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味和根蔓中的高沟小酒（完整版）

沙  克

俗话说，人生在世，吃喝二字。这话深刻，点中了动物性存在的命穴。

民以食为天，说的也是吃喝为人世首要，有了吃喝，人才能活下去，吃足喝足、吃好喝好，是世世代代活着的理想。至于住、穿和精神需要，是饱腹基础上的事，从前绝大多数国人不敢奢求，直到21世纪以来才落实到平常的生活。在穷困得在马路上捡到一颗螺丝、一分钱都很稀罕的过去，也就是1980年以前，属于“老少边穷”四占其二的革命老区和穷困地区的苏北平原，百姓家庭把“顿顿大猪肉，日日小鱼汤”视为富贵，把“荤菜天天吃，小酒天天喝”视为梦想。这小酒天天喝，就不仅仅是活着了，而是活得自如，活出了滋味和劲道。豪门宫殿的酒池肉林，活的也是滋味，却不能为大众普及共享，显得出格的骄奢淫逸，向来为文史所诟病。话分另一头来说，历来的文人雅士或豪饮或小酌，似乎都可以弄出些超凡脱俗来，不论屈原枚乘、刘伶阮籍，还是李白苏东坡、吴承恩曹雪芹，言行异秉间发点酒疯，绝佳诗文耀然而生，不但无人见怪反而被世间视为神品的洒脱风雅。这就是喝酒的微妙境界，有如天才和疯子的比较，酒神和酗酒的距离仅有半步。

一

1983年以前，北部江苏淮阴地区的所有乡镇都叫作公社，涟水县除了县城涟城镇以外只有一个高沟公社的家底实力称得上是镇，其他的公社只能叫作乡，其中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地盘人口和政治经济地位上，也反映在公社行政机关所在的街容街貌上，高沟镇明显比全县各个公社高出半头。这种优势，归因于高沟镇历久的地域积淀，也归因于它酿酒兴业的工商传统，带动着地域的一方产业与生态。高沟镇自古生产烧酒，酒糟气弥漫街巷，处处过鼻浸脾，清末民初形成“天泉”“裕源”“永泉”和“公兴”等八大酒坊，醇酒沿淮河船运到长江、黄河流域各地。1940年代末整合各大酒坊成立高沟酒厂，一厂五址凸出业态之兴，以后逐步进入工业化的产酒期。1984年开始投产低度酒，体现酿酒工艺水平的正是低度酒，要求含醇度低而酒味口感不减反升。此后，产品逐渐发展为多个系列数十个品种，备受苏北各地老少爷们的心仪，也赢得省内外饮者的“口杯”。

据《中国酒志》记载，高沟镇的酿酒史可溯源至西汉，小成于北宋，大成于明清。据《熙宁酒课》所记：宋神宗熙宁年(1068-1077)间，涟水的酒课达“四万贯以上”，清代则酿有“烧酒”、“黄酒”名闻远近。称颂高沟佳酿的诗章可以见诸典籍，例如韦应物往游花果山途经高沟镇时，畅饮过后留下“三月开瓮香满城，甘露微浊醍醐清”的佳句，流传着诗酒结缘的典范。而在经济凋敝、物产枯竭，镇城凭票购物、农民种地刨食的公社时期，高沟酒厂出产过地瓜烧，这是用苏北人养家活命的山芋干酿制的白酒。涟水人把苏北盛产的山芋叫作沙芋，把山芋干酒即地瓜烧昵称为沙(芋)干冲子，喝到嘴里顺着喉管咽到肚子中，有一股医用酒精的冲劲儿，可以说是高沟版的烈性伏特加。草根人家包括农家逢年过节或办大事，会喝沙干冲子。几毛钱一斤的沙干冲子散酒，对于种地刨食难以饱腹的农民兄弟来说，难得喝上一次就是一次口福;对于月薪二三十元的群体来说，尽管属于低收入，倒是可以隔天喝几口的。1970年我住在涟水乡下的奶奶家，尝过沙干冲子，辣、涩、呛、苦、火，确实有把医用酒精往喉咙里灌的感觉，烧得胃子疼，酒气往口中反冲，压都压不住。

因为父母亲是行医的，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在外地的不同医院的宿舍区里，闻足了酒精的味道。记得在某个公社医院，我生点小毛病在治疗室里挂水，看到一个矮小的村民坐在长木椅上，像是病人家属或是勤杂工的样子，一会儿他站起身来往门外走，身体有些驼背前倾，经过治疗柜时把柜台上的一只装着消毒酒精的盐水瓶揣进棉袄里，悄悄地“顺带”出去了。他几次从医院“顺带”走酒精的谜底，被一位是他同村邻居的护士揭开，他把酒精拿回家兑上沙干冲子和水，解决自己的酒瘾。这个称得上是个酒鬼的村民，忙时种地闲时拉板车卖苦力，常为公社医院拉药送货，有时会直接向医务人员讨要酒精。

高沟酒厂出产过一种比沙干冲子的口味软一些、好一些的串香酒，据我的那位大半生泡在高沟酒厂的陈姓表叔解释，串香酒就是把沙干冲子再过一次酒糟，溶进一些高粱酒才有的味道。每斤散装的串香酒价格比沙干冲子要贵一毛钱左右，一般的农民兄弟是喝不起的，城镇户口的居民会去供销社或日杂小店，零买这种散装的串香酒。那些职业稳定、月收入四十元以上的城里人或公职人员，可以喝上53度的高沟大曲。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生活水平比较高的人家，能够喝上青瓷葫芦瓶的55度高沟特曲。

想起当年，当代涟水人最早引为骄傲的安徽省委书记黄璜转赴江西省任职之际，携他夫人李阿姨回到淮阴市区及家乡涟水县省亲访友，期间来我父亲这里作客。父亲下厨为客人做了几个小菜，还剁馅擀皮包了水饺，确保涟水口味不走调。本来拿上餐桌的酒是葫芦形烫金商标的蓝瓷瓶洋河大曲，黄璜随口问了一句，有没有高沟酒啊?我父亲便从邻家找来两瓶高沟特曲，招待这位和自己一起跟着新四军北撤的同班同学、老战友，他们是从有着赤红背景的涟水县募公中学悄悄离开的，那是1946年深秋的某个凌晨。我父亲才十二岁，黄璜十三岁，根本不适合扛枪打仗，父亲做医务兵，黄璜做无线电通讯兵。在泥腿子当家的农民子弟的部队里，两个红小鬼是非常难得的小秀才，兼做着连队官兵的文化教员。

听我父亲说，他们的部队在沂蒙山区与老百姓亲如一家，乡亲们竭尽所有支持新四军(1947年后改称解放军)，遇到大年大节或打仗前打胜后，老百姓犒劳部队的大餐通常是烧猪肉、煮山芋和高粱酒。有一次队伍经过整夜的急行军后，驻扎在沂蒙山的一个村庄边，一位来自高沟镇的老炊事员，在吃饭时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只酒葫芦，和大家一人一口喝起高沟酒来。我父亲被老炊事员劝喝了一大口，呛得要命赶紧吃一块猪肉压酒劲，猪肉还没来得及咽下肚，村外枪声响起，敌军包抄过来了。大家饭没吃完、肉未消化，把烧锅灰倒进猪肉盆里，再用棍子搅一搅迅速撤离。父亲说，他是在战争年代跟涟水籍的大兵学会喝酒的，在寒冷疲惫的战途中，喝几口烧酒可以御寒提神。父亲一生走南到北喝过不少种酒，一生喜欢的地产酒有两种：高沟酒和洋河酒。

1980年代及以前，淮阴地区虽然穷困不堪，却是闻名全国的酒乡，双沟大曲、高沟大曲、汤沟大曲和洋河大曲这“三沟一河”美酒，便是淮阴地区四个属县包括涟水县的拳头产品，都得到过全国奖或国际奖。越是穷困地方的人，越是纠结于有上顿没下顿的吃喝，日常问候语从来都是“吃过啦?”，进一步问候就是“小酒偏高啊!”，直到人人不愁吃喝、营养过剩，爱吃粗粮和蔬菜水果的2023年，这两种问候语依然在当地包括涟水县天天通行着。

淮阴地区在1983年改成淮阴市，辖区包括如今的淮安市、宿迁市和连云港市部分县域，城乡人口总计约一千二百万，之前的地区行署所在地叫清江市。1970年前我随父母住在城中心的市医院宿舍区时，清江市的居民大约有七八万人，用不着美化它，这里就是一个封闭落后的苏北小城，去一趟省城南京需要两头见星星从早颠簸到晚。那些有着城市户口簿和粮油供应本的清江市民，带着刻在骨子里的优越感，端着类似于上海人那样居高临下的腔调，把全地区所有县城和公社街上的居民都视为土老二，农民在他们眼里更是乡下老土了。每当他们含着“三沟一河”的酒气，端着优越的架势和乡下人吵架时，常会被乡下人怒怼，你家的上代人不就是农民吗，没有农民种地你们城里人吃屎啊喝尿啊！的确如此，这些市区居民多数是来自村庄泥土的第一代进城人，几乎家家都有打断胳膊连着筋的乡下家眷和亲戚，连根着农田间的父母、兄弟姐妹、四叔五姑六舅和茅草屋边的猪圈、茅坑，可以说三代以上生活在清江市区的居民寥寥可数。

清江市区拿工资的人家，肯定能喝得上“三沟一河”，可是要想“小酒天天喝”是绝不可能的，一户五六口人的普通家庭月收入不过几十块钱，哪有什么闲钱买酒喝，除了买点便宜的散装酒，即使有钱想买“三沟一河”也得要有那种按户口人头配给的供应券，只有在过大年过大节时一家一户才可以限量购买“三沟一河”。市医院的每个家庭的主人多是科班出身的国家干部身份，工资收入比一般职业要高一些，我的父母也都是医生，家里的碗橱中有一两瓶“三沟一河”属于正常。千万不要扯到医生收病人或其家属红包的事，在过去根本没有“红包”这个概念，医生倒贴给贫困病人一点钱和饭票的事倒是时常发生。我可以作证的是，病愈者或其家属跑到医生家的门上，包括到我家的门上磕头谢恩，送一篮子农副产品或一条地产烟、两瓶高沟大曲之类，不收下就跪地不起的情况也不罕见，我父母遇到这种情况必然回赠他们相当的东西。

说起涟水县，对于土生土长在此地的人们来说是不二的家乡，他们的家族血脉、生活习性、事业前途、人际交集和思想感情，与此地的关系犹如肺和空气密不可分，也就与高沟小酒难断彼此。节日作乐也好，犒劳辛苦也罢，或者亲友相聚，涟水人特别看重吃喝中的酒，看重扬脖干杯的尽在不言中的情义。人们显示日子过得滋润，常说的话是“我又不缺酒喝”，更有炫耀式的表白“唉，这酒简直喝不过来。” 淮安各县区大体差不多，穷困的过去不敢也不能贪杯，日子好过了以后不仅可以尽兴地喝酒，而且兴起了成章成法的酒规。在涟水的酒席上，食客们先喝下三杯门面酒后，互找对家双杯来双杯去，然后反复声称要加深感情，继续双杯来双杯去。敬酒要先干为敬，劝酒、被劝酒都得喝，举起酒杯必须一饮而尽，还要把酒杯口朝下显示没有残留一滴。每每如此，酒桌上的善饮者最为活跃，最爱与人斗酒，或者找各种理由劝来劝去、敬来敬去，结果也就灌满了自己的海胃。

酒到高潮时，常有人用二三两容量的玻璃壶(分酒器)当酒杯，找到对家一干而尽以示热情和尽兴。玻璃壶和酒杯里的酒要与大家保持同步，向酒杯里倒酒必须满至杯口，凸而不溢，称之为“肿眼泡”。喝干了一壶酒，才能注入下一壶酒，大家步调一致。如果说一壶酒喝完算是酒过一巡，酒过三巡肯定是不过瘾的，常常是酒过五巡六巡，海量者可以酒过八巡十巡喝它个一斤二斤。酒席到了尾声时，各人还要把自己酒杯中的残酒倒进玻璃壶喝光，叫作好听的满堂红，也就是人人都要门前清。酒毕吃过主食，众人散席，三三两两勾肩搭背、握手言别间，再约下次酒局。

二

从21世纪初开始，淮安市各县区渐渐兴起了叫作“掼蛋”的扑克牌游戏，迅速蔓延到饭店、家庭和宾馆。涟水人不仅爱掼蛋，还口口声声爱说“餐前不掼蛋，等于没吃饭”，老这么说就传成了餐饮业的广告词，形成了酒局开席前必须先掼蛋的明规则，以致人们请客吃饭的约请变换成请客掼蛋的约聚，促使涟水掼蛋水平和高沟酒销量的“直线上升”。

到了近一两年，掼蛋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人中爆炸式地流行开来，成为热遍全国民间的游戏头牌。这种玩牌方式，早在半个世纪前由淮阴地区淮安县(今淮安区)的牌客发明，咱们不谈贡献于人类文明的科技创造和经济文化模式那些大话题，就说全民日渐着迷的掼蛋，任何地方也抢不走淮安人这种“娱乐原子弹”的发明权。今世缘集团鼎力赞助“中国淮安-淮扬菜美食文化节”和各种烹饪大赛，又在全国范围接连举办各种掼蛋竞赛活动，推波助澜着掼蛋游戏，把美食文化、酒文化的社会生活价值演绎向高潮，促进淮安拿到“全国淮扬菜之乡”和“世界美食之都”两块金色牌匾，丰富了全民对酒文化的益智性理解。掼蛋嘛，主要还是生活娱乐的一种，或许不必过言；而吃喝佳肴美酒就是生活档次了，佳肴少得了美酒吗，假如没有高沟小酒助力提神，有如女貌没有郎才相配，恐怕淮安的两块金色牌匾挂起来也会少底气、不硬气。谈到高沟小酒的功劳，古的远的休提，就从淮阴地区改为淮阴市、后又缩改为淮安市这40年以来，此地的酒规里醉倒了多少人，成长了多少人，成就了多少缘分，做成了多少事，值得去回顾总结。今世缘的一句广告词很豪迈：成大事，必有缘。

对于我这种出生在外省外城，生活、学习、工作在不同地方的人来说，本身没能和涟水县产生过命的交集，也没有为它做出过什么，都有些不好意思叫它家乡，还是叫它宽泛的故乡比较适宜;它是我祖父的生死之地、父亲的出生之地，叫他故乡已是便宜我了，但愿它不会见怪。像我这样挂靠式的涟水人，不过是一个走在外地、涉足世界，常常念及故乡的旅客，对于涟水的环境背景和生活变迁，并没有切身的发言权，或许只有客观以待、横向比照的认知权。

四十年前全国各地都是一样，大面积的农村包围着小块的城市，八亿国人中仅有一亿多的城里人，其中三代以上生活在城市与农村没有直接关系的全国城里人大约有两千万，不过就是三百万个家庭的成员罢了。绝大多数的城里人都是脐带连着乡土农田的第一代进城人，只能算是半个城里人，或者说是城里的农村人，他们虽然吃着成品粮，不仅骨子里的生活习惯和情感观念属于农民性质的，每当农忙时节还得返乡回村帮父母家眷干农活。直到如今，除非是几个一线都市，各地的城市生活并没有脱离农耕精神的根源，每条街巷、每个小区中甚至高层住宅的楼顶上，都还弥散着小菜地加几只鸡鸭的农业生活气息。苏北淮安更是如此，那些在年轻时奋斗到了城里生儿育女的中老年市民，说起家乡必然追根到某个乡村，具体到一棵柳树、一方池塘、一块农田，具体到感情深厚的父母、爷爷奶奶、兄弟姐妹和四姑五叔六舅，具体到干什么农活、曾经受过的贫穷饥饿，具体到难得在过大年时吃过的肉，喝过的沙干冲子。

然而，第一代进城人的子孙90后和00后们的社会生活观念，普遍存在着与并不久远的父母那一代的时空断层，不知是故意回避眼面前的打补丁的家族生活史，还是父母亲和书本没有告诉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来的；好像他们都是生长在进入近代文明、工业文明几百年的伦敦、巴黎之类的家庭中，根本不理会家乡在何方，也不介意爷爷奶奶叫什么名字，好像他们这一代的家乡就是目前居住的北京、上海，或者是淮安、扬州的泛泛地域，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村庄。身处淮安这种三四线城市的青年居民，绝大多数是二代城里人，残留着前代人的原始农业基因，根连着不远处、不久前的乡土农田、镰刀锄头和牛粪猪圈，但是他们没有意识、不屑于提及那个老家，难道他们居住的某城区某住宅小区是自己的家乡吗。世界变化如飞生活进步太快，这些90后和00后们，是21世纪二十年代的新一辈了，不太有什么家乡观念、老旧思想是正常的，就是不懂高沟小酒的滋味，爱喝啤酒洋酒也是正常的。如果问我对这种“代沟”的存在有什么意见，我觉得在21世纪才刚刚发达起来的现代生活中，家庭文化和家史传承存在着“故意的”普遍缺失，一代家长们不愿直面不久前的“穷家史”，只想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去争喝现代化的富贵洋酒，弱化虚化了教育后代品尝乡土佳酿的知识、经验和能力。

与人类发展史一样，一个地方的城市文明的程度，指向存在和进步指标的高低，包含科技经济创造、市民见识素质和开放包容性。在管死户籍和活动范围，出县出市都需要单位或地方出示盖章的书面证明的1983年以前，乡村人口被固定死了不消说，城市人口也谈不上什么流动性，即使少数能够外出的公职人员买张机票、火车软座票，住个旅馆都要所属单位、组织出具介绍信，否则就不能如愿。那时候没有身份证，带着比命贵的城市户口簿出门也不起作用，走不了多远就得回头;而农民不可能去外地打工，根本就没有农民工一说。这样的户籍制度和人口管理，别说大多数没进过城的农村人了，就是为数不多的城里人也只是圈于一地而已，心目中除了虚幻的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全部的天地就是居地的小城街市及辖区的农村。

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来，苏北小城淮安逐步长大，一直处于追赶苏南的愿景中。这里人口的对外流动性，主要体现为农民到外地务工，其次是到外地求学、分配工作到外地，当兵到外地、调动工作到外地、婚嫁原因移居到外地等等，还有就是近十年来跟着优惠旅游团去外地玩玩;而从外向内的人口流动，近十几年来逐渐增多，多为经商办企求学，以及出差、旅游之类。除了外出务工的农民群体人数庞大，总体上淮安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很弱，这决定它的社会开放度和见识度。淮安人的生活维度、看世界维度、价值观维度从来都是以家乡为坐标元点，向外去延伸成轴线，延展成块面和空间，不善于以平行客观的维度看待外界，更不会站在北京、上海或世界的坐标元点去看待世界，去反观自身的生活地。对于封闭而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来说，如果一辈子活到中青年时，都没怎么出过省、没乘过飞机地铁，这很普遍没有什么值得嘲笑的，可能是缺少条件和机会，也可能是“出门万事难、走一步花一钱”的农业生活观念的限制造成。但是，在“足不出户”者中，如果有人并没有出心出力为家乡添过砖加过瓦，又自以为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一辈子在莫名其妙地嚷嚷外面的世界什么都不好，什么都是家乡美、家乡好、家乡强，自称家乡是大XX(市)、大XX(县)，却又拿不出优势的美、好、强、大的物质存在与文明贡献来作证，谁能认可你这种爱家乡的动机成色呢。应该敲一敲醉眼迷蒙的脑袋自问一下，是不是整天总是喝得小酒偏高，从未想过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之类的成语，是怎么刻到词典里的?

有一个常识，世界历史上凡自称为大的大日耳曼、大斯拉夫、大清帝国、大日本帝国、大塞尔维亚、大阿拉伯利比亚等等，全被世界文明的进步秩序所淘汰。反面的情况是，原始的非洲大陆居民，在未被开化前就是如此，一方面认定本地是躺赢外面世界的完美天堂，在封闭的范围内自大无比，另一方面用祖传的文物遗产、地产的黄金钻石和美酒佳酿，去换外面世界的火柴、手纸、口香糖之类，这不是愚昧无知又是什么。历史的运转，只承认富裕发达而否定穷困落后，一个国度或地方的穷困落后是可怕的，而愚顽不化更为可怕，穷而志短是可怕的，穷而虚妄自大更可怕。

所谓大英帝国的名字中，确实有大不列颠群岛的地理本身的“大”字，英国人却从不自称大英帝国，称大英帝国的都是他称，包括国人习惯这样称；上海的名字中有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中最发达的大都市的“大”字，上海人却不爱自称大上海，称大上海的都是他称，包括小地方人习惯这样称。历史上或现代真正大的国家和城市，都不会刻意称大而且会拒绝这种阿Q境界，外界也不称其为大，谁听过大罗马帝国、大美国、大法国，大北京、大广州、大南京的自称和他称。请别再违背现代文明社会应有的价值观念，未酒先醉瞎嚷嚷厉害了我的什么了，实在是丢自己的人、地方的人和国家的人。

西方发达国家的近代文明生活已经进行了好几百年，普遍的城市化生活进行了二百多年，人们没有原始的农业主义概念和生活方式。少数生活在乡村的人们，恰恰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城乡差别”的生活水准比较差，而是远远高于城市的平民。在纽约或洛杉矶等都市，主流人群的居所都在城郊乡镇，美酒不离酒柜、餐桌，随意随时饮用；居住在市区公寓的都是辛苦工作生活的工薪阶层，而夜晚的市区流浪者影影绰绰露宿街头，有的人怀里抱着不知怎么来的酒瓶。

三

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物质建设和吃饭穿衣购物的基本生活方面，咱们用四十多年的时间赶了西方社会几百年的发展之路，在现代独立精神、个性人格、自主思想、创新能力和城市文明的素质养成、生活方式等方面，关键是那种开放、流动、包容的现代生活观念和方式，咱们还有非常漫长的路程要通过。在我见闻过的亚欧非美澳的国家中，除了那几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以外，人们全无户口概念只有居地一说，因生活、工作变动人口的流动性很强。比如美国人的家乡概念，与我们大不相同，他们的家乡往往是德国、英格兰、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即使家乡在美国本土，也只是指向某个州或某个城市。日常生活中他们无需吃菜而当饮料喝的酒，会指向自己的出生成长地的味道，更多的是通行的威士忌、白兰地、伏特加、啤酒、香槟和低度葡萄酒。好多年以前，我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间酒吧小饮啤酒，遇到一位法国美女，她曾在南京留过学，为了吃正宗的淮扬菜来过淮安，还喝过高沟小酒——今世缘。她认真地说，今世缘是她知道的最美的酒类名字，比人头马、四玫瑰、轩尼诗的名字更有韵味，关键是今世缘的酒味合她的口。尽管她的夸奖中含着恭维我这个酒乡人的成分，我听出来她说的是真心话。

故乡涟水的村庄，从前留给我的是六七周岁时的记忆，是加上几个“最”的穷困，最穷困时代的最穷困苏北的最穷困县的最穷困公社的最穷困村，加不加“之一”都不影响它穷困的极端程度；而且乡亲们的见识和思想非常保守，从不会去想大家为什么这样穷困，还坚信全世界都一样穷困，外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受剥削更穷困。在那个时候的农家泥草屋中，找不到除了一口大草锅和菜刀剪刀镰刀、铁锹草钩以外的一块铁，千万别提耕地的铁犁头，那是生产队的公有制农具；此外也找不到学生作业本以外的一张纸，窗户上找不到一块玻璃，村野里找不到一块碎砖头，农村孩子擦屁股用的往往是植物叶子或泥坷垃，农家的锅碗水缸都打着铁补丁，家用器皿包括放在锅膛里烧开水的瓦罐都是陶土制成；全家洗脸共用一个陶土盆、一条磨光了绒毛的发黑手巾（毛巾）。村民们经年累月挨饿，肚子里毫无油水那是常态。我的那个具体的老家——奶奶和三叔的家，因为有爷爷的遗属补助、我父亲和二叔可以接济一些，三叔还是生产队会计，所以生活境况稍微好一点，过年过节和来亲戚时，家里会喝一点高沟小酒。在那个青黄不接的春天，我遇到了穷困得揭不开锅的日子，奶奶、三叔和三婶都在饿肚子，在我饿得两眼发黑的时候，只能厚着脸皮到邻居的亲戚家蹭粥喝。

别以为夸大祖先、美化族谱、粉饰乡土，就是爱家乡；天天喊着爱家乡就等于爱国的人，你爱的具体对象或内容究竟是什么?爱国，是一个国民必须的公德底线，却很难从历史规律和本质上找到现成的答案。在中国历史上，明军抗击清兵是爱国吧，清将关天培抗击英人是爱国吧，辛亥革命军打败清兵建立民国是爱国吧，这种抗击和打败所体现的爱，具体对象是皇明朝廷、满清朝廷还是民国政府?抗战时期，有些国军的部队不做乖乖儿，违反民国政府的避战命令痛击日本侵略者，那肯定是爱国了，而爱的具体对象又是什么，肯定不会是那个腐败王朝。弄清楚爱国爱的是什么，才能执着、真诚地爱国，同样弄清楚爱家乡爱的是什么，才能自觉、真心地爱家乡。我曾写过一首诗《在母语中生活》，结尾写道，“我活着，活得真，仅仅承认/我的故乡是生活本身/我的国是我口音里的汉语/我本人，是破解边界的终级追问”。我在这里宣布这首诗是爱家乡爱国的，试图从文化精神和文明传承的根本上，触摸我所爱的具体对象或内容。

我祖上的老太爷是一个农民艺匠，务农种地的同时，编制柴席、柳筐、柳篓和藤条簸箕之类，换些碎钱补贴家用，培养我爷爷读书;老太爷勤劳刻苦，除了过年时喝几杯沙干冲子，平时省吃俭用滴酒不沾。我的爷爷是家族中有文化的人，一辈子不务农事，身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老干部，他是“参与革命得天下”后的第一代进城人，工资待遇不算低，平常喝点高沟小酒不在话下。我的父亲小小年纪就跟着新四军部队北战南征，在1949年4月南渡长江入驻无锡，几年后转业到地方做公务员，玩命补习文化知识，入读合肥的安徽医学院，与从皖北小城考上安徽医学院的母亲成为同届的大班同学。历经残酷的三年困难时期，在经济生活完全好转后的某一个冬天，我出生在父母亲的行医单位——芜湖市镜湖傍边的市医院产房里，我的家便是医院宿舍区的两间连通的小平房。我出生后母子平安，平常爱喝两杯的父亲喝了半斤白酒，庆贺家里添了一口憨萌人丁。这么说吧，我爷爷是第一代进城人，我父亲是第二代进城人，我是出生在城市的第三代市民；那么我会有农耕观念和农业生活方式吗，答案是几乎没有，而且我终身在排斥这种顽固的观念和方式。但是，我从来没有断绝过灵魂里的故乡意识，没有改变过对乡亲们耕种劳动的尊重，从来都是以友善待之淳朴。

“文革”前期父亲从皖南芜湖的市医院调回到苏北淮阴的市医院做医生，二叔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分配在重庆市工作。1970年春到1971年春，我被父亲送到故乡的涟水县红灯公社的一个小村子生活一年，这个小村子就是我父亲的老家，有着三间用青砖包门包窗、屋檐铺两排瓦的土墙草顶的堂屋，两间纯粹泥墙草顶的西屋，一间泥墙草顶的小坡屋做厨房，这个农家当时的主人是我的奶奶。几年前爷爷在县城病故后，她带着少年的三叔搬回乡下生活，我住在奶奶家的一年间，三叔娶了邻村的姑娘做了我的三婶，办喜事用的就是高沟小酒。1975年，读小学五年级的我来到老家过暑假，三叔带着生产大队的农民文艺分子包括编外的我，参加公社举办的一场文艺汇演，我上台“童声独唱”一首歌《小小竹排江中游》。汇演结束参加演出的人晚上补餐，喝了两瓶最便宜的高沟小酒，我接过三叔的酒杯喝了两小口。“文革”结束以后，三叔被落实政策安排工作，带着家人返回县城生活，那个老家的村子里就没有至亲了，只留下几间在1970年代后期翻建的半土半砖墙的起脊瓦房，成为村子里唯一的村居古董，直到不久前才被村子里作为危房拆除，我曾经短暂留在屋子里的细节、体温随之散尽。

成年之前我与涟水的交集不多，真正和它打些交道是在1990年代，我那时在还没有改名的淮阴市的晚报社供职，负责编辑文艺版，后来做社会新闻版、法制版的记者编辑，末期到市里的新闻协调小组协助工作。我与涟水县官方包括公安系统有一些联系，编发过不少来自涟水的新闻稿，也去涟水做过采访。那段时间里，我的那位表叔在厂里主管经营，所以我与高沟酒厂有一点联系，我对表叔谈过高沟酒品牌的策划推广之类的建议。本世纪以来我与涟水的社会联系几乎中断了二十年，只在近三年才又去过两次高沟镇走访，一次是随市政协会议代表到今世缘集团的厂区参观，另一次是随市大运河文化研究会金厚勋会长及同仁，借今世缘集团的宝地开了一次年会，两次活动中见到了周、顾、倪三位老总，以及我当年做记者时就在酒厂供职的两三位熟人。置身美酒基地，少不了主客畅饮高沟小酒，叙旧说新，感叹今世缘集团的几次凤凰涅磐式的发展。金厚勋乡兄是我1980年代的老文友，当时他在涟水县中学做语文教师，常有散文见诸报刊；他的舅舅既是我爷爷早年在涟水做区长时的同事，又是我父亲生前的挚友，所以我们之间算是世交。在他做官期间，我们极少交往提都不提过去的茬，当他退休下来创建和主持市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后，我们才又出于兴趣爱好恢复成文友关系。顾董事长祥悦先生是今世缘集团的掌舵人，我和他在从前相识也碰过酒杯。2022年仲夏，我的诗集《诗意的运河之都》研讨会在今世缘集团举办，盛情支持研讨会的乡兄顾董事长与我喝了若干巡的国缘V9，这是高沟小酒中的顶级品牌，用涟水话说喝起来有“感情深一口闷”的爽快。今世缘这艘淮安本土的企业航母与广阔的海洋航母一样，建造、蜕变、升级，每一步都来自于顽强不屈的拼打，近些年正处于冲顶跨跃的紧张阶段，满心希望它远洋斩浪，驶进全球饮者的心海。

在过去的那种人性受缚、精神死板的地方生存环境中，谁多跑几个码头就被别人嫉妒厌恶为不安分到处乱窜，谁学说几句普通话被讥讽为”土钢枪洋拐球”，谁多喝几顿小酒就被人鄙视为酒鬼不会过日子，处在这样封闭的生活环境里，那些一辈子几乎足不出户的寡味之人，如果声称高沟小酒世界第一，地球人都不会相信；而那些一辈子品尝过酸甜苦辣各种滋味的饮者，才有资格褒扬高沟小酒如何美味可口、凝聚人缘，也会让人们信服。如今地球变成村庄，社会生活早已开化互通，对于爱酒的人们来说，干好自己的职业，过好自己的日子，喝好自己的小酒，做一个明辨是非、与人为善、有益社会的人就是爱国爱乡的好公民。

四

我的出生地、成长地、读书学习地、居住地和工作地，涉及到皖南皖东、苏南苏北、深圳、北京、南京，虽说南京是我的户籍地和生活地，而我在苏北淮阴、淮安待的时间最久，我曾长期在这里上班谋生。如果说我的生活与当地人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绝不囿于一地，在我服务于外贸国企、新闻媒体和文艺机构的职业生涯中，从事的都是外向型工作，加上我的专业需要和活动范围比较宽，使得我很少在一个地方的单位、家和街市之间，划三点一线或者划三角形，这也是我的生活方式使然。在保量保质完成本职事务的前提下，我经常出公差或者利用公休日、公休假，踏足国内外的都市乡村。也就是说，即使我在某地上班，由于职业和交流的堂皇需要，也经常分身各地、心交天下，其中常有开启灵智的把盏之遇。

在涟水县那个曾被称为红灯公社、灰墩乡的地方，是我的生死了若干代祖先的故乡。1983年红灯公社恢复成原名的灰墩乡，后来撤乡变成办事处，近年来被并入高沟镇，这么一来，高沟镇便成了我的扩大了地理范围的故乡籍地。想想也是，民国时期我爷爷以教书先生的身份作掩护，在这一带从事地下党的活动，旧政权垮台后，他先是做了这一带的挎着盒子枪的区长，后来做了执教棒的历史鲜红的涟西中学校长，这是从民国时期我爷爷任教的募公中学转变而来的一所学校。大到涟水县，具体到高沟镇及周边一带，是我爷爷家庭、生命和事业的全部乡土，是我父亲少儿时的根地，必然会纳入我的乡思，融入我的文字。1995年至1996年身为新闻记者的我，去了涟水县的涟城镇、灰墩、高沟和梁岔，工作性采访之余作了几天的田野走访，虽然酒量远远不敌款待我的乡亲们，却也喝了足量的高沟小酒，写下一系列怀乡的诗歌，发表在海峡两岸的文学期刊上。其中有一首诗叫《酒乡行》，写的就是高沟镇和高沟酒厂，时隔二十多年这首诗才被收入我的诗集《诗意的运河之都》出版，稍改了几个字，“高沟镇的缕缕烟囱/吐着万吨酒气/数一数沿街的青灰屋檐/傍晚的老蝙蝠又饮了几杯?//鸽群信步街头/寻觅酒坊遗漏的麦粒//我在大叔家过了一夜/醉了两回/小楼上住着半个酒仙——/表妹那么兴奋，说说唱唱//我已帮她把秧苗/插进了水灵灵的大田”。

在我先于《西海都市报》连载发表、后又出版的长篇小说《金子》的故事情节中，顺其自然写到了高沟酒，那是小说男女主人公在饭店里喝酒的场景，“没有蛋糕，没有庆生音乐。桌子上放着家常的四菜一汤，糖醋排骨、雪菜牛肉丝、豆豉鲫鱼、河蚌豆腐和蘑菇蛋汤，还有一瓶地产白酒高沟大曲。……心情放开，肚子撑开，桌子上盘光酒尽，后端上来的两碗鸡汤面也被我们吃个精光。老板娘还要为我们上菜上酒，被我谢绝了。喝了大半瓶白酒对我来说很正常，金子喝了小半瓶嘴里的酒气却比我大多了，屋子里散发着浓郁的高沟大曲的醇香。”小说的背景处于1990年代中期，高沟酒厂处在涅槃前的痛苦挣扎期，正在酝酿从高沟大曲升级向“今世缘”的品牌。

高沟镇曾长期住着我的表叔一家和另一宗的表姐一家，表叔先后在高沟酒厂分管生产和经营，多少年中我家沾了他的光不会短缺高沟小酒。每当酒厂出了一款好产品，父亲常常都能尝到鲜，圆瓶方瓶的、玻璃瓶瓷瓶的，高度中度低度的高沟酒，我也跟着沾些酒味。等到高沟酒厂生产出42度的新品种今世缘，在老酒厂的基础上成立了江苏今世缘酒业有限公司以后，由于工作、生活和人事的变化，我与酒厂的关系渐渐有些疏远，但与今世缘低度酒的唇齿关系却没有分离。

尽管我早已不胜酒力，回顾往生，品尝美酒佳肴不可谓少，不能否认酒我之间的亲密事实。我曾发表过一篇散文《酒事》，说我小时候家里来了父亲南征北战时期的一位战友、在外交部美大司做官的朱叔叔，我喝了两小杯(把鸡蛋一分为二那种形状的小酒杯)高沟小酒敬客，结果醉倒在上学途中的柳树下。抄一段《酒事》内容，交代饮酒的感受简历：“自酿祖杜康始，天挂酒旗星，地游善饮者，且职称级别巨多，约为酒客、酒徒、酒士、酒鬼、酒侠、酒仙、酒圣、酒神。史上竹林七贤、李谪仙、苏词圣，还有打虎武大侠等江湖豪饮客均属“院士级”的职称，各各因饮流芳，成仙成圣。如此气量，我实没遇过，善信其有。……足过东西南北，酒事遍及华堂陋舍、豪馆小摊，不言爽乐、疲乏、尴尬，感受尽在杯中。与我同饮者若都倾腹倒回，约能兑河成醇，全城鱼醉。酒事太多罗列不尽，哪有篇幅略谈酒品种、酒经典、酒灵感。倘使那样摆谱说道，不仅要再开几瓶，还要又开几箱。‘将进酒，杯莫停’，全然是白酒，不烈不算账。”

及至21世纪过去了近四分之一，身体的亚健康状态逐渐呈现，假如以后还能持续的“将进酒”，自然少不了故乡涟水的今世缘酒、国缘酒、高沟酒系列，我还是统称它们为高沟小酒，那种浓香型白酒的甜、绵、爽、净、香，用两个字表达就是过瘾。想一想高沟小酒润肺腑，闻一闻高沟小酒提气神，反刍乡味里的高沟小酒，增长了乡思的淳厚。

前年我去了一趟涟水，在红窑镇及属村的金鸡墩风情园玩了一圈，也到原灰墩乡地域的那个留有我祖屋的村子里转了一下，又从高沟镇兜了一圈，觉得如果涟水县的乡镇都能建成红窑镇、高沟镇的那个样子，涟水就不止是中国的百强县了，如果全淮安、全中国的乡镇、村庄都能建成红窑镇、高沟镇的那个样子，我们或许就会把老美、老欧比趴下了。自从涟水有了机场、通了高铁，人们的眼光飞起来后，从空中和高速中看涟水，才感受到它与其他县域不同的绿化之美、城乡之美。

涟水文脉悠远，自古这一带就有当下几个县区共享的文学大师陈琳和鲍照，还有做过涟水县官的诗书画大家米芾，为传统文化奠基开源；争爱古代乡贤的荣誉感，与浓郁的治学尚文风气一脉相承，让“勒紧裤带，读书出息”成为涟水最突出的民训。对于寻常百姓来说，要想鸡窝里飞出凤凰，要想鲤鱼跳龙门，用网络语言说要想咸鱼翻身，过上有肉吃、有酒喝的日子，年少时就得寒窗苦读;我爷爷勤奋读书然后从教从政，走的就是这条咸鱼翻身的大道，当然也归因于这块乡土的尚文养分。与所谓历史底蕴相对的是，一个地方的先进与否是由城市化程度决定的，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史，更是证明了哪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越高，哪个国家就越发达。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本世纪进入快车道，数亿国民从农民变成市民，正在经受城市文明的洗礼历程，以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今世缘所蕴藉的现代工业和缘文化的动力，当仁不让地推动着涟水、淮安及其市民的城市文明进程。

涟水县有百万人口，历史人文自成一脉，足够写一本大书，我把它和淮安市连在一起说事，是为了取得我这个挂靠式的涟水人的话语权，可以用越过淮安的纵横维度来书写涟水。以我的阅历和三观，对各种事物的审视判断不善于作人云亦云状，也不会刻意地美化、夸耀任何地方包括故乡，然而我崇拜涟水人的优良传统：吃苦耐劳、念书考学和文化至上。在我的个人交往和价值坐标系中，列着一些我熟悉的祖籍或生地属于淮安的现当代文化人物，张贤亮、陈白尘、王辛笛，陈登科、孙旗、蓉子和司马中原;张贤亮是没在祖籍地生活过的挂名盱眙人，司马中原和孙旗是生于本土的淮阴区人，陈登科是生于本土的涟水县人，蓉子是没在祖籍地生活过的挂名涟水县人。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身为文学后生的我，与台港澳及海外作家诗人的书信、邮件交往比较频繁，以致于邮局的人调侃我说，全市的境外信件、邮件都没有你一个人多。其中不少信件、邮件，来自忘年交的蓉子、司马中原和孙旗，他们对我早期的文学写作都有启发鼓励。刻进此生缘分的是，我在1995年主持了孙旗回乡不久便去世的追悼会，为他致悼词，委托台北友人处理了他在台湾的后事；在蓉子虚90岁首次回到故乡的2011年，我协助涟水县政府举办了蓉子诗歌作品研讨会，期间还和她往访今世缘集团等处，应请题写留言；在大陆先后两次会晤过司马中原后的2015年，我在参加台北的文学会议间邀约会晤了身体稍有不适的司马中原，晚宴上我们和同桌的朋友一起，小咂我特意带到台湾去的一瓶国缘酒。

无论涟水县还是灰墩乡、高沟镇，从过去转到现在都是我的祖籍地，前半生可谓是长饮高沟小酒，爱饮今世缘和国缘，不仅饱尝了民俗乡味也带来了生活中的友谊和机缘。后半生少饮多思，理解涟水包括高沟的某种根源意义，或显或隐地导入自我的存在系统和归向。2022年初夏，今世缘集团面向社会征集酒业副品牌的创意文案，邀我和淮安市诗词学会会长荀德麟先生做评委，我像个虔诚酒徒似的，酝酿了一些想法提交给厂方，其中有开发“高沟小酒”品牌的具体建议，谁知厂方和我想到了一处，已经在做“高沟小酒”的样品，乡思通上心缘，才会有此不谋而合。在我的那些“高沟小酒”的想法中，草拟了两则沾泥腥、接地气的广告词“高沟小酒，天天都有”和“高沟小酒，口福心服”，试图沟通人、酒、缘和大众消费情绪，或许释放出了我对故乡涟水、籍地高沟所感受的种种乡味酒意。

乡味里的高沟小酒，浸润着我的生活根蔓。

(2023年秋写于南京秦淮新河畔)

作者简介：

沙克，当代诗人，一级作家，文艺批评家。生于皖南芜湖，祖籍江苏涟水，居住南京。30多年来从业于新闻媒体、文艺机构，相继为上海大学、澳门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研究员、访问学者。第六七八届江苏省淮安市政协委员，首届淮安市政府城市规划咨询委员会文化顾问。 现任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学艺术工作委员会会长，中国文联主管的《中国文艺家》杂志副总编辑、艺术总监，兼任淮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淮安市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淮安市作家协会顾问。

1980年代走上文坛，发表出版散文、诗歌、小说及文艺评论等六百多万字。出版有诗集《向里面飞》、散文集《我的事》、小说集《金子》和文艺评论集《文艺批评话语录》等二十多部著作。出席过第四次全国诗人代表大会、第二次全国文艺评论家代表大会、第十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及两次世界诗人大会。

作品被收入全国二百余种文学选集、典籍，以及全国中学生读本、联考高考试卷、高校文学课件和地方史鉴。曾赴亚欧美澳非走访交流、采风写作，部分作品被翻译为英、法、日、俄、孟、以、西、葡、荷等多国文字。获得过紫金山文学奖、鸭绿江文学奖、杨万里诗歌奖、长江杯文学评论奖、江苏省文艺大奖、傅雷杯全国文艺评论奖、冰心散文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