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它融合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以及饮食文化等多种元素，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民俗盛会。而端午节的核心习俗与龙图腾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古代的祭龙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习俗逐渐演变，其核心发展脉络却与仰韶文化中发现的蚌壳龙紧密相连。

一   仰韶文化中的“龙”

根据已公布的考古资料，仰韶文化中的龙纹图案以及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蚌壳龙，向我们揭示了史前文明中龙图腾的丰富象征意义。特别是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距今约6500年的蚌壳龙（如下图所示），不仅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立体龙形遗存，而且揭示了龙图腾从原始的自然崇拜向文化象征演变的关键阶段。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壳龙，以其栩栩如生的动态造型，展现了龙的原始形象。高昂的龙首、弯曲的身躯和扬起的尾巴，前爪紧抓地面，仿佛随时准备腾空而起。其线条的流畅与红山文化中的C形玉龙遥相呼应，跨越了地域的界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蚌壳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虎、鹿以及北斗星象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宇宙观图示，体现了天文与宗教的双重意义。围绕墓主人的蚌壳摆塑龙虎北斗图案，墓主头顶的北斗斗柄直指龙首，这不仅印证了《周易》中“飞龙在天”的理念和“乘龙升天”的生死观，还与二十八宿星象紧密相连，揭示了古代人民将龙视为连接天地的桥梁。这种“东龙西虎”的方位布局，超越了单一图腾的象征意义，比战汉时期的四象体系早了三千多年，证明了龙图腾与天象崇拜的结合起源于史前文明，成为目前所知最早将龙与天文历法结合的确凿证据。考古学家张忠培指出，这一发现为故宫所藏龙文物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壳龙，运用了抽象化的艺术手法，通过省略鳞片的细节描绘，转而突出骨骼的动态美；利用蚌壳的自然光泽，营造出龙体肌肉的起伏感。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与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龙纹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通过堆塑凸起，强化了立体效果，反映了不同文化圈对龙形象的不同诠释。在西水坡遗址出土的三组蚌塑图案中，其中一组龙与鹿形的组合保存得极为完好，其鹿角与龙首构成了独特的互动关系，这可能预示着早期“角似鹿”的龙形特征已初露端倪，为《山海经》中“雷神龙身而人头”的神话描述提供了图像上的佐证；而另一组蚌壳龙上龙虎北斗的图案组合，则揭示了史前时期天文历法的初步形态，将《尚书·尧典》中提到的“钦若昊天”观测传统追溯至六千年前。这些珍贵的发现，为“龙的传人”这一集体认同提供了物质文化层面的坚实解释框架。

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壳龙，其体系展现了三个维度：在权力象征方面，墓主1.79米的身高与蚌塑龙虎的环绕布局，印证了《抱朴子》中“龙行最远”的王者隐喻，其随葬品虽简朴，却通过空间设计构建出“人神一体”的权威体系；在天文历法方面，墓穴形制与《周髀算经》盖天说的高度契合，将中国天文观测史追溯至六千年前；在宗教哲学方面，龙虎分列东西的方位选择，比《淮南子》中“青龙为东方之兽”的文献记载早三千年，证明四象体系源自史前先民的自然观察。这种融合了多维度象征意义的特征，揭示了仰韶文化晚期社会结构复杂化的进程。西水坡遗址出土的祭祀遗迹表明，蚌壳龙虎的摆塑需要精确计算方位与比例，其不超过2度的误差显示出专业祭司阶层的存在。殉人与蚌塑图案的空间布局——北鹿象征天界使者、南虎代表地界守护，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生死转生系统。这种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天文认知整合的信仰体系，为后来的“黄帝乘龙”神话提供了原型模板。尽管红山文化玉龙在工艺上更为精致，但其单一化的神性表达，反而证明了仰韶龙图腾在文明起源阶段的复合型特征。

二   中华龙图腾的演变历程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精神象征，而中华龙图腾的演变轨迹通过红山文化玉龙（距今约5500年）、二里头绿松石龙（距今约3800年）以及仰韶文化蚌壳龙（距今约6500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考古证据链。这三类文物在造型特征、工艺技术、象征意义上展现了逐步演进的过程（如下表）。

从上表可见，从红山文化的玉龙，到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再到仰韶文化的蚌壳龙，这些文物不仅展示了龙图腾在造型上的演变，也反映了古代社会对这一神秘生物认知的不断深化。仰韶文化的蚌壳龙，以其宏大的规模和独特的象征意义，成为龙图腾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红山文化的玉龙，在继承了仰韶文化蚌壳龙的天文属性之后，进一步演化出了更为复杂的祭祀功能。其简洁流畅线条和环形设计巧妙地与《山海经》中“烛龙衔火照天门”的神话传说相呼应，而其猪首的特征则体现了农耕文明对自然力量的崇敬。如2011年在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龙，与女神庙、积石冢的共存关系，为《左传》中“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的早期国家祭祀制度提供了实物证据。而二里头文化中的绿松石龙，象征着龙图腾向政治化的转变。如2002年在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件完整的龙形器物，由绿松石片、玉制铃铛、金箔等多种材料精心制作而成，其龙首设计首次加入了角和须等细节元素，与《礼记》中“鳞虫三百有六十，龙为之长”的描述相吻合。这一工艺上的创新不仅展现了青铜时代手工业的专业化水平，而且通过“龙纹铜爵”、“龙纹陶器”等系列器物，构筑了早期王朝的礼器体系。

总之，从仰韶文化到二里头文化，龙图腾的演变历程见证了从部落图腾到王权象征的转变：西水坡蚌龙奠定了天文历法的基础，红山C形玉龙突显了龙的神性特质，并强化了宗教祭祀的功能，而二里头绿松石龙则通过绿松石的精细镶嵌工艺，彰显了夏王朝对龙图腾进行的政治化重塑。这种演变轨迹，印证了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多元一体”理论：从西水坡蚌龙所代表的中原系统、红山玉龙所象征的北方系统，到良渚玉琮龙纹所代表的南方系统，这些不同的文化系统最终在青铜时代汇聚融合，形成了统一的华夏龙文化。

三   端午节的起源与龙文化

端午节与龙文化的深厚渊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依据近代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的考证，吴越地区的早期端午节实际上是一个龙神的祭祀日，而龙舟竞渡的起源则与“断发纹身以避蛟龙”的原始信仰紧密相连。在古代，人们认为龙是掌管水域的神灵，通过举行龙舟竞渡，可以祈求龙神保佑水域平安，避免水患。同时，断发纹身的习俗也是为了表达对龙神的敬畏和祈求保护的一种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原始的龙神祭祀活动逐渐融入了端午节的庆祝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龙文化。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壳龙与龙舟竞渡之间的联系，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解读。首先，龙舟的造型承袭了史前龙纹的流线型特征。如1991年在广西贺县沙田龙中村发现的战国时期龙舟纹铜鼓，与仰韶文化中的蚌壳龙在形态上呈现出清晰的继承性。龙舟图案所展示的舟首高翘的设计，与西水坡蚌龙昂首弓身的姿态极为相似，这揭示了龙舟设计的灵感源自对龙图腾形象的具体化。在吴越地区，存在“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传统观念，将龙舟竞渡视为与龙沟通的仪式，即便在屈原传说融入后，这一传统仍然保留了其原始宗教的核心意义。再如，2013年在广西出土的西汉龙舟纹铜鼓，其上描绘的立鼓击节场景与《越绝书》中“鼓声相应以祭龙神”的记载不谋而合。其次，粽子与龙图腾的联系体现了物质文化的特征。将粽子投入江河的仪式，可以视为对龙图腾献祭行为的世俗化延续，这与西水坡墓葬中随葬蚌壳龙的祭祀功能有着相似之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的“以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展现了早期粽子的形态，与龙的食性认知紧密相关。在古代传说中，龙被认为是“有角者食素”的生物，因此先民们用黍米作为原料，将粽子塑造成具有“角”状特征的形状，这种“角”与“黍”的结合，形成了粽子的古称“角黍”，并成为献祭龙神的专属供品。因此，2010年在浙江湖州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粽子实物，其三角锥形制与龙舟竞渡场景共存于同一墓葬，这不仅印证了《齐民要术》中“角黍”即“龙角之象”的解释，也表明了这种饮食传统将龙图腾信仰转化为日常生活的仪式性实践。可以说，端午节与龙文化的深厚渊源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和祈求，也承载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东汉学者许慎在其著作《说文解字》中，将龙定义为一种“能隐能现，春分时升天，秋分时潜入深渊”的神秘生物，这与红山文化中玉龙蜷曲如钩的形象不谋而合。《周易·乾卦》中“飞龙在天”的天象描述，在西水坡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得到了实物证明：墓主人头顶的北斗斗柄直指龙首，北斗星象与龙形图案的结合，证实了《史记·天官书》中“东宫苍龙”的星宿体系比文献记载早了三千年。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后世端午节“天中节”称谓的起源。

四  结 语

端午节的龙文化与仰韶文化中的蚌壳龙之间存在着颇深的渊源，这一关系揭示了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深层秘密。端午节中赛龙舟、吃粽子等民俗活动，既加深了人们对龙图腾的认识和崇拜，又促进了社会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的增强。因此，可以说端午节的龙文化不仅是仰韶文化龙图腾的延续和发展，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征的具体体现。展望未来，我们应当继续深入挖掘和传承这一宝贵文化遗产，让龙文化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   杨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