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千年一鉴，照见古今智慧。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资治通鉴》成书亦将近千年。作为中国首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它记录了横跨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蕴藏着治国理政的千年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关于河南工作的“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为全面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大河网学术中原推出“千年一‘鉴’”特别策划，系统解读该书中蕴含的经济、改革、廉政、人才等治国理政智慧。通过专家约稿、海报等呈现方式，让闪耀千年的思想智慧变得更加可感可及。
今天推出第三期《〈资治通鉴〉中的民本思想》——
我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尚书·五子之歌》载“皇祖有川，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惟邦本”即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周公提倡敬德保民，重视民意、民心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诗经》《尚书》主张爱民、养民才能够成为天下的王。孔子、孟子、荀子的民本思想久传不衰，为后世所颂扬。《资治通鉴》吸纳前朝先贤的思想精华，形成独具体系的民本思想，为后世传承借鉴。
一、《资治通鉴》中民本思想的体现
政治层面突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通过系统梳理历史脉络，深刻阐释了“民惟邦本”的政治哲学，揭示了民心向背与政权兴衰的本质关联。以楚汉之争为典型案例：刘邦入关中后推行“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的简约法令，废除秦朝暴政，通过保障民生权益赢得民众拥戴；反观项羽入关后纵兵劫掠，暴虐失德，终因丧失民心而败亡。这一对比不仅印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治理铁律，更凸显《资治通鉴》通过史实分析得出政权合法性的核心在于以民为本。而这样鲜活的史实不胜枚举。刘备践行“以民为本”理念，新野败退时坚持携民渡江，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凝聚民心，终成蜀汉基业；曹操虽雄才大略，然“民畏其威不怀其德”，曹魏后期虐民失政，反观司马氏因“除烦苛布平惠”得民心而兴，政权存续取决于民心向背，践踏民生者必致倾覆。刘裕北伐南燕时，因广固久攻不下而欲屠城泄愤，经韩范谏阻虽未尽戮，仍残杀三千人、夷平城防。司马光批评其违背“以民为本”原则，指出本应“慰抚疲民”以收民心，却因暴行丧失统一北方的历史机遇。统治者若漠视民生，即便如刘裕般雄才大略，终将因失去民心而功败垂成。
经济层面突出关注民生，发展生产。《资治通鉴》强调统治者应重视农业生产，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民以食为天”，《资治通鉴》在讲到民本问题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重农，通篇之中，农业记述与引述分量都极重。在先秦部分，《资治通鉴》载商鞅变法，重农使得粮食丰收、丝帛增多，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农业被认为是根本性的社会职业，关系到社稷江山的稳固。到秦汉时期，农业的重要性显得更为突出。长期战乱，社会动荡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发展，导致社会生产凋敝，民不聊生。汉初，统治阶级贵族也缺乏锦衣美食，甚至缺乏马匹，贵族上朝只能坐牛车，基层的民生问题无法解决。于是，统治者实行轻赋税、重农桑的政策，与民休养生息。汉文帝曾经下诏劝农桑，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汉景帝时期，也曾下诏劝农，“农，天下之本也”。文景之治重农业生产才有之后的汉武盛世。从《资治通鉴》的记载来看，封建王朝兴盛时期，君主愈加重视劝课农桑，到唐代是另一个高峰，唐太宗李世民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贞观年间“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社会经济繁荣，百姓生活富足。正因为有唐初的重农之策，才会有其后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资治通鉴》关注农业，重要的一个落脚点就是水利兴修与民生问题，特别是其中的经济效益，也就是兴修水利后当地的民生改善效果。对郑渠、白渠的修建，不惜笔墨予以描述，贾让治河三策，同样不惜笔墨详细记载，其中对于贾让关注民本、民生问题极为赞赏。
社会治理层面突出扶贫济弱与社会和谐。《资治通鉴》认为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于以扶贫济弱为基础、以保民爱民为根本、以教民化民为升华，通过物质保障与精神教化相结合实现社会和谐。司马光对历代统治者保民、爱民的举措进行了收纳、列举，并突出先秦孔孟先贤对后来者的影响，其中也通过其自身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来阐发保民、爱民的观念。他认为，保民乃至爱民，是民本的重要内容，君主贤臣应该竭尽所能来保护天下苍生，尤其是动乱之际，要有雄才大略来匡复天下。世人都推崇管仲的才能，而汉魏之际荀彧的才能应该在管仲之上，判断依据就是能否安邦保民、“大济生民”。“大济生民”在灾荒时期尤其显得重要，扶贫济弱更是社会治理的根本。《资治通鉴》的记述中，似乎能看到这样的线索，封建王朝比较兴盛，君主比较开明时期，灾害发生时，政府的赈灾措施就会比较得当，时效性高。西汉王朝和大唐王朝时期，自然灾害频发，出现了较多的赈灾记载。司马光在记载扶贫济弱赈灾的同时，也提出教民、化民的重要性，文以化人，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为此他认为，在保障基本民生基础上，要审时度势，推行教民、化民政策。“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贞观之治“米斗三钱，外户不闭”是对其教化治民最好的注脚，既反映了盛唐物质文明的丰富，也反映了精神文明的高度，达到了社会治理“美教化，移风俗”的效果。
二、《资治通鉴》中民本思想的特点
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结合。通过对1300多年历史的梳理，系统地总结了民本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与演变。书中既有对远古时期“敬天保民”观念的追溯，也有对秦汉唐宋等朝代民本思想实践的详细记载。这些历史记载并非简单的史实罗列，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分析民本思想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内在联系。司马光评析了周王烽火戏诸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都切中要害，针砭时弊。在分析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时，不仅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探讨，更着重强调了唐玄宗后期忽视民生、怠于政事，导致民心丧失，从而引发“安史之乱”。这种将历史经验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的论述方式，使《资治通鉴》中的民本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为当时及后世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统一。司马光对违背民本思想的统治者和政治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对夏桀、商纣、隋炀帝等暴君暴政虐民、残害百姓的行径毫不留情地予以谴责，揭露他们的暴行及其导致国家灭亡的后果。同时，对于汉文帝、唐太宗、魏征等明君贤臣，给予积极宣扬，通过他们的事迹为统治者树立榜样。在批判与宣扬的过程中，《资治通鉴》提出了重视民生、轻徭薄赋、选贤任能等一系列建设性的治国方略。这些方略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现实政治的建议，体现了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治国理念和方法。
思想性与实践性相融合。司马光通过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改革事件，探讨了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民本思想，以及改革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与民众利益的关系。《资治通鉴》的民本思想并非单纯的理论阐述，而是与具体的历史实践紧密结合。书中通过大量生动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事迹，将民本思想的内涵具体地展现出来。同时，还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成败进行了深入分析，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使民本思想更具可操作性。这种思想性与实践性相融合的特点，使得《资治通鉴》中的民本思想既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资治通鉴》中民本思想的价值
在政治方面，《资治通鉴》强调“民惟邦本”，提醒我党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关注民生需求，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时，要发扬民主，倾听民意，让人民群众充分参与到国家、社会治理中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在经济领域，《资治通鉴》中重视民生、发展生产的思想启示我们，要注重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协调统一。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要关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努力实现共同富裕。
在社会治理方面，《资治通鉴》强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关心民众疾苦、减轻赋税等民本理念，这启发我们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引导社会树立关爱弱势群体、保障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关注民生福祉的良好风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资治通鉴》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依据，系统阐述了“民惟邦本”的治国理念，通过对历代兴衰成败的分析，深刻揭示了民心向背对于国家命运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统治者应重视民生、顺应民意，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其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依旧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李龙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