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在共同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过程中，都关注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直接规训和塑造主体的权力机制。不过阿尔都塞没有像福柯一样通过这些要素来描述这种新型权力机制的具体细节，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在生产方式再生产的视域中把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发挥的权力功能。立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生命政治学反思阿尔都塞与福柯之间的异同，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有机结合生命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思想资源，从而建构一种合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权力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

在对权力问题分析上的相似性

尽管阿尔都塞没有在其研究中直接使用“生命政治”这一概念，但在对现代社会中隐而不显的权力机制的分析与关注这一点上，其研究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研究间有着重要的相似性。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研究以现代社会中的权力机制为对象，其突出特征在于：其一，福柯不再停留于传统政治理论的视野内部来研究权力问题，而是到为传统政治理论所忽视的领域中去研究权力问题，并发现了以人的生命性特征为对象进行治理的生命政治性权力机制。其二，福柯不再首先假定权力只具有否定性内涵，而是在对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运作方式的分析中，发现了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已经不再是对人进行直接生杀予夺的君主权力，而是成为了一种肯定性和生产性的权力，成为了一种使人变得“更驯顺”也“更有用”的生命治理术。以此为基础，福柯建构了关于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理论体系。

为了补充、完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阿尔都塞对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了区分。事实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关注的同样是现在社会中的权力与治理问题，而福柯的生命政治研究所具有的两个突出特征在阿尔都塞这里也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一方面，阿尔都塞也不满于传统的国家理论只关注到了主要在政治领域、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的镇压性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包括学校、家庭、宗教、政治、工会、传播、出版—发行、文化等不同机构，其中的大部分都运行在传统意义上的私人领域中，运行于政治和公共生活之外，但又在确实发挥着国家机器的作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要功能不在于压制，而在于治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要求以暴力来否定、禁止人们的行为，而是将人们塑造为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格劳动力，并使人能够以“自动行事”的方式发挥作用。主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意识形态将个人“唤问”为主体，意识形态的功能内在于主体的构成之中，因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使用的也是一种肯定性和生产性的权力，它直接塑造主体。阿尔都塞和福柯都关注到了现代社会中的权力问题，并且在传统政治理论没有充分关注到的领域中，发现了权力对主体的直接塑造作用。

关于权力的描述性理论与理论本身

阿尔都塞认为，描述性理论虽然能够通过提出对于研究对象的描述性观念和表述而提示我们对研究对象进行进一步反思，但对研究对象的描述还不是关于研究对象的理论本身，只有当我们超越对现象和表象的描述性理解，而深入透视研究对象背后的本质和结构的时候，我们才能超越描述性理论而达到理论本身。

阿尔都塞在《怎么办？》一书中对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的批判性反省，充分展现了这种描述性理论与理论本身之间的根本性差别。在阿尔都塞看来，葛兰西对上层建筑中的领导权问题的分析固然有助于我们突破经济决定论的教条，并为重新反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真实关系提供理论开端。但由于葛兰西没有从对领导权的功能和作用的描述出发进一步深入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结构，而是将描述领导权在历史上所发挥的诸种作用视为理论本身，因而葛兰西的研究最终倒向了绝对经验主义。上层建筑和领导权在葛兰西这里就脱离了经济基础而被神秘化了，它似乎成为悬浮于空中的独立王国，我们只能对它进行描述，而无法深入把握其根源和本质。

以上批判对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研究也同样适用。福柯在开展权力理论研究时强调他试图超越“权力理论中的经济主义”的传统权力研究范式，不去首先研究权力的所属与转让，而是通过直面权力的具体行使过程而把握权力的运作机制本身，这实际上就构成一种关于权力的描述性理论。福柯的描述性权力理论固然能够提示我们，要在传统政治理论普遍忽视现代社会中的新型权力机制这一情况下重新关注权力问题，从而构成一种科学的权力理论体系的开端。但由于没有进一步由对权力运行的描述透视权力理论本身，因而在福柯的生命政治研究中，权力被神秘化了，我们只知权力的运作机制，而不知它为谁所有、为谁所用。而阿尔都塞的研究方法则与福柯有根本性区别，沿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阿尔都塞不仅试图描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机制，而且试图进一步将它上升为关于意识形态、国家和国家机器本身的理论。正是在这里，形成了二者在研究立场和方法上的本质性区别。

一种有阶级立场的权力研究

为了超越对权力问题的描述性理论而达至理论本身，阿尔都塞没有像福柯一样仅以一种“不加引号”的方式借鉴马克思的部分观点，而是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反思权力问题，从“生产方式的再生产”这一角度出发探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背后所呈现的人类社会的对抗性结构，从而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没有自己单独的历史，我们不能脱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单纯考虑上层建筑自身。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以及立足其上的特定社会形态要想持续性存在，都不仅需要能够被生产出来，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被不断地、持续性地再生产出来，这就要求保障其生产的条件和基础能够被持续性满足，也即保障特定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生产条件的再生产。

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的角度出发，阿尔都塞发现，一方面，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包括劳动力。所以生产条件的再生产需要持续再生产出满足现有生产要求的合格劳动者，以及符合现有生产关系的制度、法律、道德、观念体系，而这正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要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实际上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在维持自身的同时，需要在不同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共同再生产自身的存在条件的过程中确立自身的统治地位，也即在与不同阶级的斗争中持续性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从这一角度来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具有阶级立场的，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再生产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所以，通过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角度出发所进行的分析，阿尔都塞没有像福柯一样，在悬置权力的阶级概念、权力的来源与所属的情况下来描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权力运作机制。在这一意义上，阿尔都塞为我们展现的实际上是一种有阶级立场的权力研究。而且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将发现，虽然福柯没有表明他所研究的权力之归属，但他对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运作方式的具体分析，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所描述的正是资本权力的运作方式，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方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