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与三门峡工程
文 刘全生
在根治黄河的首期重大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中，邓子恢副总理是主抓这项工程的，同时，他又是国务院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主任，是根治黄河的国家领导人。从对三门峡工程建设所付出的心血来看，除了周恩来，就是邓子恢。因此，三门峡工程建设同邓子恢的名字是分不开的。
邓子恢（1896—1972），福建龙岩新罗区人，1930年参与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1941年，任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9年，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等职。1953年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邓子恢任副总理，主管农业、林业、水利、气象、供销和信用合作等部门。
报告牵动万人心
1955年7月18日，邓子恢副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详细报告了我国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宏伟规划。他说：黄河流域是中国历史的发源地和中华文化的摇篮，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黄河的水利资源丰富，仅青海以下的水利每年就可发电1100亿度。但是，黄河目前的状况还不能做出这样伟大的贡献，因为黄河是古今中外著名的一条灾害性河流。
邓子恢副总理详细分析了黄河的水灾状况和形成的原因后，以豪迈的气概宣布：我们必须彻底治理黄河的水害，使黄河永远不泛滥、不决口、不改道，才能确保无数的太阳渡、万锦滩①，确保黄河下游千百万人民的安全。根治黄河的第一期工程，就是要在三门峡修建一座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工程。这项工程将在1957年开始施工，1961年完成。三门峡工程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使几千年来人们的梦想变成现实。
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通过电波传到陕县，传到三门峡，激起了阵阵狂欢。各阶层人民奔走相告，兴奋不已。举世瞩目的三门峡工程，牵动着千千万万颗跳动着的心。年年岁岁居住在三门峡河畔的河底乡农民听到报告，立即向报社写信表决心，坚决拥护邓副总理的报告，在工程需要搬迁时，一定要抛弃“故土难舍”的念头，带头执行“一户搬家，保了千家”的方针，服从国家的大局，以实际行动支援三门峡工程建设。在三门峡做前期工作的人员表示，要抓紧收集好各项施工资料，加快进行铁路、公路、桥梁、房屋、供水等方面的建设，为三门峡工程顺利开工做好一切准备。会兴镇的干部群众听到三门峡工程建设的喜讯，欢腾的气氛通宵达旦。他们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说到了人们的心窝里，为了水库工程的需要，我们保证要人有人，要住房有住房。三里桥、崖底等乡的农民纷纷表决心，全力支援三门峡工程，需要民工，一定带头报名。陕县城关的居民把邓子恢的报告当成了学习、议论的中心。城内蔬菜生产合作社表示要把菜种好，保证三门峡工人老大哥吃上放心菜。
报告牵动万人心。从机关干部到中小学生，从工商业者到文教卫生工作者，从军人到农民，无不欢欣鼓舞，争表决心，要以“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坚强意志，全力投入三门峡工程建设，让黄河为民造福。全国各地大力支援三门峡，他们只要一听说三门峡工程需要，要什么给什么，形成了“全国上下一条心一切为了三门峡”的动人场面。
一届二次人代会闭幕之后，三门峡工程准备工作全面展开。1955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组建三门峡工程局领导班子。1956年元月，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在北京成立，是年7月，迁至三门峡办公。
对于三门峡工程局领导班子的配备和选调，邓子恢副总理非常重视，协助周总理做了大量工作。1956年秋，邓子恢由于健康原因在福建漳州疗养，上任不久的工程局局长刘子厚和副局长王化云前往福建向他汇报工程局班子组建和选调干部等情况。邓子恢听了汇报，果断决定：先从福建、湖北、水利部、电力部、黄委会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中，选调一批精干的地、县级干部，加上河南、山东调来的一批领导骨干，把工程局的领导班子组建起来。根据邓子恢的指示，班子的主要成员是按省级干部配备的。所以三门峡工程局实际上是一个“小省委”的班子。在邓子恢的直接关怀下，调干问题迎刃而解。
1956年9月的一天清晨，回到北京的邓子恢向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湖北副厅级干部马兆祥打电话，要他立即到家里来。上午9时，马兆祥来到邓子恢家里。经过一夜办公的邓子恢穿着睡衣，尚未入睡（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多是夜间办公，白天休息），精神饱满，兴致勃勃地向马兆祥谈起了治理黄河的宏伟计划和美好前景，着重谈了三门峡工程。接着，邓子恢亲切地说:“我与李葆华、刘澜波②、刘子厚同志商量，想任命你为黄规会（即国务院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的简称）办公室主任，兼任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今天找你来，是要征求一下你对这个任命的意见。”马兆祥当即表示：“服从组织上的安排。”邓子恢望着马兆祥，具体讲了当时三门峡工程的主要任务，中心是做好全面开工的各项准备工作。然后问:“你准备何时赴任？”马兆祥说:“我想子厚、海峰同志已到三门峡工地去了，一部分转业干部和战士也已开赴工地，我明天就动身吧！”说罢，起身辞行。邓子恢虽身着睡衣，仍坚持一直把他送到门口，并一再叮咛说:“兆祥同志，根治黄河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三门峡是头一仗，困难少不了。遇事要多与子厚、葆华、澜波诸同志商量，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可直接找我。”最后又说:“到工地见了子厚、海峰和工地上的同志，代我问候他们，告诉他们抓紧做好施工准备，有备，才能少患。”直到马兆祥离开，邓副总理才转回身去。
1955年，邓子恢副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作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
三门峡工程建设初期，工程局驻在陕县会兴镇。当时，这里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2000余人口的小镇。在这块土地上，骤然驻进了指挥千军万马向千古黄河宣战的工程指挥部。接踵而来的是数千建设大军和物资设备，使小小的会兴镇拥挤不堪，困难重重，面临着缺电、缺水、缺粮的考验，而最紧迫的还是缺少住处。时至9月，黄河岸边的秋风不时刮起，许多工人还是露天宿营，刘子厚上任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发动群众上山打茅草，在地窝子搭工棚。工人们在阴暗低矮的地窝子里铺上茅草，摆上简单的铺盖，点着昏暗的小油灯，穿着单薄的衣服，却个个精神抖擞，非常乐观。他们没有一个人口叫苦，没有一句怨言。头脑中只有“我们的建设工程”，“我们的三门峡”！工程局的领导看在眼里，感动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人！”心里装着工人疾苦的领导班子立刻想到：天冷了，我们总不能让大家住在地窝子里搞建设呀！要马上想办法才行。邓子恢副总理得悉这一情况,立刻指示：在抓紧作好施工准备的同时，必须在冬季到来前，首先解决8000人住宿这个大问题。根据邓子恢的指示，局党委派副局长马兆祥带着这项紧迫任务，迅速赶回北京，在邓子恢、薄一波的关怀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支持下，很快领到了3000 顶帐篷和3000立方木材的批条，又要了2500千瓦的列车发电站。这些物资当即派人速发三门峡，以应急需。
一切办妥之后，马兆祥副局长向邓子恢作了汇报。邓副总理听了，非常满意。接着问道:“你下一步还准备干些什么？”马兆祥说：“工程局党委考虑，今冬工地上人员还将增加，3000项帐篷不是长远之计，我们准备再去湖北搞几十万根竹子和其他一些建筑材料。”邓子恢问:“有把握吗？”马兆祥把向铁道部要车皮已发湖北待命和自己日内南下湖北的决定向邓副总理作了汇报，邓子恢随即又询问了工地上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配备的情况，思索了一会儿说:“这样吧，反正是出去一趟。你走的时候再带两张介绍信，湖北的事办完以后，再到福建去一趟。福建干部力量强，又有一大批随军南下的北方干部，你从里边挑选几十名能干的地、县级干部，回去充实工地的干部队伍。从福建回来再到安徽拐一下，安徽的佛子岭、响洪甸两个中型水利工程就要竣工了，先从那里解决一部分技术干部，如果还不够，再想别的办法。等你动身的时候，我给福建、安徽先打一下招呼。”听了邓副总理这一番安排和嘱咐，马兆祥十分感动。他万万没有料到，当时身兼数职，既主持中央农工部工作、治黄工作，又主持中南局工作的一位副总理，能为下级工作考虑得如此周到。这样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效率，令马兆祥和工程局的领导们至今不能忘怀。
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和邓子恢副总理的具体指挥下，三门峡工程的筹建工作进展迅速。仅仅两个多月，万余建设大军全部告别了阴暗潮湿的地窝子，住进了帐蓬或工棚，大批职工宿舍正在兴建；公路正在修通；郑(州)—洛(阳)—三(门峡)高压输电线已经架通供电；钻机日夜不停地轰鸣，在激流中加入了根治黄河的大合唱；拦河大坝的坝基已开始开挖；国内外的大型机械正源源不断运抵工地。整个三门峡工地热火朝天，气象万千，呈现出“白天一片红(旗)，夜晚一片明(灯)”的壮丽景观。从陕州城遥望工地夜空，光亮映红了半边天。只要到工地一看，就会被一种万众一心、气吞山河的精神所鼓舞。这就是三门峡建设者的创业精神。
听取不同意见进行科学分析
三门峡工程筹备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进度很快。仅仅半年时间，全面开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党中央对设计方案的批准令。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不同意见。
三门峡工程是由苏联专家设计的，其基本方案是“高坝大库”蓄水发电，兼顾拦洪、灌溉、航运的大型综合水利工程。按照这个方案，为害千年、被资本主义国家专家称为不治之症的黄河将被征服，黄河将按照人民的意愿为民造福。广大人民群众为此而兴高采烈。在这样一种乐观气氛中，只有少数人保持了清醒头脑，有些专家技术员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中央决定召开一次中国专家会议，评审苏联专家设计的方案。
解放战争时期的邓子恢
1957年元月，专家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议的主持人就是邓子恢副总理。参加会议的教授、专家和黄河流域各省的代表共300余人。邓子恢作了简短的讲话，听取了各方面的发言。由于二十世纪50年代的中国对苏联“老大哥”存有迷信倾向，所以，专家会议上拥护这个方案的占绝大多数。少数人开动脑筋，对苏联专家能否解决泥沙淤积问题提出了怀疑。陕西的同志提出，在方案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能贸然行事，因而不同意这个方案。最后有很少一部分同志反对这个方案。他们认为“高坝大库”在黄河上行不通，因为黄河泥沙含量居世界河流之首。据陕县水文站测算，黄河通过三门峡带往下游的泥沙每年达16亿吨，万一造成淤积，后果将不堪设想。在黄河中上游和植被覆盖率没有达标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不宜仓促上马。这些有理有据的分析，很有份量，引起了邓子恢副总理的重视。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邓子恢与刘子厚、李葆华、刘澜波、马兆祥等领导同志到中南海向周总理汇报会议情况。邓子恢简要介绍了几种不同意见的基本观点，并就三门峡工程的组织建设、技术力量、干部配备等情况作了汇报。刘子厚汇报了三门峡工地的施工准备情况和工人们忘我的劳动热情，高昂的斗志。最后说：现在工人们分三班作业，三门峡激流的石岛在一天三次爆破中迅速降低。不久，三门峡的原貌将不复存在。听着刘子厚振奋人心的汇报，邓子恢转向周总理说:“总理，三门峡现在是勒马待发，就等中央的大令啦！”
邓子恢副总理和人民群众在一起
周恩来总理听完了大家的汇报，首先对三门峡工程的进度和效率给予肯定，赞扬了少数专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进取精神。然后说：对于高坝大库这个方案，我想说两条。第一，苏联专家好的、正确的意见，必须积极采纳：第二，在苏联是成功的东西，也要结合我国的实际，不能生搬硬套。对会上的几种不同意见，先不要盲目表示赞成或反对，先由西安交通大学对整个库区进行一次模拟试验，分别按三种不同的坝高设计，测定一下汛期最高水位情况，并要提出豫、陕、晋三省被淹地方和良田的具体数字，实验一有结果，马上汇报给我，我还要向政治局和毛主席汇报。周总理还对下一步工作作了指示。最后告诫大家:“三门峡工程是根治黄河的开始，而不是终结。治理黄河是一项长期任务，是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大事情，我们可不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犯高血压病啊！”
专家会议后，党中央收到了大学毕业生温善章关于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书，提出三门峡不应修成高坝大库拦泥沙，应该低水位运行，尽量将泥沙排出，以防泥沙淤塞渭水，影响西安。中央一些领导也认为若要发电，不一定非放在三门峡不可。这一重大问题涉及到黄河下游的规划和三门峡工程的兴建。为此，水利部的领导李葆华、钱正英约同三门峡工程驻苏联设计代表沈崇刚，一同去向邓子恢副总理汇报。1957年5月的一天下午，他们三人来到邓子恢的办公室。邓子恢提出：温善章来信后，中央领导十分重视。三门峡枢纽如不发电，专司拦洪、灌溉，是否可以修得低些。由于当时对黄河泥沙问题认识不深刻，李葆华、钱正英提出，针对温善章的意见，再举行一次技术讨论会，以进一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邓子恢副总理表示同意。
1957年5月下旬，三门峡水利枢纽技术座谈会在北京西郊宾馆举行，到会200余人。会上，温善章介绍了降低三门峡水位运行的意见，水利科学院水文研究所工程师叶永毅支持温善章的观点，后称“温叶方案”。但由于当时多数人对泥沙淤积仍认识不足，对水能不能充分利用感到惋惜，多数人还是支持“高坝大库”方案。围绕这个争论，又出现了三门峡工程是立即上马还是暂缓上马的分歧。直到1958年4月周恩来总理视察三门峡，又亲自主持召开了两天零一个下午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会议，以防御特大洪水为目标，以确保古城西安、确保黄河下游为原则，拦水大坝按正常水位360米标高设计，按350米施工。周恩来宣布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掌声。的确，三门峡工程在当时箭在弦上的情况下，硬要决定暂缓上马是很难的。但由于中央领导始终保持慎重、冷静的态度，最终没有同意苏联专家的最高标高设计方案，确保了西安和下游的安全，这是英明科学的决策。后来，三门峡工程的改建，也说明了邓子恢提出的“大坝是否可以修得低些”和低水位运行的意见是正确的。实践证明，邓子恢的思想作风是实事求是的。
注:
①太阳渡是陕州城通往山西平陆的渡口，位于原陕州城西北的黄河岸边，万锦滩在太阳渡下游5公里。
②李葆华时任水利部副部长，刘澜波时任电力部副部长。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新华月报》1955年第8号；
2、《河南日报》1955 年8月3日、4日、6日、11日；
3、《万里黄河第一坝》199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4、《革命史资料》第8期，1982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刘全生，曾任陕县党史办主任，现退休。此文作于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