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教育才是真正的济世良方!从文化重构到教育革新,直击乡村衰败的根源,现代那些乡村实践不过是表面功夫!” 老学者王教授情绪激动,手中的茶杯重重磕在桌上。
年轻的乡村振兴专员小林立刻反驳:“王教授,现代乡村实践结合数字化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实实在在提升了村民收入和生活质量,怎么就不如民国时期的探索了?”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这场争论的背后,是对不同时代乡村发展路径的深刻思辨。梁漱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与当下的乡村振兴实践,虽跨越近百年时空,却都承载着改变乡村面貌的使命。它们究竟谁更契合时代需求、更能推动乡村发展,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 “文化失调”,乡村建设的核心是通过教育实现文化复兴与社会重构。1931 年,他在山东邹平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启了长达七年的实践探索。在教育体系构建上,梁漱溟打破传统学堂模式,建立了 “乡学”“村学” 制度。乡学、村学并非单纯的教育机构,而是集教育、行政、经济、社会功能于一体的乡村组织。它们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将乡村居民按年龄、辈分、知识水平分为学众、学长、学董、教员。学长负责调解纠纷、引导风气,学董处理乡村事务,教员传授知识技能,学众则参与学习和实践,形成 “政教养卫合一” 的乡村治理体系。
在教育内容上,梁漱溟注重培养村民的生产生活能力与文化道德素养。他组织编写了大量通俗易懂的教材,涵盖农业技术、卫生常识、乡村自治等内容。例如,为推广科学种植,研究院邀请农业专家编写《邹平棉作改良手册》,详细介绍棉花选种、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技术;为提升村民健康意识,编写《卫生浅说》,普及常见疾病预防和家庭卫生知识。同时,他还倡导恢复传统礼仪,组织村民开展祭孔、婚丧嫁娶等礼仪活动,试图通过文化熏陶重塑乡村秩序。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效。在邹平,通过推广良种和新式农具,棉花、小麦产量显著提高;建立的合作社帮助村民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题;乡村卫生条件得到改善,传染病发病率降低。更重要的是,村民的精神面貌发生变化,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提高,形成了互帮互助的良好风气。然而,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战乱频发,加上乡村建设运动未能触及土地制度等根本问题,梁漱溟的实践最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的命运。
现代乡村实践紧扣乡村振兴战略,呈现出多元化、科技化、产业化的特点。在产业发展方面,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打造了众多乡村产业品牌。浙江安吉余村,曾因过度开采矿山导致生态破坏,后来转变发展思路,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发展生态旅游、特色民宿产业。通过统一规划、品牌营销,余村的民宿产业蓬勃发展,吸引了大量游客,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 3000 元增长到超过 5 万元,实现了从 “矿山村” 到 “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 的华丽转身。
数字技术的应用为现代乡村实践注入新活力。贵州毕节通过 “数字乡村” 平台,整合农业生产、电商销售、政务服务等功能。农民可以通过平台获取农业技术指导、市场行情信息,还能将农产品直接销往全国各地。例如,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天麻、刺梨,借助电商平台,销量大幅增长,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现代乡村实践注重引进外部资源与本土人才培育相结合。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乡村建立合作关系,开展技术培训和产学研合作。四川战旗村与高校合作,建立乡村振兴学院,开设乡村旅游管理、现代农业技术等课程,为乡村发展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教育强调文化复兴与社会重构,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组织重构方面具有前瞻性;现代乡村实践则更注重产业发展、科技应用和多元资源整合,直接推动了乡村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前者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文化和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后者更贴合当下乡村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二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梁漱溟重视文化传承、社区营造的理念,能为现代乡村避免 “千村一面”、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现代乡村实践中成熟的产业模式、科技手段,也可为传统乡村建设注入新动力。或许,将二者的优势有机结合,才是未来乡村发展的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