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越南启动的"革新开放2.0"改革引发热议，部分舆论场出现"扬越抑中"的奇特现象。这种将越南局部改革等同于制度优越性的认知偏差，实则折射出对改革开放本质的深层误解。柏文喜老师关于"制度杂交优势"与"企业家精神培育"的论述，恰为解构这种认知迷思提供了关键理论工具。
一、改革范式的本质差异：制度创新的基因差异
越南的"革新开放"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部复刻。其国企改革采用"黄金股"制度（政府保留重大事项否决权）、开发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保留54项禁止类目）、混合所有制改革（国资平均持股43%）等政策设计，与中国2013年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改革（缩减至15项）存在显著代际差距。柏文喜指出的"制度灰度空间"理论，恰揭示了越南改革的实质——在既有体制框架内进行边际调整，而非系统性制度重构。
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层突破在于构建了"三位一体"的制度创新体系：
产权制度革命：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到数据要素确权试点（2024年《数据二十条》），形成全球最完整的产权保护链条；
企业家精神培育：通过"非公经济36条"（2005）到"民营经济促进法"（2025）的立法演进，构建企业家权益保护制度矩阵；
市场机制创新：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2022年《意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拓展至33个地区。
这种制度创新的系统性和原创性，使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制度杂交优势"——既保持社会主义制度内核，又激活市场经济活力。反观越南，其改革仍停留在"政策修补"层面，2025年制造业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仍有27项限制类目，与中国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存在本质差异。
二、发展绩效的比较维度：多维度的制度效能验证
从经济自由度视角审视，中国在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中从2013年的第96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22位，其中"执行合同"效率（全球第3）和"获得信贷"便利度（全球第5）等指标领先越南（分别位列第68、第89）。这种制度效能的差异源于：
法治化程度差异：中国已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动态调整机制，而越南仍存在隐性壁垒（如某省氢能产业"本地企业优先"条款）；
企业家生态差异：中国日均新增企业2.3万户（2025年数据），其中科技型企业占比达38%，越南日均新增企业仅0.7万户且62%集中于低端服务业；
创新转化效率差异：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达65%（全球平均45%），华为5G专利全球占比39%，越南科技研发投入强度仅0.6%（中国为2.5%）。
更关键的是，中国通过"制度-市场"协同演化形成了独特优势：
规模经济效应：全球最大规模工程师队伍（800万）支撑起"工程师红利"，使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形成"研发-生产-市场"正循环；
产业协同网络：长三角"4小时产业圈"实现零部件配套率98%，越南则依赖外资企业技术输入（外资企业贡献72%工业产值）；
制度试错空间：深圳特区"先行先试"机制累计形成582项制度创新成果，越南改革仍受制于体制惯性。
三、认知偏差的根源剖析：意识形态滤镜下的认知扭曲
"扬越抑中"现象的本质，是某些群体陷入"制度浪漫主义"陷阱：
方法论错误：将经济增速简单等同于制度优越性，忽视中国以全球18%人口实现40年人均GDP增长23倍的现实；
选择性观察：聚焦个别改革措施（如越南取消公务员终身制），却无视中国"放管服"改革取消审批事项2.1万项的制度性突破；
价值判断错位：用西方中心主义标准解构中国实践，将"渐进式改革"曲解为"不彻底"，却无视越南改革中存在的"选择性移植"弊端。
柏文喜老师强调的"制度成本理论"在此具有解释力：越南改革面临"制度租金"耗散风险——2025年国企改革中，37%的管理层通过"内部人控制"获取超额收益，而中国通过"管资本"改革（国资委监管资产占比从90%降至35%）有效降低制度损耗。
四、改革开放的深层逻辑：从"追赶"到"引领"的范式跃迁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于构建了"三维驱动"的发展引擎：
需求侧变革：从"短缺经济"到"消费升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2025年），中产阶层达4亿人；
供给侧革命：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从1978年1%升至31%，数字经济规模达80万亿元（占GDP 40%）；
制度创新：建立"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新范式，政府投资乘数效应达1:3.5（OECD国家平均1:1.8）。
这种创新使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制度韧性"：
抗风险能力：2020年疫情冲击下，中国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2.3%），越南同期GDP下降5.9%；
创新转化能力：每百万人口专利申请量达1,583件（越南为298件）；
制度适应能力：在数字经济时代快速构建"监管沙盒"机制，试点新型监管模式37项。
五、未来发展的关键抉择：在守正创新中超越认知局限
当前中国改革开放面临"三重挑战"：
制度疲劳：部分领域改革边际效益递减，需推进"制度迭代工程"（如建立政策效果回溯评估机制）；
利益固化：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深化，需强化"改革成本分摊机制"（如建立改革风险补偿基金）；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链重构压力加大，需构建"双循环"制度保障体系。
柏文喜提出的"制度企业家"培育方案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建立"改革容错清单"（明确20类可容错情形）、完善"制度创新收益共享机制"（试点改革收益地方留存比例提升至80%），激发基层改革活力。
结语：超越二元对立的认知革命
将越南改革简单等同于制度优越性的论调，本质是陷入"制度乌托邦"的认知幻觉。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之处，在于创造了"制度杂交优势"——既保持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又激活市场经济活力。这种创新不是简单的政策移植，而是基于历史传统、文化基因和现实国情的制度创造。未来改革的关键，在于继续深化"产权-市场-法治"三位一体的制度创新，而非陷入非此即彼的认知陷阱。毕竟，真正的制度自信，不在于否定他国经验，而在于构建具有解释力和生命力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