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开幕在即，中非双方将共叙友好情谊、共商合作大计。成立20多年来，中非合作论坛如何助力非洲从“绝望”走向“崛起”？中非在价值观方面有哪些共同点、契合点？新时代中非合作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从事非洲研究近40年的中国学者、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在《大变局》节目中，讲述中非合作的故事、展望中非合作的未来。现将主要内容节选转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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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刘院长，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在9月举行。这是中非共商合作大计的好机会。您对这次峰会有什么期待？
刘鸿武：中非合作是关涉到28亿人口的一项很了不起的事业。今年的峰会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2000年创立到今年刚好25年，1/4世纪，今年的论坛应该是对过去25年取得的成效、成果有一个比较好的回顾、一个评估。我们为什么成功？我们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效？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下一步从哪里走？
中国人以前经常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时中国正是因为很穷，我们在国际上是没有什么朋友的，西方围堵我们，如果我们在国际上没有伙伴、没有“穷哥们”，我们不可能独立自主。所以毛泽东时代就把亚非拉国家看成是中国外交战略的支点。
现在中国发展起来了，对世界影响那么大，中国一定要在跟外部世界建立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中来实现发展，也就是说，今天中国必须和亚非拉国家一起共同发展，中国才可能在未来的30年完成我们的发展任务。
中国现在是一个高度融入外部世界的国家，现在亚非拉国家都在看着中国，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以后，能不能和亚非拉国家形成更深的关系，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和非洲的关切更好地结合起来，对此非洲国家是有期待的。
《大变局》：中非在价值观方面有哪些共同点、契合点？
刘鸿武：1974年，毛泽东在晚年思考中国外交的时候，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三个世界”的著名论断，他说中国和非洲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我们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期待。这个论断直到今天还是管用的。中国和非洲都是发展中国家，中非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念。
习近平主席十八大以后去非洲访问，提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我们对非政策的核心理念就是真实亲诚。这是中国对非的最重要的理念。
反过来非洲对中国也是一样的。当年毛主席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而且我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年中国不是重返联合国，成为常任理事国，1978年我们改革开放，可能就走不到今天，因为西方可以随时围堵我们。
后来毛主席就说，是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所以他说，中国在联合国的这一票，应该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应该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他就说，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我们是好兄弟。
所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他到中国访问以后，他回去以后就给毛主席带话，他说你把我们称作是第三世界国家，是好兄弟。那我想告诉你，我们非洲国家跟你们中国是全天候的朋友。全天候，他用了这样一个词。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中非的共识。我们推出的达累斯萨拉姆共识，这些都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大变局》：刘院长，您刚刚提到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能不能用简单的话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识？比如说，它存在哪些关键点和创新点？
刘鸿武：按照王毅部长的说法，这是迄今为止第一个不是由北方殖民国家强加，而是由南方国家自己提出的共识。
第二点，按照坦桑尼亚的外长，他来中国访问的时候，他跟王毅部长见面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共识，就是今天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未来发展的蓝图。
第三个特点就是这个共识，核心就是“全球南方”为了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的战略路径，体现了“全球南方”的智慧。所以王毅部长也把它称作是“全球南方”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战略规划。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实现自我发展、共同发展、全球发展的一个共识文件，是在过去20多年，我们和非洲几十个国家，共建、共通、共享我们双方的思想、知识、概念，形成的一个重大知识成果。
《大变局》：您觉得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里面，哪些内容最值得非洲国家参考？
刘鸿武：其实非洲也有非洲的方案、非洲的模式。非洲肯定不会照搬中国的方案和模式。但是有几点，我觉得中国过去四五十年的发展，有些值得非洲国家借鉴。
习主席早年在福建有一本书《摆脱贫困》，很多非洲学者都看了这本书，评价都非常高。当时非盟的主席法基，他现在还是非盟主席，他看完这本书，他说我们非洲国家，从中国学到的第一堂课，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如果我们非洲能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奋斗，我们就能够创造跨越大洋的繁荣。
第二点，就是要保持政局的长期稳定。新中国建国到现在75年，一直都是长期稳定的，没有大的折腾。所以我们可以搞五年规划，“两个一百年”都可以搞下来，一代一代做下来。过去非洲就是长期政局不稳定，西方给它设计那套制度，三年一选，五年一选，一动荡就相互否定。现在非洲国家也意识到，只要不动荡，哪怕发展再缓慢，这个国家稳定二三十年，它都会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稳定已经成为今天非洲国家普遍的诉求。
第三点，要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向世界开放，但是必须本土化，结合本国的实际，来选择自己适合的政治、经济的道路。
最后一点，非洲现在有14亿人口，80%都很年轻。它最大的资源就是人口众多、年轻化。所以加强教育、重视教育，给孩子实用的技术，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非洲未来发展非常有效的一个方面。
《大变局》：您觉得非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有哪些变化？
刘鸿武：2000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登了一组文章——《绝望的非洲》《失望的非洲》《失败的非洲》。但是恰恰在那一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当时西方还笑话我们，说我们开了一个“丐帮大会”，和非洲几十个那么穷的国家，有什么好开的？这恰恰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发展的另外一种战略眼光。用了十几年时间，中非合作就成为拉动非洲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动力。
非洲从上世纪60年代独立到2000年前后，整个非洲大陆的GDP总量是5000亿到6000亿美元。但是从2000年开始到2010年，非洲的GDP总量由6000亿增加到了15000亿到20000亿。这10年的时间，全球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有6个来自非洲，所以被称作“黄金十年”。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就是因为中非合作论坛作为一个非常巨大的力量拉动了非洲的经济发展，因为中非贸易每年两位数的增长。
在2010年的时候，同样是这个刊物，英国的《经济学人》发了一组文章，封面由10年前的《绝望的非洲》，改了一个主题，叫做《崛起的非洲》，它说非洲正在崛起。但是很遗憾，2010年，西方国家在北非策动了“阿拉伯之春”，强力地干预非洲国家的发展进程，在整个北非引起动荡。
但是总得来说，最近几年，非洲还是有些新的趋势。这10多年，中国在非洲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非洲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给它通起来、连起来以后，非洲内部的贸易就逐渐提升起来了，国家与国家间的交往就提升了。非洲区内贸易占非洲大陆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由不到5%，现在大概已经提到15%左右，甚至达到20%。这个就是它的自由贸易区签订，加上中国和它合作搞互联互通，推动了它发展的动力。
《大变局》：现在美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在抹黑中国，说中国在非洲制造了“债务陷阱”，中国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您研究非洲这么多年，您对这样的抹黑是怎么看的？
刘鸿武：中国不能跟着西方的节奏走。西方国家在非洲制造了两个陷阱。第一个是政治陷阱。西方国家冷战结束以后，干涉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的选择，让非洲往往没有办法在捍卫国家主权、独立方面维护它的发展权益，这是非洲国家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陷阱。而中国是主张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的，因为只有非洲知道什么道路适合于它，它才能够真正发展起来，这是中国人希望拉着非洲跳出西方的政治陷阱所做的努力。
第二就是贫穷落后的陷阱。目前非洲国家确实有非常严重的外债。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现在背负的债务都是西方国家放贷放的。比如说，现在肯尼亚有约700亿美元的外债，但是中国只有70亿左右，只占1/10。而中国的这70亿有一大半是修了蒙内铁路，修蒙内铁路花了将近40亿美元，而修蒙内铁路是过去100年唯一给肯尼亚带来发展希望的一条希望之路。蒙内铁路修通以后，从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到它的港口城市蒙巴萨，由过去需要走两三天，现在缩短到只需要三个小时，这个是给肯尼亚带来巨大的发展希望的。
如果西方干预非洲国家的内政，挑起它的部族冲突，导致它的政权更迭，或者制造反对党和执政党长期的冲突和矛盾，以至于两党竞争就拿中国来说事，为了推翻对方，就把中国当“替罪羊”。
《大变局》：中国有时候免除非洲某个国家的债务，国内一些人会质疑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钱花到自己国民身上？您怎么回应这样一种声音？
刘鸿武：中国人过去有句话“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过去几十年中国要实现发展，在国际上是要有朋友的，朋友就是相互帮助。在过去的70年，中国援助非洲，其实非洲也在援助中国。
比如说，中国给了非洲国家援助的赠款或者项目。非洲对中国的援助最大的就是政治上对中国的援助。我们当年重返联合国，非洲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所以在过去40年当中，美西方在联合国提出几百个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法案，包括新疆问题、台湾问题，中国动用我们的一票否决权给它打掉了。如果我们没有这一票，我们就很困难，这个为维护中国的发展利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怎么来算？
所以援助总的来讲几句话可以概括：第一，中国是一个大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要承担这个责任。第二，中非的援助从来是双向的，我们援助非洲，非洲也在援助中国。第三，对非援助能够提升非洲的发展能力，扩大它的市场，对中国也是可以产生巨大收益的。
《大变局》：中美关系是一对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您觉得美国将如何影响中非合作？
刘鸿武：美国确实是中非关系很大的一个外部干扰因素，每当美国提出要重返非洲的时候，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的时候，往往都以抵消中国、排斥中国为目的。现在我们有对非合作自己的战略，而美国没有，它只有抵消中国的非洲战略。它在非洲不是从非洲的角度出发来发展美非关系，而是以抵消中国为目的来考虑它的对非战略，这样往往会给中非关系造成一些影响。
过去经常有句话叫做“非洲国家发展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其实这句话不完全对，就是现在很多非洲国家觉得“发展靠中国”是对的，中国能够帮助非洲实现发展、推动发展。可是安全方面很多非洲国家是比较脆弱的，恐怖主义，治安不好，如果有些非洲国家和中国走得比较近，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在一些多边的舞台公开支持中国，美国要是盯上了这个国家的执政党，美国就会搞它，搞一场推特革命、颜色革命，支持反对党，把它赶下台。
所以很多非洲国家就有点担心，它愿意和中国更多地在经贸方面加强合作，但是在国际舞台一些重大问题上，它有些时候要在中美之间采取相对的平衡，甚至相对疏离中国。因为如果它和中国走得太近了，美国如果是要颠覆它，会给它带来很大的危害，所以不是“安全靠美国”，而是“安全怕美国”，它担心美国。
《大变局》：您多年从事非洲研究，有没有一些观点您特别想告诉我们大家的？
刘鸿武：中非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天下观念的民族。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点地站立起来了，但是今天这个世界还很不太平，亚非拉国家还有待发展。我想中国人在这个时候应该让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更加拓展视野，有更高的全球眼光和更大的祖先留下来的战略抱负，到非洲去，到“一带一路”国家去，和非洲人民共同实现发展，释放非洲的发展潜力。这是一个大文章，我们应该在今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把这个大文章、写了25年的大文章继续写得更好、写得更美，这是需要大家来共同努力的。
《大变局》：谢谢您，刘院长，今天基于您多年的研究经历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非常精彩的观点。
刘鸿武：谢谢，希望大家以后更多关注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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