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距火车站七里。

距最近的集镇也七里。

有外乡人走到这村子里来的时候——比如卖糖球的，比如是换豆子的——从村子东边进来，从村子西边出去，就会发现，村子的东边是种柳树的，村子的西边是种榆树的。在榆树和柳树的中间，有一口老井，井台上的木头都有点烂了。

外乡来的人渴了，就在井边打上来一辘轱井水——先是趴在柳灌斗子上喝个痛快，然后，用扎凉扎凉的水洗把脸，再然后，看见井沿上坐着一个人，一个老人或者一个孩子，便好奇地问：“你们村子里的树种得有意思啊，啊？”

喜欢搭腔的，就告诉他：“东边是外来的，西边是本姓。”

不喜欢搭腔的就“嗯”一声拉倒。

那喜欢搭腔的，兴许就是村中的本姓；不喜欢搭腔的，兴许就是村中的杂姓，他们也像这柳树、榆树一样，界线分明。

村里的榆树种植的年头早一点儿，它们中高大的，已有一人合抱那么粗；矮的呢，也三株五株地比着长过了灯笼杆顶了。我们那个地方，过年是要挂灯笼的，家家门前都竖一个灯笼杆子，杆子有两房高，灯笼挂在上面，给风一摇，晃晃悠悠地就像一颗忽明忽灭的星星。

村里的柳树要比榆树瘦弱些，但它们风姿婀娜，垂条翩跹。我小的时候总想：日头是从东边升起来的。那柳树的叶子咋那么新鲜？还不就是日头爷的光给晒的！

到了夏天，我喜欢戴柳树条儿扎的草帽。柳叶儿细长细长的，在眼前晃来晃去，实在好看又有趣。

村里的孩子——无论杂姓，还是本姓——在春天还是比较合群儿的，因为，东边的孩子有柳叫叫儿，西边的孩子有榆树钱儿，他们可以等价地来交换——榆树钱儿甜丝丝的，柳叫叫儿响嘟嘟的，大家都非常开心。

可到了夏天，情形就有变化。东边的孩子每人都有一顶柳条编的帽子，他们戴着它，上学、放猪、割草、打乌米，样子是得意洋洋的。西边的孩子就不一样了，榆树枝虽然也可以编帽子，可不比柳树条儿的柔顺，戴在头上，支支棱棱的，扎脸，大家免不了有些寂然。

在村里的孩子中，我比他们略有些优势，因为我舅舅家虽然是杂姓，但他家的女孩却嫁给了村里的本姓。他家第一个嫁给村里本姓人家的女孩叫小玲子。小玲子长得很好看，说话的声音脆脆的，所以，村里的人都喜欢张口闭口地叫她“小玲子”了。

小玲子就是我妈。

我妈的娘家也就是我舅舅家，他的家里是不缺柳树的；我妈的婆家也就是我的祖父家，他的家里是不缺榆树的，所以，作为我妈的孩子的我，是既不缺榆树也不缺柳树的。春天，我可以吹柳叫叫儿吃榆树钱儿；夏天，我也可以戴上一顶柳条儿编的草帽四处奔跑。

我很惬意很自豪。

小玲子嫁人那一年的事我是不知道的，待我可以记事儿了，小玲子——也就是我妈，黑黑的头发里掺进了一些白发。她总在油灯前一边对着那面有了裂纹儿的小镜子拔白头发，一边对我说：“我又有白头发了。你看，一根，两根，三根……五根了，还有。”

我问她：“有白头发不好吗？”

她说：“不好。”

我不明白有白头发为什么不好。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大家——整个村子——的生活，是平凡而缓慢的。甚至，我长大了，离开了那里许多年后回去，那里的房子大半还是很旧的，那里的树大半也是很旧的，包括那里的水泡子，还有河。

村里的房子都是用土坯和垡子垒的。

秋天到了，人口多的人家，就上山打“洋角”。我们那儿，管打草都叫打“洋角”，打了“洋角”，用铡刀简单铡一铡，然后，把它和到黄泥里，再用拌了“洋角”的黄泥脱成坯，一排一排地在泡子沿上，又大又整齐。一个秋天，黄泥坯就干透了，来年春天，如果这家人要盖房子，这些坯就是主要的材料。

秋天到了，人口不多的人家，就上甸子割垡子。割垡子用垡刀，形式有些像犁地，两个人在前边拉着，一个人在后面扶着，割出的垡子方方正正的。一个秋天，草都枯黄了，草根在地下横竖牵绊，横竖牵绊着的草根被割在垡子里，而这些垡子，就是这些人家盖房子的主要材料。

用坯也好，用垡子也好，盖出的房子外表是相差不了许多，谷草苫在房上，气味香香甜甜的，让人安妥。谷草旧了，黑了，香味儿也就没了，可安妥还在，住在房子里的人对这样的变化是很不在意的。

他们十分的淡然。

本姓也好，杂姓也好，洗衣服是都上泡子沿儿的。泡子沿儿有黄泥，姑娘媳妇儿就把黄泥打在衣服上，搓一搓，然后放在水里投一投，透净了就在旁边晾晒。本姓的晾在榆树上，杂姓的晒在柳树上，两个树种荫育下的人好像对此并没有太明显的分歧。也许，是时间的关系，时间久了，一种习惯也就慢慢地养成了，晾在榆树上，或者晾在柳树上，大家都觉得这样才应该。

那泡子，老人们说它深也不深，浅也不浅，雨天多了，它就深了一点，雨天少了，它就浅了一点。深的时候，一般都相安无事，浅了，反而会出一些意外的事情。

村里的人，被淹死在里面的，就有三个。第一个是本姓，叫什么，大家似乎都不记得了，只知道是酒喝多了掉进水里的。后来，又有一个杂姓的半大小子淹在了里边，人们都说：“是那个本姓的淹死鬼找替身了。”

后来，又淹死了一个本家的孩子。

人们又说：“看看吧，一点没说错吧，他又找了一个本家的，今后说不定会咋样呢？”

村里的大人是绝对禁止孩子到大泡子里洗澡的，三天两头的，有谁家的孩子狼哇地哭喊起来，那多半是因为到泡子洗澡的缘故。

因为，孩子，毕竟是孩子。

雨水大了，泡子里的水浮出来，泡子周围的柳树毛子、榆树毛子里就积了半人高的水，这时，孩子们可以光了屁股在树毛子里抓鱼，运气好了，一斤多的也可以抓到。这般情况，孩子拿着鱼回家，是不会挨打的，相反的，那家的鱼汤的鲜味儿飘出院子的时候，从障子外边走过的人都可以听到那一家人的笑声。

爹说：“别说啊，这小子还真行。”

妈说：“他爹，你喝一盅啊？”

那当爹的，一定会喝上一盅，喝烧锅上打来的酒，玉米制的，黏糊糊的，一盅下去，从喉咙热到肚子。

妈说：“他爹，你再来一盅啊？”

爹说：“妈了个巴子的，你要败花我啊！”

当妈的就不吱声了，默默地盛上一碗小米饭。

我们老家那地方，来人了，去戚（读“且”）了，有好下饭的菜了，都捞一点小米饭，不但饭好吃，米汤也是好喝的，劳力吃了小米饭，老婆孩子就喝一点小米汤，一家人都幸福得什么似的。

有鱼吃了，谁还顾得上打孩子？

而且，有鱼吃了，猫儿狗儿也高兴了。

故乡的那条河，名字叫旱子河，或者也有叫旱河的，因为不下雨，它的河床几乎就是干的。旱子河岸边的淤泥里盛产泥鳅，泥鳅有手指粗细，筷子长短，身带黑褐色花纹，泥鳅虽然有一股土腥味儿，但，故乡的人们是都喜欢用它打酱的。泥鳅酱，贴大饼子，白菜汤，这是另一种风味儿。

旱子河，是从火车站到村子的必经之路。水浅时，有人就在河里搭几捆秫秸，成了一座桥，过往的行人，从桥上来来去去；水深了，有人就在河边行船，河宽不过十一二米，船不过是用树杆树枝扎成的筏子，人们在河水中觉得十分安全。

发水了，旱子河边打鱼的人也很多，我们故乡的人打鱼都用树条编的筐，不用放什么饵料，只要有人回来说：“又放船了。”村里的少壮男子就拎着筐去旱子河边打鱼了，那情形，就和在自家里的水缸里捞鱼也差不多，用筐在水里来回地划一划，拎上来，就有大小不一的鱼在筐底蹦跳，真新鲜啊，打鱼的人都说：“这鱼真新鲜啊。”

不逢旱年，故乡的雨天多半要连续十几天，七月末，八月初，家家的锅里都有一股鱼腥味儿。

八月末，立了秋，家家的房檐下都挂着一串咸鱼干，落了红头苍蝇也无所谓。冬天里，下雪了，过年了，咸鱼干蒸熟了，再吃，那也是香得不得了。

我的祖父，从来不去旱子河边打鱼，下雨了，他就为自己不能出外耍钱着急，他总问我：“你的身上咋总有一股腥味儿呢？”

我悄悄地藏在柴火堆后边的松木方子里。

大表姐说：“旱子河的鱼是松花江冲下来的。”

舅舅就骂她：“去你妈的，你也说疯话吗？旱子河是流到松花江的，松花江还能倒流吗？”

那旱子河的鱼是哪里来的呢？

这对我，一直是个谜。

故乡的冬天真冷。

雪一落下来，麻雀的叫声就“吱吱”的十分可怜了。

下雪了，大地一片银白，大群大群的麻雀落在雪地上，像凭空撒了一把小芝麻。麻雀瑟瑟地、“叽叽”地低啼着，好像在说：“真冷啊，它们都飞到哪儿去了呢？”

它们说的是燕子。

我知道，冬天一来，燕子都飞到南边去了。

麻雀真可怜。

故乡的冬天真冷

到了冬天，忙了一春一夏一秋的农民就闲下来了，他们手头有了一点钱，百八十块的，多也超不过三百。有三百块钱的人家，劳动力是多的，一入冬，这家的儿女就出去一两回，女儿，去城子镇，也就是距村子七里地的那个集镇的供销社买一根红塑料头绳和一袋便宜一点的雪花膏；儿子，也是去城子镇的，买一挂二百响的小鞭儿，要不，就吃一张糖饼，谁都美气得不知怎么是好。

冬天了，柳树也好，榆树也罢，都落了叶了，仔细一点的人家，把树叶子也用耙子搂回来，顶好的柴火呢，烧起来“噼噼啪啪”的，一股一股的浓烟也散着榆树或者柳树的味儿。

村子的西边，就是队里的场院，也是队部，队长不住在队部里，住在队部里的是饲养员豆官和疯子。疯子没有父母兄妹，他住在队里，是队里得养活他；豆官父母兄妹都在，他住在队里，是队里的牲口得他养活。豆官和疯子相处得很好，他们不但住在队里，每年还包做豆腐。豆官的爹老豆官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豆腐能手，豆官当然近水楼台。冬天一来了，队里的豆腐房也就开张了，豆官和疯子身上的豆浆味就会持续一冬也不散，走到跟前可好闻了。

疯子的棉袄棉裤也是队里给做，他往人家送豆腐时，有人就说：“操，你比我穿得还好呢。”

疯子不会回话，因为，他还是一个哑巴。

故乡的冬天真冷。

一到冬天，柳树啊，榆树啊，它们的枝子也“咔咔”直响。有时，它们“咔嚓”一声就一头跌到雪地里去了，雪没了它们的大半个身子。

老人说：“树枝也疼了。”

说这话的，有时是祖父，有时是白话爷，有时是外祖母，有时也许是舅舅，他们说：“树枝也冻疼了。”

我就问：“树枝咋也会疼？”

他们说：“可不。”

我就问：“那它们咋不‘哼哼’？”

他们目瞪口呆地什么也答不上来了。

他们说：“这小兔崽子，真鬼！”

一下雪，队里又要积肥了，青壮劳力就到大泡子往出挖淤泥，说是好肥。疯子也每天早晨来收尿。天刚蒙蒙亮，疯子就推着队里唯一的独轮车从西边走到东边，他喊：“啊——啊——”人们就知道，疯子收尿来了，赶紧男女老少“稀哩哗啦”地再尿上一回，然后，由一个人披着棉被送出来。

那个人说：“疯子，你早啊！”说完抖抖瑟瑟地回来，回来就钻进被窝又睡了。

一个冬天下来，队里的粪肥堆得高高的，快赶上一间房子了，放寒假的学生们都到这里来打刺溜滑，他们不喜欢写字，写字的笔哪有冰溜儿滑呢？他们喜欢打刺溜滑。一个冬天下来，他们身上的新棉裤旧棉裤的屁蛋位置上一律有了一层又黑又亮的硬壳，那就是冰溜儿磨出来的。

冬天真冷啊。

豆官说了什么呢？

疯子说了什么呢？

放寒假的学生们说了什么呢？

下雪了，那个剃头的麻子师傅又要来了，他拿着一把又薄又亮的刀子说：“工农兵同志们，快过年了，剃个干净头吧，一毛钱一个。”

村里一些老辈人就出了房门招呼：“麻子儿，是你吗？”

那个麻子就应一声。

我印象中，麻子手下剃出的头都是光溜溜的秃子，村里人都说：“他的手艺高着呢。”

麻子剃落的头发落在院子里的雪地上，被剃成亮光头皮的人就说：“啊，今年的冬天好冷啊。”其实，这样的话他年年说的，麻子听得已经意。他笑呵呵地应：“是啊，是啊，好冷啊，剃了头就好了。”

麻子剃出的头都亮光光的，那几天，村里大大小小地扯出了好多的“小灯泡”。

麻子在四乡里游荡，他的消息最灵通，国家的事，省里的事，地区的事，县里的事，以及各家各户的事都知道得不算少。比如说，四合庙一个媳妇跳井了，八铺子村一个寡妇上吊了，上家集漏粉的人往粉锅里撒尿了……他一说起来就不停，嘴里还“嘻嘻哈哈”的，嘴角也向下或向上一扯一扯的。

年轻人感兴趣的是哪儿的恋爱自由了，老人感兴趣的是熟悉的这一辈人又谁没了，他们都能找到共同语言。年轻人，老年人，只要麻子的嘴巴一动，他们就都很感兴趣地听着。

麻子说：“听说姜家那边就有两个人自己个儿对象的，男的家成分高，姑娘家百般不同意，三吵两闹的，姑娘和小伙子就跑了。”

麻子说：“五里屯的八老太爷大家伙儿都知道吧？没了！”

……

麻子的消息和他的人一样，随着他的褡裢四下里走着。麻子来了，人们就可以追寻一点旧事的结果新事的开端；麻子走了，人们就说：“麻子，明年还来啊！”

“是啊，是啊，明年还来的。”

麻子留下一地的头发楂子，一步一步地从东头走向西头，或者从西头走向东头，麻子来了，麻子走了，人们都说：“他的手艺高着呢。”

其实，他的手艺高在哪儿呢？

冬天里也有生孩子的，雪花一朵一朵地飘下来。

我就是在冬天里生的。

小玲子，也就是我妈生我时，屋里也下着小雪呢。

……

烂死岗子，是村里埋死人的地方。

如果从火车站向村里走，走过旱子河，然后，就过烂死岗子了。

有一年，烂死岗子闹鬼了，蓝火苗儿东奔西走。那一年，在烂死岗子烧纸的人就特别多。

也有来添坟的，多是兄弟俩。

弟弟问：“哥呀，哪个是太爷的坟呢？”

哥哥说：“我也记不得了呢。”

于是，那座太爷的坟就平展下去了。

于是，太爷的鬼火也闪现出来了，是不是？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老家的生活是平凡而缓慢的。

有一声啼哭，就是说有一个生命来临人世了，无论他苦，无论他甜。

有一声干嚎，就是有一个老人去世了，无论他甜，还是他苦。

烂死岗子——是村里人生活的一个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