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洪范》篇记载的是箕子向武王传授的治国之道，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洪范口义》虽然仅是宋学先导胡瑗的授课讲义，但在北宋“洪范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无论是解经的方法还是思想内涵，都体现出宋学的特征与鲜明的时代意义。
学问最为笃实
宋学是在批驳反对汉唐经学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胡瑗的《洪范口义》虽然仅是“口义”，但其讲述的重要特色就是反对扫落汉唐，尤其是反对汉代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来解释《洪范》。这在根本上体现了宋学反对汉唐注疏之学的精神。
《洪范》本是箕子向武王转述的治国大法。箕子说的“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伪孔传解释说“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四库提要》说胡瑗“学问最为笃实”，“不务新奇”，还特别指出“谓天锡《洪范》为锡自帝尧，不取神龟负文之瑞”这一点。
胡瑗《洪范口义》的“笃实”特色集中体现在他对“五行”“五事”的解释上。《洪范》五行是指水、火、木、金、土，五事是圣人的貌、言、视、听、思。汉代伏生的《洪范五行传》在董仲舒思想影响下，把五行、五事、皇极等结合起来，又把自然界的各种灾异现象与五行相配，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阴阳五行系统。后经刘向发挥，《洪范》完全成了以阴阳五行为主、专讲天人感应的作品了。这是汉代“洪范学”的主要内容。
胡瑗则完全抛弃了五行、五事相配合的图式，认为五行就是万物所以生成的元素，在本质上属气。他说，“然谓之‘行’者，以其斡旋天地之气而运行也，故谓之‘行’”。五事则是圣人治国之根本，“此五者，圣人治国之大本，检身之常法也，其可不敬而后用之乎？”至于五行与五事的关系，胡瑗也认为，这是治国之道的自然顺序，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含义。正如《四库提要》所说的，胡瑗的《洪范口义》“虽平近而深得圣人立训之要，非谶纬术数者流所可同日语也”。
诠释《洪范》开时代先河
汉代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洪范学体现了一种比较机械甚至是粗陋的天人合一思想。从中国哲学发展史来看，宋代兴起的理学则是一种更加抽象思辨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是一套更加精致的思想体系。胡瑗处在宋学初兴的阶段，他的思想也反映出宋学早期这样一种过渡时期的特色。
一方面，胡瑗在《洪范口义》中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的理论模式，还进一步说明了人在这个模式中的地位和意义。另一方面，胡瑗解释的这个宇宙生成论，过于强调五行生万物，“举天下之万类，未有不由于五行而出”，突出了五行是万物生成演化中的关键。后来的理学在这方面则进一步超越了五行生万物的理论。
《洪范》还有庶征、休征、咎征的说法，这是早期天人感应思想的反映。但无论是胡瑗还是朱熹，都尽量从自然的角度对各种征候作解释，这和汉儒有很大的不同。“皇极”是《洪范》九畴之第五畴，地位最为重要。在宋代政治史、思想史上，“皇极建中”不但与宋代的政治论争联系在一起，而且由于朱子对“皇极”作了新解释，从而在理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汉唐经学家将皇极释为“大中”，皇极就是大中之道。胡瑗对皇极的解释与汉唐旧注是一致的，与后来朱子的新解不同。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胡瑗关于皇极的解释没有新意。其实，胡瑗虽然沿袭了汉唐时期对皇极的通行解释，但在他的《洪范口义》中特别突出了皇极之中道是根源于五常之性。胡瑗认为，皇极大中之道是圣人治国之大法，但这种治国之道根植于人性，体现在治国方面就是“刚则不暴，柔则不懦，贤则不过，愚者亦能及”的中庸之道。这就和早期儒家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了，也表明胡瑗在《洪范》的诠释中将宋代思想的发展扭转到儒学的主流上来。
尊师重教的教育理念
胡瑗在宋代理学史上最大的贡献是他提出的“明体达用”苏湖教法。他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经师和教育家，范仲淹曾聘他为苏州府学教授，后又作湖州教授，培养弟子数千人。《洪范口义》中也明显地体现出胡瑗尊师重教的思想，这与北宋时期儒学复兴的时代主题也是相契合的。
《洪范》八政之第八为“师”。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引郑玄之言曰：“师，掌军旅之官，若司马也。”伪孔传认为：“简师，所任必良，士卒必练。”从伪孔传、郑玄和孔颖达等历代的注解可以看出，他们都将《洪范》八政之一的“师”解释为军旅之官，相当于《周礼》中的司马。胡瑗则作了不同于汉唐经学家的解释，认为八政之“师”为“师保之师也”。胡瑗的这个看法虽然和传统经学家的解释不同，但在思想上与儒家的精神则是相通的。
传统儒家尊道贵德，孟子甚至说“天子不召师”，非常重视师法的重要性。胡瑗也认为，师“能探天下之术，论圣人之道，王者北面而尊师，则有不召之师”。显然，这和孟子的看法是一致的。胡瑗说的师法与荀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师不仅是道德礼仪的标准，同时也能够在治理国家社会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统治者应重视师道，是因为“师者，天下之根本也”。
胡瑗尊师贵道，从而对《洪范》八政之“师”作了新的解释。这种新解在思想上与儒学更加契合，同时也与北宋时期儒学的复兴有着内在的关联。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