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教授在近半个世纪的哲学研究与教学生涯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动摇，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致力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篇大文章，满腔热情地参与当代中国精神生活的建设，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陶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其为人、为学、为师的亲切形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成为我们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
坚定的理论自信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陶先生再度走上讲台，重启新的学问人生，用哲学把握和表达中国新时期的社会现实。基于深度领悟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变迁和转型，结合自己此前的生活境遇，陶先生自称有生以来还没有如此深切地感受到哲学与国家的兴亡、民族的荣枯、人民的祸福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我们从中引申两个判断：其一，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遵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抉择，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其二，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易言之，尊重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尊重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理论，这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陶先生曾明确提出：“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是我为之神往而不敢不勉的箴言。”陶先生的全部学术工作堪称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的典范，从而始终拥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自信。我们仅列举两方面情况来说明。
其一，1978年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为积极参加者，陶先生不仅出席全国真理标准讨论会并作大会发言，而且公开发表专题性学术论文，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尤为特别的是，陶先生还论述逻辑证明的本来意义及其对于实践标准的补充作用，有助于澄清人们在理解实践标准问题时的困惑。其二，陶先生自觉地把理论思考视线聚焦在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上，重点研究了诸如现阶段的道德原则如何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如何看待人道主义、如何理解生产力标准、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等问题。
正是坚持并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基本精神，陶先生胸怀关注现实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不为各种情绪所惑，不为俗见绑架，始终以“火一般的热情决心”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如此高度的自律和自信，为我们当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范例。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陶先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曾遭受迫害和打压，但他始终初心不改、信仰未变。陶先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提出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达到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陶先生坚信哲学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没有自己的哲学的民族是没有独立灵魂的民族，是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然而，并非所有哲学都能给民族带来生机和智慧。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与当代亿万人民的实践血肉相连、站在人类智慧的窗口不断地回答当代生活的重大问题并指明人类发展远景的哲学。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之无愧的”。针对轻视或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观点，陶先生从理论与历史相结合以及科学发展等方面，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剖析和批判“取代论”“危机论”等观点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当然，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僵化封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基础上不断容纳当代人类思维的一切积极成果、充满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中国扎根，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一言以蔽之，正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中国化。矢志不渝地探讨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陶先生毕生的学术追求和事业。陶先生的创造性工作及其成就，就是把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来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陶先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蕴含的家国情怀、问题视野、历史性担当，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切中事物之根本的哲学表达
马克思的一段论述我们皆耳熟能详：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论述了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学说应当达到的自律性要求：以“抓住事物的根本”为标准实现理论内容和表达形式的一致。换言之，科学的理论学说应当“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这方面，陶先生为我们建树了一座路标。
陶先生认为，哲学的高度抽象并不意味着与现实生活无关。恰恰相反，哲学终究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智慧，是高耸云霄而又普照现实的阳光。不管哲学家自己的想法如何，哲学最深层的根基还是人对自身处境的关注、理解和追求，哲学归根结底还是讲述人的生活的故事。这就要求哲学在严密的逻辑分析基础上，清楚明白地表达所要阐述的观点。陶先生赞赏以简洁晓畅的笔墨讲清复杂道理的文章，而不喜欢佶屈聱牙、冗长晦涩的表达方式。陶先生特别强调要避免虚夸不实的文风。
与文风相关的是学风问题，牵扯到对于哲学性质的理解，关乎于生活态度的选择。马克思曾说过，工人甚至工厂主、商人都能读懂他的书，倒是“博学的著作家”却抱怨马克思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这不过是表明，工人生活在现实关系直接展开的现实世界，而“博学的著作家”却要通过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帷幕来把握现实生活关系。问题在于：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长青的。陶先生反复强调学风和文风的问题，就是要告诫人们，实事求是地把握生活世界的实际内容，透过扑朔迷离的事物表象抓住本质问题，哲学就获得了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哲学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为人们构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