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宽松教育反思:躺平一代让中国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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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发展的漫长进程中,不同国家基于自身国情与时代需求,探索出各异的教育模式。日本的 “宽松教育” 曾作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尝试,在特定历史时期被大力推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教育理念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逐渐凸显,特别是催生出 “躺平一代”,其带来的教训值得中国高度警惕。
日本宽松教育的兴起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国民生活显著改善。民众对高等教育的渴望愈发强烈,家长们对激烈竞争致使孩子高强度学习的教育现状产生了质疑,全社会掀起批判 “应试”、呼吁 “减负” 的浪潮。1976 年,日本相关部门顺应民众情绪,发布了教科答复报告《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这一报告成为此后主导日本基础教育 30 年的 “宽松教育” 方针。
在 “宽松教育” 方针指引下,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推行了诸多政策。一方面,降低教学大纲标准,大幅缩减课本内容。例如,《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 261 页减少至 123 页。另一方面,减少规定学时,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 5821 课时减至 5785 课时,公立中小学实行每周 5 天上学制(原本为 6 天)。此外,还推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学生报考公立中学不能填报学校志愿,只能按片区随机入学。
这些减负政策的初衷是良好的,旨在告别填鸭式教育,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其创造力与自主学习能力。然而,现实却事与愿违。宽松教育带来的第一个严重问题便是学生学力的下降。近年来日本国内一项调查显示,小学生中每 4 人就有 1 人弄不清 “平均” 的含义。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日本学生的排名也大幅下滑。从连续多年的数据来看,日本学生成绩起伏不定且整体呈下滑趋势。许多学者指出,宽松教育急切追求创造力培养,却忽视了基础知识的积累与巩固,而这恰是创造力产生的前提。日本教育社会学会前任会长藤田英典认为,在全球化信息知识社会,信息量骤增且信息趋于复杂,宽松教育改革致使学生学力整体水平下降,难以适应 “变革的社会”。
宽松教育带来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是教育不公平加剧,进而导致社会分层愈发明显。由于宽松教育政策仅能约束公立教育部门,而民众的升学需求和竞争态势并未改变。于是,对更具竞争力教育的需求转向了私营办学机构。原本占据优势资源的公立中学,因只能提供宽松的托底教育,无法满足学生上好大学的需求,致使大量有志于考入一流大学的中学生纷纷涌入私立中学。同时,公立中学的优质师资也因缺乏生源而不断流失。为了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仅仅就读私立学校还不够,课外补习学校(日本称 “学习塾”“进学塾”)几乎成为日本家庭的标配。文部省官方调查显示,全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 1976 年的 38.0%一路攀升至 1993 年的 59.5%,小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也从 12.0% 增长到 23.6%。如此一来,宽松教育的减负实际上仅有利于富裕家庭,间接剥夺了寒门学子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阶层分化日益严重,一部分孩子在学校减负、校外增负的模式下获得竞争优势,而受宽松教育影响较大的公立学校学生,多为普通家庭子女,与私立学校学生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最终,日本名牌大学中上层社会子女云集,他们毕业后进入高收入阶层,而普通大众则感到绝望,整个日本社会也因此失去发展动力。
在宽松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被外界贴上了诸多负面标签,如脑袋空空、目中无人、唯唯诺诺等,他们被称为 “宽松世代”,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教育改革失败的试验品。这一代年轻人往往缺乏自主性、不合群、我行我素,过于重视自我,对金钱和事业兴趣缺缺,被形容为 “草食一族”,表现出明显的 “躺平” 特征。他们在面对社会竞争与挑战时,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应对能力,这对日本社会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中日两国在社会背景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当下中国同样在探索素质教育,努力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这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极为相像。日本宽松教育的失败为中国敲响了警钟:让孩子在宽松环境中成长,绝不意味着让孩子 “空手而行”。教育改革需要谨慎权衡,既要注重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又不能忽视知识的传授与能力的培养;既要追求教育的多元化与个性化,又要确保教育公平的实现。中国应从日本宽松教育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政策的全面性与连贯性,避免出现类似日本 “躺平一代” 的现象,为国家培养出既有扎实知识基础,又具备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