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青年杂志》

1915年初夏，陈独秀回到上海。因为打算办杂志，陈独秀带家人住到了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

因为不能预知《青年杂志》的发行情况，汪孟邹以事情多为由，婉言拒绝发行该杂志。但作为朋友，汪孟邹介绍群益书社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来发行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群益书社提出，陈独秀每月得编辑费、稿费200元，月出一本杂志。陈独秀满口答应了，有200元收入，一家人不仅可以饱食无忧，而且可以把在安庆的延年、乔年接到上海来，减轻一点嗣母和高晓岚的压力。

几年后，汪孟邹为把《青年杂志》拱手相让而懊悔不及。

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月刊第一期问世，开始发行仅千册。陈独秀信心十足地对汪孟邹和陈子沛兄弟说：“开始有千册就不错了。有十年八年工夫，《青年杂志》一定有很大影响。”

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发刊词）一文，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为避免文字狱，陈独秀提出办杂志的宗旨：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批时评政，非其旨也。”他将刊物的重点放在青年的教育上，不得不回避议论政治。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创刊号

《青年杂志》创办后，陈独秀常买些芝麻糖、花生糖等，放在书桌最底一层抽屉里。到了半上午或者半下午，肚子饿了，吃一点充饥。女儿子美三四岁了，想吃东西，就跑到父亲身边，在桌下抽屉里拿东西吃。父亲写文章时，不喜欢别人打搅，女儿是个例外。有了吃的东西，她也不干扰父亲了。有时候，陈独秀写文章入神，听不到旁边女儿“喀嚓喀嚓”吃个不歇的声音。每到吃饭的时候，子美总是说，“肚子痛，吃不下”。

环境好转后，陈独秀给安庆家中写了一封信，叫延年、乔年到上海来，找点事做。延年17岁，乔年13岁，正是出来闯荡人生的时候，而且兄弟俩可以互相照应。

延年和乔年正在安庆全皖中学读书，接到父亲的信，欢天喜地，上海是青年人向往去的地方，他们兄弟俩早就渴望闯一闯了。

延年、乔年来到上海，就在陈独秀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偏偏遇到一场人祸。原来，《青年杂志》办了几期，读者增多，销量大增。买杂志的青年越来越多，陈独秀的事业如火如荼，从而引起上海青年会的嫉妒。他们所办的刊物《上海青年杂志》被《青年杂志》一压，没有了销量。为了自己的杂志，他们写信到群益书社，指责《青年杂志》和他们的杂志名字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这差不多是中国第一个“署名权”官司。没有办法，陈独秀只好在出版一卷六期后，于1916年夏天暂时停刊了。

1918年7月，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合影。前排教师左起：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二排左四为冯友兰。

北大文科学长

延年、乔年刚到上海时，和父亲、姨妈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青年杂志》停刊后，经济再次陷入低谷，陈独秀脾气大，延年、乔年半工半读，就搬出来独居了。祖母谢氏想念两个孙子，到上海看望，因两个孙子不和陈独秀住一起，不得不派人到处寻找延年、乔年。

高职教育目前普遍采用平时成绩与期末测试加权求和的综合评价方法，平时成绩考核指标不尽相同，所占权重可达到0.5。平时成绩作为教学过程约束与激励的有效评价方法，直接由教师给出，然而往往成了总评成绩合格与否的弹性分数。平时成绩评价标准不一，执行情况千差万别，导致其可信度下降。这种不公开、不透明的评价方法不能使学生了解自身学习状况，以致不能及时调整、弥补学习中的问题，不能形成追赶式的学习氛围。

汪孟邹听说后，责怪陈独秀，不该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没有和他们一起住。但陈独秀觉得，这个社会本来就险恶，青年人应该吃点苦，吃点苦有好处。孩子从小不吃苦，将来怎么办？

高君曼背后对汪孟邹说：“我留他们弟兄俩住家里，老的不同意，小的不愿意。传出去，都是我不好。”高君曼心里过不去，也怕外面说闲话。汪孟邹走后，高君曼在陈独秀面前说，还是让孩子回来住吧，怪可怜的。但陈独秀说，你这样做是姑息养奸呐！

一天，陈独秀好友、邻居潘赞化来坐。碰巧陈独秀不在家，高君曼说起陈独秀不让延年兄弟回家住的事，眼泪就掉下来了：“说起来，他们是我姐姐的孩子，我是他们姨母，又是继母，我名义上感情上看待俩兄弟，犹如我所生，他们兄弟在外面，视我亦如其母。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而不知者谁能谅我？”说罢，高君曼流泪不止。

潘赞化和陈独秀曾经一起去日本留学，一起在安庆发起藏书楼演讲，不是外人。他安慰高君曼说：“仲甫的脾气，认准的事，几头牛也拉不回来，我哪天试试说几句。”

隔日，潘赞化到陈独秀家坐，谈起延年、乔年的事，陈独秀知道是高君曼在潘赞化面前说了话，生气地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1916年9月15日，陈独秀恢复办刊，将《青年杂志》名字改为《新青年》，出版商仍然是群益书社。《新青年》出版后，不仅销量不比《青年杂志》差，而且远远超过了陈独秀和出版商的预想。11月26日，陈独秀和汪孟邹同车离沪北上，打算筹集资金，合并亚东和群益书店，成立书局，为扩大《新青年》的规模创造条件。

一天，在杭州教书时认识的朋友沈尹默（原名沈君默）在北京琉璃厂附近遇到了陈独秀。他大喜过望，立即建议陈独秀离开上海，到北大工作，并请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向北大新校长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和蔡元培在辛亥革命前就认识，两人同是光复会暗杀团的成员。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偕夫人赴法，一去三年，因此没有看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这次回国到上海，已听人谈到。他到北大，是想在北方宣传革命。因此，他欣然接受了汤尔和、沈尹默的推荐，亲自到旅社，邀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

这次北上，书局招股十余万元，南方认股数万元，加上亚东、群益旧有财产，共有三十余万元资金，因此书局成立在望，也不负汪孟邹此行。

仲叔心太忍了

知道陈独秀去北大任职，高君曼十分高兴。唯独把延年、乔年丢在上海，高君曼有些不自在。近一年时间，延年兄弟俩在外自谋生活，边打工边学习，晚上住《新青年》社编辑部。他们常蓬头垢面，饿了啃大烧饼，渴了喝自来水。但兄弟俩有骨气，从来不伸手找父亲要钱。

受高君曼影响，陈独秀嘱咐汪孟邹，自己去北京后，每月从《新青年》发行费中拿出十几元补贴延年、乔年。到北大后，文科学长月薪300元，加上《新青年》每期200元编辑费，陈独秀的收入已很可观，可以补贴一点给延年、乔年兄弟。汪孟邹连忙答应了，说：“应该！应该！小弟兄俩怪可怜的。高君曼有怜悯之心，堪称女中之杰。”

邻居岳相如是安徽凤台人，1908年参加过安庆马炮营起义。他听说陈独秀、高君曼要搬到北京去，过来贺喜。陈独秀说：“教授没有干过，能干就干下去，不能干，三个月后还回来。”陈独秀总觉得自己的个性并不讨别人喜欢，难以见容大学。

尽管黄侃、马裕藻等人反对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但沈尹默及部分安徽籍同乡支持陈独秀，加上陈独秀写过《字义类列》一类书，所以蔡元培顶住了顽固派教授说陈独秀仅仅会写笔记文一类的东西的压力，说仲甫也有著作，坚持聘任了陈独秀。

经过一番周折，陈独秀春节后到北大上班，在北京箭杆胡同9号（今20号）租房住下，《新青年》编辑部同时搬到北京。高君曼及子美、鹤年在住房落实后，迟几个月到北京。

父亲离开上海后，延年、乔年兄弟住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晚上睡地板，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不久，两人搬出去住了。

一天，延年和乔年来亚东图书馆取父亲给的生活费。此时，延年、乔年兄弟已考入上海法租界的震旦大学，依旧形影不离。他们年龄、身材、性格不一样，但穿着同样的蓝粗布长衫，颜色已洗得发白。这衣服，还是母亲高晓岚在他们到上海前做的，已经穿了许多日子了。

根据陈独秀的意思，汪孟邹每月从陈独秀的稿费中拿10元钱（每人5元）给他们，补贴其生活。汪孟邹给了钱，就在记账簿子上写上一笔。这时，汪原放便忙着倒茶，和延年兄弟说话。汪原放说：“仲叔现在好了，是京城大学的院长了。”不料陈乔年极不为然，说：“父亲名为新文学院院长，实则去做旧官僚耳。”

这话叫汪原放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瘦削的乔年性格这么活泼开朗，说出的话，根本不像他这个年龄孩子所说的。分别时，汪原放嘱咐他们常来玩。

这以后，每月到亚东来拿零用钱的，总是乔年来得多。乔年来时，并不拿了钱就走，似乎不好意思拿了好处就跑，总要帮助店员打包、送书、站柜台、开票等，不管什么活他都干。日子久了，汪原放和店里的伙友们都喜欢乔年。

一次，乔年帮助伙友们打包，因使的劲太大，一下把自己的裤腰带崩断了。“啊，真可惜！”一位伙计惋惜道。乔年随手捡起一根打包用的麻绳熟练地搓几下，往腰上一束，代替断了的裤带。他一边束裤子一边笑着说：“这可比裤带牢得多了！”一句话，逗得汪原放和大家哈哈大笑。汪孟邹在一旁看了，也跟着笑了起来。

“中午在这吃吧？”乔年离开时，汪孟邹说。他知道，延年和乔年在上海的生活十分艰苦，平常难得吃一顿像样的饭菜。乔年不肯，说：“还是回学校吃方便。”

汪原放问：“在学校吃些什么？”

陈乔年说：“啃上几块面包，如果塞住了，就浇上一点自来水，还不行的话，再加上一点盐。”乔年话说得很随便，好像没有什么奇怪，可汪原放听了，心里很难过。他没有想到，仲叔两个儿子，心肠这么好，过的日子却比自己店里的伙计还差。

看着乔年的背影，汪原放对叔叔说：“乔年他们真不容易。”

叔叔说：“延年、乔年从小吃苦，将来一定有出息！”但他和潘赞化谈起来，口气就变了，包含埋怨的意思：“孩子可怜得很，仲叔心太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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