并无区别。有的地方，甚至远远超过了城郭内的旧市区。到宋朝，逐渐发展成商业中心。描绘北宋时期草市的著名绘画《清明上河图》，为我们真实再现了当年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草市的繁荣。
草市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体现。草市通常位于交通要道或水陆码头附近，具有较为发达的交通网络，这为商品的流通提供了便利。
商业的规模扩大
宋代商业繁荣的显著表现之一是商业规模的扩大。这一时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种类和数量都大大增加，从而推动了商业的快速发展。
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
宋代商业繁荣主要得益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为商业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减少了不确定性和风险。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宋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重要表现。这一时期，陆路和水路交通都得到了显著改善。
充足的城市粮食和副食供应
宋代城市粮食和副食供应充足，是商业繁荣的明显表现。这一时期，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和交通的便利，粮食和副食能够迅速、大量地流入城市。
商业中介
宋代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商业中介的兴起和发展。这些中介在商业交易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促进了商品和信息的流通。其中，牙人是最为人们熟知的一种商业中介。
其他——工业文明的萌芽
商业的发达会促进工业的发达。这使宋朝具备了大量工业革命的萌芽。当然，这个也不应去过度解读，因为工业革命需要作为独立体系的科学支持，因此，这注定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北宋被金朝摧毁，并且最终南宋也被北方元朝灭亡等存在众多教训之处，尤其是财富的增长必须与军事力量的强大相匹配，否则定然成为野蛮人抢劫的对象。
3.“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第五次全球化
近代欧洲崛起后，以殖民和掠夺方式引领了第三次全球化。
美国崛起后，以美元、和军事霸权方式引领了第四次全球化。
而今中国再次崛起和复兴，我们到底要复兴什么？是再现汉唐盛世吗？历史会循环但不会简单重复。我们只能站在今天的历史时代去考虑未来，但更全面的理解历史，会有利于我们更准确、更全面和更系统地理解未来。中国并不是一个像其他很多国家那样的传统农业社会，只是简单地需要从头开始补工业文明的课，我们本来就是工业文明和全球化的世界源头。我们需要补上的只是科学等部分的课程。只有准确地理解到这一点，才会明白我们建国之后成功原因所在，也才会更准确地理解未来我们需要做什么。
中华文明的复兴，就是需要去引领人类第五次全球化。这就是“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义所在。
4.纠正大量长期的常识性误解——“中”与“管”
重新认识商丘这个中华文化之母，可以带给我们今天的启迪还远远不止是以上这些。我们过去对商丘、河南、中华文化的误解太多了，甚至河南和商丘自己都存在很多的误解。
即使央媒，甚至是河南自己的官媒，谈到河南时也是这么描述的：河南，一个来了都说“中”的地方。
但是，到了商丘我才突然发现：商丘人不是说“中”，而是说“管”。但是，商丘还是持“不争”的态度，从来没去解释过这个显然的错误。
商丘是说管
5.花木兰的故事说明了什么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人们经常提到的是“男尊女卑”“忠孝不能两全”。但商丘以一个母亲讲道理的特有方式，通过一个故事，持续地纠正着众多错误。这就是花木兰的故事——“谁说女子不如男”“忠孝可以集于一身”。替父是孝，从军为忠。
正如名人往往会有不同地区去争其归属一样，花木兰究竟是哪里人也有多个版本。
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有史料记载，花木兰原姓魏，是商丘虞城人，唐代在此处建有木兰庙，当地还有木兰祠等历史遗迹，并且木兰传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在清朝同治时期的《黄陂县志》等史料中，有花木兰是黄陂人的记载。此外，黄陂区有木兰山、木兰天池等地名，以及木兰文化生态旅游区等旅游景点，都与花木兰有关。
陕西省延安市：有一种说法认为花木兰是陕西延安人，因为有专家在延安发现与花木兰相关的石刻，并且延安万花山有花家陵，可能是花木兰的墓地。
安徽省亳州市：安徽亳州城郊有陵和石碑，也被有些专家认为是“花木兰故里”。
花木兰的故事主要来源于《木兰诗》，而《木兰诗》中并没有明确提及花木兰的籍贯。正史中也没有关于花木兰的直接记载。因此，关于花木兰的祖籍问题，目前仍然是一个学术上和历史研究上的争议话题，并没有定论。
其实，我们也不好去做一个最后的定论，因为一个得到大家都认可的英雄传说，各个地方都愿意其成为与自己更接近的英雄。这个可以有很多原因产生联系。
首先当然是实际的出生地、成长地等等。
其次是该名人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之处。最典型的莫过于孔子避雨处：
这是商丘芒砀山的“夫子避雨处”，也就是孔子带领学生周游途中下大雨时躲过一次雨的地方。这也可以成为一个景点。孔子祖上本是商丘人，曲阜的孔庙却成为历代越来越显赫的纪念地。
2024年3月17号，本文作者汪涛（左）与对孔庙和儒家文化有极为深厚研究的山东省企业文化学会副会长、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商学院原院长陈国民教授（右）一起去曲阜孔庙参观。
再者还有一个情况是后来有人假借前世名人做事，结果会把自己的事业成就归功到之前的名人身上。
但不管怎样，商丘市虞城县的木兰祠历史最为久远，在唐初就已经建立了。《木兰辞》作者是谁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现在可考的其最早时间至少是南北朝时期。现在可发现的古文献最初收录于南朝陈的《古今乐录》。公元429年的北魏破柔然之战，正史对于这场战役有3个行军记载高度切合《木兰辞》提及的地名。
《魏书·世祖纪上》：“车驾东辕，至黑山”。
《魏书·列传第九十一》：“车驾出东道，向黑山……北渡燕然山”。
《北史·列传第八十六》：“车驾出东道，向黑山……北度燕然山”。
燕然山经常被古代诗词简称为燕山。唐朝最初建立木兰祠，唐太宗李世民追封花木兰为“孝烈将军”的时间点与北魏破柔然之战相距约200年。
千百年来，花木兰一直是受中国人尊敬的一位女性。1998年，美国迪斯尼公司将花木兰的故事改编成了动画片，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
以花木兰故事为背景的河南豫剧唱段“谁说女子不如男”，成为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保留节目，多次出现在春晚舞台上，百看不厌。
“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建，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贤。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
花木兰为中华女英雄之首，古往今来，中华历史上女英雄的历史记载和文学故事以代代出英贤概括毫不为过。
商代妇好是有正史记载和考古证实的王后，也是一英勇和智慧过人、战功卓著的战将。另外还有：樊梨花、穆桂英、梁红玉、秦良玉、唐赛儿、冼夫人、平阳公主、吕雉、迟昭平、王聪儿、李秀宁、荀灌娘、佘太君、钟无艳、杨妙真、冯婉贞、秋瑾、朱序母韩夫人（襄阳）......
中共虞城县委、虞城县人民政府于1993年举办了声势浩大的中国首届木兰文化节，邀请全国名人名家、专家学者加强对木兰文化的研究与探讨。中共商丘市委、商丘市人民政府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的举办了四届中国·商丘木兰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2000年国家邮政总局又在商丘市虞城县举办了举世闻名的《木兰从军》邮票首发式，使木兰精神弘扬光大，木兰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
花木兰，姓魏，北魏时期人。祖籍河南省虞城县营廓镇小魏庄。花木兰全家五口人，父亲魏应汉，母亲魏周氏，木兰排行第二，姐姐魏木惠，小弟魏木棣。
花木兰名字的由来：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木兰的父亲魏应汉先生，外出散步归来，行至大门外时，碰到魏家侍女慌慌张张。魏先生遂问：“什么事如此慌张？”侍女答：“娘子生产啦！”魏先生问：“是男孩还是女婴？”侍女回答：“是女婴。”此时家里的一棵木兰树上有一只凤凰，口里叼着一朵木兰花，见有人来，长鸣一声，展翅高飞。凤凰张嘴鸣叫时，木兰花掉落在魏先生的眼前。魏先生见是一朵木兰花，如此想，娘子所生女婴取名木兰焉不最好，遂起名木兰。此后为什么又叫花木兰呢？
明朝一位大剧作家名叫徐渭，为木兰女扮男装，替代从军的事迹所感动，写了一部大戏，名叫《雌木兰代父从军》，戏中将魏木兰移花接木演义为花木兰，延续至今。
花木兰的父亲魏应汉是当时的兵户。木兰受父亲的影响，自幼随父习武，并练就一身好本领。
从商丘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看清中华文化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能够从中看清中华文明发展的未来，如何去引领全球治理，建设更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商丘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思考和启迪。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