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吴树伟 赖凡 杜西羚
近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组成调研组深入部分市县，了解中央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梳理成效、问诊难题、探究对策。
从调研情况看，各级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站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落实各项规定要求，“文山会海”问题明显遏制住了，督查检查考核事项进一步统筹规范，创建示范、表彰奖励和宣传标语口号数量大幅压减，各项硬指标得到有效控制。基层干部普遍反映，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了，“少折腾、求实效”已经成为思想共识。
从基层来到基层去，各地做法有“实招”
精文最管用“一招”——发文计划。各级普遍制定了3类文件（规范性文件、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或调整类文件、通报类文件）发文计划，除具有发文刚性要求的干部任免、通知纪要、请示批复等外，让具有发文弹性要求、容易多发滥发的各类文件均纳入计划管理。制订计划时，严控年度发文指标，严格审核发文必要性；计划制订后，采取“总量控制”“指标置换”“红黄预警”等方式，严格计划执行、及时调整纠偏，有效控制发文数量。
减会最管用“一招”——“合并+视频”。多地实行会议审批制度，采取“套开、续开、线上开”的方式，力争“少开会、开短会、开管用的会”。严格执行“上级会议只开到下一级”“开到基层的会议不再层层开会”等规定，不随意拔高会议规格，减少“一把手”陪会。将同类会议整合，参加完上级视频会议后，接续召开、当即部署，防止同一事项议而不决、反复开会。疫情防控关键期运用“钉钉”“会易通”等办公软件召开视频会议，大幅提高工作效率。
改进文风会风最管用“一招”——控数限时。各地严格执行“政策性文件不超过10页”等篇幅规定，力戒文章“穿靴戴帽”，通过“篇幅短”倒逼“内容实”。有的地方推广“1页报告模式”，报告工作时直奔主题，力争在1页纸内把事情说清楚。有的地方提出“258会议模式”，即“会议时间不超过2小时、发言不超过5人、每人发言不超过8分钟”，大力营造“短实新”文风、“短少精”会风。
精简督查考核最管用“一招”——统筹规范。省级层面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项目，市县进一步加强统筹，实行“正、负面清单”，精简考核流程，统一考评细则，严控项目频次。问卷显示，县级以下接受的督查考核事项同比减少53.7%，超过80%认为“反复督查”“层层加码”问题比较“轻微”，暗访类督查占比超过50%、同比增长30%以上。
纠治过度留痕最管用“一招”——结果导向。各地改进工作评价，强化结果导向，检查工作关键看实绩、看群众评价，重“痕”不重“绩”、留“痕”不留“心”问题正逐步改善。推进检查工作从“挑毛病”向“出主意”转变，既及时发现问题，又帮助解决问题。全面清理“一票否决”和“责任状”，清理微信群、QQ群、政务APP及微信公众号。基层干部反映，“现在有更多时间用在争取项目资金、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等实实在在的工作上，成就感变强了”。
鼓励担当作为最管用“一招”——区分责任。各地大力倡导“失责追责、尽职免责”，克服问责泛化简单化、过度依赖问责推动工作、对被问责干部“贴标签”等错误做法，建立“激励、问责、关怀”并重制度，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正确把握干部在工作中出现失误的性质和影响，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让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勇气底气更足了。
查老问题找新表现，减负工作存“矛盾”
谁是“基层”——盼望减负与害怕问责存矛盾。调研发现，各级对基层的概念认知有较大差异，有的认为村（社区）是基层，有的认为乡镇（街道）是基层，有的认为县以下都是基层，甚至有的乡镇干部在座谈中还在介绍自己向村一级“精文减会”的做法。许多干部坦言，现在各级都盼望减负，希望是基层减负的“受益者”。但在实际工作中，都因害怕文没发、会没开被问责，一定程度上又成为基层负担的“制造者”。
何为“形式”——必要形式与形式主义存矛盾。一些地方为基层减负仅仅停留在完成“精文减会”等“硬杠杠”上，没有真正把握哪些是开展工作的必要形式，哪些是可以减掉的形式主义，导致减负工作走样。比如，现在党委和政府的文件少了，但一些部门和议事协调机构的发文成为薄弱环节，一些地方发文计划执行不严，临时性发文仍较多，通过便函、白头材料等部署工作、要求报表随意性较大；同主题重复开会情况不同程度存在，要求领导参会的人数较多、频率也较高；一些督查改头换面，以调研、考察为名继续开展，有的必须发现问题，没有发现实质问题时就找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凑数交差，考核指标体系还需进一步优化。
可否“留痕”——过程监督与结果导向存矛盾。“痕迹主义”是当前基层干部反映最集中的问题，直接体现在报表多、记录多等方面，但对党建、安全生产等工作的监督必须还原过程，如何科学把握过程监督与结果导向之间的关系，尚未找到最佳平衡点。此外，反映“属地管理”问题的不在少数，一些同志认为现在基层负担重的一个原因，就是各项工作责任最终都落在了“属地”，责任下压与权力下放不够统一，没有实现各负其责、权责对等。
何为“病根”——要求减负与层层加码存矛盾。习近平总书记说形式主义问题出在下面，根源在上面，把大家不敢说的都说出来了。不少基层干部坦言，上级要求为基层减负，但基层负担很多就是上级压下来的。一些领导干部少了开会、发文、督查检查考核“三板斧”，就陷入本领恐慌。有的部门和领导布置工作不考虑基层实际，一味往下交、往下压，有没有用先干了再说，从而滋生了基层落实中的形式主义。
怎样“创新”——技术进步与制度滞后存矛盾。近年来，线上政务技术运用广泛，普遍感到“好用”，但怎样“用好”的制度却不完善。比如，由于疫情视频会议多了，但有时参会范围过大，一些无关人员也常被拉进来，出现“开会路程节约了、参会人数增加了”的新负担；文件收发系统过多，党委、政府、部门系统未能融合，数据资料未能共享，导致多部门重复向基层要数据资料；有些部门利用互联网“云平台”开发本级APP，不仅内容效果不佳，还要打卡留痕，无形中增加了基层的“云压力”。
既下大力又谋长效，持续减负治“痛点”
持续破解“文山会海之痛”，让数量控制形成常态。巩固深化前期工作成效，把减量的“战果”保持住，坚决杜绝反弹回潮。一是坚持发文计划。严把发文关口，加强便函管理，严控部门和议事协调机构发文，对违规向下级党委政府发文等情况进行约谈通报。二是加强会议统筹。严控部门会议，整合专题会议，精简参会对象，减少无关人员陪会，适度提前安排部署，给基层参会和谋划工作预留必要时间。三是完善制度规定。将视频会议同步纳入计划管理，实行审批制度，对“开到哪一级、哪些人参加”等进行规范，避免反复参会、重复办会。
持续破解“繁文缛节之痛”，让质量效率成为追求。“减量”是治标办法，控制在合理区间后，更应在“提质”上探寻治本之策。一是提高办文效率。省级制发文件时，对市县是否需配套发文予以明确，条件允许可直接发至县一级，各级制发贯彻类文件应提高时效性，让政策及时落到基层。二是持续改进文风、会风。防止和克服“以文会贯彻文会”等不良倾向，讲话直奔主题，发文严控篇幅，严格执行文件“六不发”和不发文的“八种情形”，坚决克服照抄照转，提高文件的易读性、操作性、实用性。三是强化技术支撑。持续优化电子政务系统和OA平台，规范使用“钉钉”等网上办公软件，推进数据共享，整合基层数据供各级各部门调取使用，减少基层报表和“跑路”时间，提升工作效率。
持续破解“疲于迎检之痛”，让工作评价更加科学。坚持正确的评价导向，看工作实绩怎样、看事情是否落实、看群众是否满意。一是进一步整合考核事项。加大对行业部门督查检查考核的统筹力度，分类合理设置督查项目，警惕“一刀切”、层层加码等做法。二是进一步改进考核方式。推动从单纯发现问题向指导解决问题转变，多采用暗访方式，多运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多给基层留出时间抓落实。三是进一步优化考评体系。完善考核细则，科学设置指标，尽量减少定性内容、增加定量指标，体现差异化要求，考核结果应在适当范围内反馈，以便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
持续破解“无限责任之痛”，让权责界限更加明晰。为基层减负不能只停留在精文减会上，更应在建立权责对等的基层治理体系等深层次问题上加快破题。一是规范属地管理。以乡镇机构调整为契机，建立县级政府、部门和乡镇权责清单，赋予乡镇更多管理和公共服务权限，给予必要财力保障，遵循“费随事转、权随责走”原则，改变基层“全能政府”和“无限责任”现状。二是建立容错机制。探索制定容错免责清单，鼓励能干事、想干事、肯干事的基层干部大胆闯、大胆试，解决目前“怕干事、怕被举报、怕被问责”的问题，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三是防止随意问责。贯彻落实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明确“三个区分开来”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具体操作标准，出台一批指导案例，树立严肃问责、规范问责、精准问责、慎重问责的导向。
持续破解“关怀缺失之痛”，让干部流汗不能流泪。基层是党的战斗力的基础，应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给予基层干部充分关心关爱。一是加强正向激励。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抓好干部教育引导，加强分级分类培训，关心一线干部心理健康，把思想的“结”打通。二是解决实际问题。广泛开展自查清理，纠治催要材料过多过急、政务APP随意推广、互联网群组痕迹“打卡”等问题；聚焦基层反映集中的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问题，赋予乡镇更多协调权；加大乡镇干部、优秀村干部、大学生村干部选拔使用力度。三是落实待遇保障。完善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具体措施，明确干部领取加班费、下乡补助、防疫补贴等操作细则，把职务职级、带薪休假等政策待遇落到实处，真正解决干部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