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状专业户
谁也想不到，一个消息能让一个人起死回生。
那是1979年的春天，董嘉钰正蜷缩在队里场上的麦秸垛里迷糊，忽然，隐约听到队里大喇叭播放的消息中，好像有“地主、富农分子摘帽”什么的。他浑身一激楞，一下子清醒过来，侧耳细听，果然，广播里说，“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他不敢相信这个消息，又听。那个消息一连播了好几遍，千真万确！当他确定那个消息是真实的时，抑不住嚎啕大哭。
前面说过，老董学过几年私塾，却不会做农活，由于成份不好，一直没娶上媳妇。后来，因为和邱寡妇的关系，他又在监牢里住了好些年，直到去年才被放出来。
那晚，董嘉钰嚎哭到半夜，直到浑身瘫软下来，疲疲的，他摸了一下脸，竟然凉湿湿的。好多年他都没有泪了。他忽然想起他的宝珍来，就是邱寡妇。记得他们第一次在一起时，就是这种感觉。两人交缠在一齐，相互撕扯、挤压、吞噬、融入，直到耗费完精力，世界好像一下子都瘫软了下来。
他还想起了他青涩的童年和忧郁的青少年时期。
董嘉钰一直是个安静的人，即便是读私塾时，也喜欢安安静静，沉浸在书本里。教书先生甚至对他父亲说：你这个崽子，像女孩，太文静了。可是很快就解放了，父亲被枪毙，母亲被侮辱后自杀，让他短时间内就尖锐地体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暴戾。
记忆里，父亲是慈祥的。可是，听了那么多人诉说仇恨，他又有些惶惑。这么多年，背负着地主成份的包袱，他受够了社会的歧视、乡邻的冷漠和抛弃，可他却一点也恨不起来父亲来。母亲自杀后，他几乎崩溃，他不理解人性为什么会扭曲到如此残忍的地步。他甚至偷偷刻了一把木剑。他想把它刺进冯七寸的胸膛。可是，一看到冯七寸，他的身体就开始哆嗦。
是张宝珍给了他生存下来的希望。那时，村里指派他给军烈属拾柴禾，至今他还记得第一次把柴禾送给张宝珍时的情景。她让他进屋，问他：“累了吧。”还给他端水，那目光里流露着热切，像个姐姐，不，更像是母亲。且她那么美，眸子里仿佛有一个纯净、美好的世界。后来，她还给他送烙饼、面鱼，一点也不嫌弃他是地主成份。
他第一次对她产生那种男人的感觉，是她有了孩子后。一次，她给孩子喂奶时，竟然没背他，让他看到了她那白花花的奶子，他顿时脸热心跳，脸扭向了一边。那晚，他臆想着她，开始摸裤裆，直到那儿凉湿湿一片。为此，他好几天不敢见她，觉得对她是一种亵渎。后来，看她对他一如既往，他这下才心安。
互助组时，张宝珍主动要求和他一个组，让他心里对她更多了一份敬爱。那一时期是他此生最快乐的时光，他和小建国一样，像是她的孩子，被她管着、宠着、说着、教着，甚至爱着，他心里也盈满了爱意，好像找到了家的感觉。直到小国国上学后，有一天突然对他产生了敌意。他本来以为他和张宝珍的关系就此完了，没想到，张宝珍背着国国依然对他好，甚至后来，把自己也给了他，让他真真正正做了男人。
那后，他们在一块时他开始叫她珍珍，或宝宝，她就是他的珍宝，宝珍。没想到的是，幸福总是那么短暂，他们真正好了还没多久，就被冯七寸给告发了。他不恨冯七寸。他觉得是他的幸福太过于热切和浓烈了。所以，从他们被逮住的那一刻起，他就决定，只要他的宝珍安好，这个世界便永远是晴天。
在监牢那些年，他像是行尸走肉。干活、吃饭、睡觉，日复一日地循环，如果说他还有一点巴望的话，那就是希望他的宝珍永远安好。他没想到自己还能从监牢里出来。出来时，他也没有太多惊喜。如果说还有一点儿惊喜的话，那就是他能看到他的宝珍了。那天，他看到她时，心都揪到了一块。他没想到她竟然也有了白发。记忆里，她是那么漂亮、美丽，眼睛里好像有一个鲜亮的世界。都是因为他，让她承受了太多苦难。从那一刻起，他便决定，他要独自承受命运的多舛。
那些时日，董嘉钰头发乱得像茅草，且夹杂些许白发；衣服上也没有扣子，腰间用绳子捆着，一双棉鞋趿拉着；那副眼镜也早已不成了样子，一条腿用线绳代替着。他自己都不敢审视自己的形象。总之，那一时期，他常一身脏乱，这个麦秸垛拱拱，那个墙旮旯钻钻，而或闲散地坐在太阳下逮食衣服上的虱子，神情呆滞。
就是从那时起，人们开始称他老董。可是，当董嘉钰以为自己就是这个样子了，在人们也都以为老董这一辈子就那个样子了时，没想到有一天，董嘉钰会突然改变，他决定找回自己，讨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最后一个夏天，老董穿着一件白背心，手里举着一面小黄旗，在上面用红色写了“盼望青天，为民伸冤”之类的字，开始出现在石壕街，甚至出现在观音堂镇上，让人诧异。这还是哪个老董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一改那种痴呆委顿，脸上活泛起来，见人就诉说他的冤情？
而且不久，老董开始三天两头往县里跑，甚至往市里跑。更让人们想不到的是，老董告状还真告出了名堂，没多久，公社革委会给老董开了张关于取消地主成份的证明书，桥下屯村把老董进监狱后村里占了他的两间老房子腾出来还给了他。又不久，镇上还专门派人送来了县民政局补给老董的几百块钱。
告状告出了名堂，又有了钱，老董更有了精神，逢人便说他的房子要回来了，他住监狱是冤枉的。那天，他穿戴一新，连眼镜也换了，专门跑到宝珍开的饭店前，想让宝珍看到他，可是，他一直呆到夜色模糊了身影，也没见宝珍出来。那晚离开时，他的双腿像灌了铅，从没有过的沉重。那后，他就把精力全部用到了上访上，更加频繁地往外跑。一次，他还把状告到了北京。
终于有信返回来，让镇上处理。镇上又把处理的任务下放到了村里。村支书让人规劝老董甭再乱跑了，老董不听不说，反而越发上访的勤了。于是，镇派出所就把老董弄去收拾了一顿。
这一收拾，老董不但没有服软，而且告状有了新的内容。他又做了一面黄旗，把他要告的人，包括村支书、派出所所长等都写在上面，整天扛着，开始了新的上访告状。每逢观音堂镇上集会，他就扛着那面黄旗，不知在哪儿还弄到一面铜锣，一边敲锣一边喊：“×××欺压百姓，无法无天……”等等。
如果是刚从外面告状回来，老董见到熟人就像见到了亲人，会主动上前搭话，说上一通，他见到市长×××了，县长×××怎么批示了等等。如身边围拢起人，他就把眼镜摘掉擦一擦，重新戴上，然后那目光和声音就会越过熟人，开始演讲般面对大家，把××局长或××主任怎么说怎么说宣告一番。久之，老董隔几天不出来演讲一番就觉得浑身不自在，而演讲的内容又需要不时更新，于是，他隔几天就要出去上访一回。每每市、县领导有变动，老董总能很快知道。他甚至知道市、县一些领导们的经历和故事，好像市、县各级的头头脑脑们，一个一个都是他的亲戚，而或他的熟人。他常能讲出一些不被人知的领导人的政事、琐事，令人惊奇。从这一点上讲，老董毕竟学过几年私塾，不是一般人。
日复月往，岁月就这样在喧闹中一年年流逝，而那面黄旗在我们石壕街招摇着，渐渐成为了俗世画册里的一景。后来的老董，似乎早已丢弃了告状的目的，他只是把告状当成了一种习惯、一种寄托，甚或一种存活的目的。也是，恁大年纪了，不让他告状，让他做什么呢？
那是10多年前，我回老家看母亲，母亲说：老董死了。又说：死可惨了，火车把他身子碾成几截了。
那晚躺在床上，老董的影像不由就浮上了我的脑际，且久久挥之不去。我不知是该为他悲，还是——老董恁也是，没想想现在什么年代了，谁还有兴趣反反复复听恁那演说，看恁那表演，整日价疯疯癫癫的，跑来跑去，靠好心人的那一点儿资助，而或民政部门的那一点儿救济毕竟不够，又有些上了岁数，手脚不灵便了，为了省钱，竟然还去扒什么货车，恁能不出事？
前不久，我在镇里看到一份规划，要将石壕村作为景点进行整体打造，恢复唐时的景象。那晚，我在梦里见到了杜甫，他一身布衣，满脸忧戚，好像仍走在一千多年前“暮投石壕村”时的那个黄昏。我上前想和他打个招呼，他却疑惑地看着我。我给他解说半天，他却一点也听不明白，好像我用的是外语、鸟语。我一着急，就惊醒了。那一刻，夜凉如水，月光白晃晃地贴在窗帘上，幻梦一般。
——2004年第四期《河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