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推动者，孙伯鍨先生在多个领域作出了原创性的学术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理论观点的学术影响力不仅没有褪色，反而变得越来越深沉和悠远。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学术史的沉淀，孙伯鍨先生的学术思想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当下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孙先生的学术贡献作个梳理，以期让这一宝贵的学术资源更好地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发挥作用。

一、“两次转变、两条逻辑”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原创性视域

孙伯鍨先生在1985年出版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中，明确提出了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两次转变”说，即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一般唯物主义的转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完成了从一般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在当时学界，因受苏东学者的影响而总体上只从“一次转变”（即青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就完成了从唯心主义直接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思哲学发展史，因而孙先生的这种观点无疑具有原创性学术贡献。孙先生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和一般唯物主义的辩证关系的准确把握，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及深层内涵作出了精准的解读，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体系的建构。而且，还因为“两次转变”的提出，而对学界日后的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黑格尔的学术关系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方法论的空间。

持“一次转变”说的学者主要是从费尔巴哈一般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对于他们来说，就像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归咎于世俗基础就已经意味着其理论批判任务的完成一样，马克思把国家归咎于家庭和市民社会也意味着其唯物主义领域中理论工作的完成。于是，不再需要探究马克思在市民社会这一世俗基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不再需要解读马克思在社会实践、物质生产领域内取得的学术进步，就可以得出他在整个唯物主义的理论层面上推动的学术进步。至于黑格尔在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则只需笼统地附加上他提供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这一判断即可，至于这种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在何种层面上介入了马克思唯物主义思考的理论场域则不重要了。这种观点因为没有把唯物的理论维度放进社会历史过程之中，因而不仅无法真正地揭示出社会实践的唯物主义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无法解读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特征，无法深刻阐释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历史观意义。如果用这种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本质内涵，那就很容易给西方学者从机械决定论的角度抨击唯物史观提供借口：似乎在马克思眼里，社会历史过程仅凭其唯物的事实特征就可以具备推动人类解放的历史观作用。在这种学术语境中，孙伯鍨先生“两次转变”说的提出所具有的思想启发作用便清晰可见了。只有像孙先生指出的那样，准确地看到青年马克思踏上一般唯物主义的理论平台，只是完成了其思想转变的第一步，即摆脱和超越了唯心主义哲学的理论层面，开始直接面向对客观社会现实的研究，而在此基础上的第二步，即通过对客观社会历史现实本质内涵的剖析与揭示，才代表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准确把握与建构，才代表了他对唯物主义哲学的最高理论形态的科学阐释。我们只有站在这一解读层面上，才能准确地领会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完整论述，才能清晰地把握历史过程在马克思眼里具有人类解放意义的真实原因。也唯有从此视域入手，我们才能真正解读出黑格尔、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学术关系，真正看到青年马克思是如何通过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桥梁”而让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在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解读中生发出思想力量的。

孙先生“两次转变”说的学术价值还不止于此。我们不能只看到他讲的“第二次转变”的重要性而忽视其对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第一次转变”的重视。苏东学者的确只强调青年马克思唯物主义转折的思想史意识，因此，通过针对性地强调马克思“第二次转变”的理论价值而扬弃他们的研究范式，对于中国学者建构具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体系和理论体系是十分重要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学者为了与苏东学者的上述解读范式划清界限，恰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跳过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唯物主义转折的重要性的认可，直接从黑格尔哲学入手，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容。这种抛弃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直接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辩证法的视角来把握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努力，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用抽象主体的自由实践过程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内涵。孙先生的“两次转变”说其实也是对这种解读思路的批评与纠正。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是在缺乏唯物主义哲学的前提下，直接从对历史过程的领悟中建构起来的，因为不管如何解释，哲学的党性原则告诉我们，只要不对社会历史过程作唯物主义的解读，剩下的只能是对历史过程的唯心主义阐释，而这显然是不可能与马克思的解读视域相匹配的。

除了上述“两次转变”说之外，孙伯鍨先生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中还提出了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两条逻辑”说，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文本中，马克思的解读逻辑不是单一的，而是复调式的。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马克思在这一文本中的主导性思路的确是从抽象人性出发的异化劳动批判理论，这代表了抽象人本主义的解读思路。但必须同时看到，马克思此时还具有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的科学的解读思路，它虽然暂时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马克思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恰恰是从这种解读思路中生长起来的。“所以问题十分清楚，当马克思仅仅执着于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时，他总是尽可能地把劳动理想化，为的是要用一种真正的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来和人的现实存在（异化劳动）相对立，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思辨的想象之中。而当他着眼于分析对象化劳动时，他便能够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说明人类的生产劳动不论其异化与否，对于整个社会生活和全部人类历史都有着决定的作用。这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恰恰是正在生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样茁壮的幼芽。”

孙先生的这种观点以解读方法上的原创性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于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均起到了澄清和纠偏的作用。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认为，在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间存在着认识论上的断裂，前者是人本主义的认识论范式，后者则是科学的认识论范式。而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则认定，充分彰显人本主义思想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代表了马克思成熟的哲学思想，他以后的各种著作，即使是体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必须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视角加以解读。这两种观点在当时的学界均有一定的影响。在这种语境中，孙先生的“两条逻辑”说冲破了似乎只能在上述两条解读逻辑中取其一的假象，以扎实的文本功底和深邃的逻辑辨析，提出了中国学者关于马克思哲学发展史研究的自我主张。即使从今天的学术视角来看，这一理论贡献的重要性也是再强调都不过分的，因为它真实地开启和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思想史视角和路径。

二、在比较性视域中深化了对卢卡奇哲学思想的研究

孙伯鍨先生1999年出版的《卢卡奇与马克思》一书，不仅从前后期思想关联的角度全景式地再现和解读了卢卡奇哲学思想的全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对卢卡奇哲学思想的解读从西方学界惯用的人本主义解读视域中解脱出来，放进了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相比较的视域中来加以考察，从而赋予了卢卡奇研究正确的方法论视域，以此充分彰显了中国学者在该领域中的学术自主性。孙先生在该书中围绕物化和异化、自在之物与历史客体、总体性与辩证法、存在与价值等11个主题，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与卢卡奇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关联及其差异性，从而准确地界定了卢卡奇的真实学术地位。该书的出版对于中国学界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深化对卢卡奇哲学思想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以物化和异化的主题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从表面上看，把握住卢卡奇与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差异似乎并不困难。卢卡奇受到黑格尔学术传统的影响。在黑格尔眼里，绝对精神在自然中的物化本身就是异化，它们两者是没有区别的。自然界是没有历史的，它不会思考自身，也不知道自身，但它为了绝对精神而甘愿自我异化。绝对精神正是通过在自然中的物化和异化这种生成性历史运动而恢复了自己的主体意识。马克思批评黑格尔的这种历史观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这本来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但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以所谓的“马克思过度简化了黑格尔的辩证历史观”为由拒绝接受马克思对黑格尔观点的上述批评。卢卡奇借鉴了黑格尔的阐释思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认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着物化现象及物化意识，并强调需要从总体性实践的角度来加以超越。应该说，如果不能对人本主义解读视域作出准确的剖析，要想正确地评价卢卡奇的上述思想是有困难的。这也是在当时学界有的学者在卢卡奇研究中喜欢转述观点而评价不足的原因。而孙伯鍨先生在《卢卡奇与马克思》一书中则提供了一种鲜明的比较性阐述视域，并以此为基础，极大地深化了对卢卡奇物化和异化理论的剖析与评价。

在孙先生看来，不是说卢卡奇的物化和异化理论是错的。事实上，雇佣工人的确把资本看作一种与自己相敌对、相异化的力量，因而从价值关系来说，劳资之间的异化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但问题是卢卡奇没有把物化和异化区别开来，资本作为一种物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除了可以从异化的角度进行价值评价之外，它还是一种工人不得不面对的、仅凭工人的主观意志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这是一种存在与意识关系维度上的研究对象。面对这种客观现实，人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深入探究其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到对它加以超越的现实路径，而不是简单地以“总体性实践”的口号来加以应付。马克思不是不讲价值评价，而是不把价值评价当作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卢卡奇做不到这一点，因而只能停留在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层面上来思考对物化和异化的超越之路。“这样，我们就发现马克思和卢卡奇所采取的立场、观点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个区别就在于马克思在指出社会现实中的物化现象的同时，首先肯定了它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实性，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进而从主体的角度、从价值选择的角度对它作出价值的评价和分析。卢卡奇则不同，他没有把这两点区别开来，在他的眼光里，物化就是异化，没有进一步研究物化和对象化对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对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运动所具有的不可扬弃的制约作用。”

孙先生的这种观点对于扭转当时学界流行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主体主义与客体主义阐释逻辑之间的二元对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所谓的二元对立是建立在不把主体和客体放在现实社会实践中来阐释的基础上的。离开了现实社会实践的哲学视域，主体便成了人类学或历史学意义上的主体，而客体便成了人的活动之外的独立的东西。在孙先生看来，马克思所讲的客观规律其实只是被主体主义者视为物化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而已，它所凸显的是物化现象的社会存在性，而主体则正是这种社会存在。在这样的解读视域中，如果不从现实出发，不研究和发现现实运动的规律，不根据这些规律并改变它起作用的条件，那么，被主体主义者视为“宝典”的价值目标，则或者就根本提不出来，或者提出来了也实现不了。孙先生之所以能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中提出独到的观点，一方面与他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学术功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深切的时代关怀有关。在他看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奋斗目标和建设蓝图，就是符合科学历史观的、具有切实可行性的社会发展目标，从唯物史观的角度为这一科学的价值目标提供学术支撑，是当代学者的理论使命。他的确做到了。

三、用唯物辩证法深化了对《资本论》中科学方法论的认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两种方法，即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进行了阐述，并指出只有后一种方法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尽管马克思的表述是非常清楚的，但20世纪90年代学界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却始终没有停止过。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因为不承认前一种方法的科学性，因而他不认为这种方法在整个认识过程中起任何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逻辑的科学认识过程是完全建立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基础上的。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由于马克思曾指出第一条方法论道路是经济学在它的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因此，不能说前一种方法完全不需要。但由于马克思不认为它具有科学性，因而，必须从研究方法和阐述方法双重维度来界定上述两种方法在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框架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说，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只是马克思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而把研究出来的观点清晰地阐述出来的方法，才是《资本论》这一理论著作中的方法论，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唯一具有科学性的方法论。

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对我们理解《资本论》的阐释逻辑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相信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必然会碰到如下问题：作为后一种方法之起点的“抽象”是怎么来的？如果不能以唯物史观的方式说明这一点，那就势必会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把这种抽象理解为基于抽象劳动的社会关系对人的奴役性和统治性。由此，马克思《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演绎，便会被武断地解释为从交换价值到货币、资本的概念自身的运动。而如果以唯物史观的方式来说明“抽象”的来源，那就必然会回到被抛弃的那个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论之中。因为如果不涉及对“具体”的研究，马克思需要的那个“抽象”是不可能出现的。相信上述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则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一种阐述方法，岂不是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出来的观点并不是他在基于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过程中得出的结论，而只是他在把这种思想加以阐述的过程中创新出来的。这显然是无法让人信服的。而且，这种观点还无法让人相信：一种不科学的研究方法会带来一种科学的阐述方法。

孙伯鍨先生在199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二卷中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所说的上述两种方法论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孙先生看来，马克思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界定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并不意味着他否定了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在整个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其实，对马克思来说，从具体到抽象不仅是任何认识运动在开始时必然要走的道路，而且为了能够正确地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实现理论地把握对象的真正任务，必须首先沿着从具体到抽象的道路，自觉地、有目的地把表象中的具体加工成抽象的规定，使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获得正确的起点。”也就是说，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认识过程来说是完全需要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产生时期沿着上述这条方法论道路所展开的理论努力，的确走向了“越来越稀薄的抽象”，但这是因为他们始终受到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困扰，因而无法正确地运用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他们运用这种方法得不出科学的结论，绝不意味着这种方法本身在认识过程中是没有作用的。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那就可以从历史上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把一些共同规定找出来，形成“合理的抽象”，并使之成为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过程的正确起点。譬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时，最后只能得出交换价值这种经验主义的抽象，而马克思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分析资本逻辑时所得出的，却是包含价值与使用价值内在矛盾关系的“商品”，而正是这种“商品”成了他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过程的科学的起点。

在孙先生看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种对资本逻辑的科学认识方法，它不应该仅仅被界定为与研究方法相脱节的阐述方法。马克思之所以断定这种方法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因为这种方法最能体现唯物史观的阐释原则。“事情很清楚，如果人们承认历史中确实有一种发展，有一种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并且力图在逻辑方法和思维过程中再现这种历史的联系，那么从抽象（简单规定）上升到具体（复杂整体）的方法就是最能符合历史主义和发展原则的正确方法。”也就是说，这种认识方法所揭示的，是从经济现象的演变过程及发展规律的角度来阐释特定经济对象的本质特征及其历史命运。而这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的科学的方法。孙先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上述两种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的阐述，打开了一个把哲学上的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方法论联系起来的理论空间，使关于《资本论》中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具有了坚定的唯物辩证法视野及明确的价值指向，从而对于深化我国学术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