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顺治迁都北京，八旗王爷带着自己的子民“随龙入关”后，陪都盛京只剩下冷清的故宫、11座空荡荡的王府与不再喧器的街道。顺治十一年（1654），顺治帝宣旨，王公大臣犯法者可流放到盛京，他是想将这些叛逆之人留在这荒凉僻远的地方永被遗忘。事实并非如他所愿，早在顺治五年（1648），盛京流人文学的缔造者之一——剩人（函可）和尚，带着浑身的伤痕与沉重的枷锁，踏过苍茫的浑河走入盛京城南郊的慈恩寺。

剩人和尚初来塞北，颇感孤寂。好在盛京有一些文人儒士，常与之交游谈心，聊可消磨时日。他们的交往，“始以节义文章相慕重，后皆引为法交。”在冰天雪地的塞外，友谊成了贫瘠的流放生活里最珍贵的东西。函可的那些朋友在人品上确实是值得敬重的，他的至交左懋泰曾替清朝服务、向反清的哥哥左懋第劝降，而此时却在戍所砺砥志节，勤于著述，人称塞外高松；李裀获罪是因为上谏朝廷，指出当时的“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琯因上疏主张犯人的“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大汉奸吴三桂骄横不法……

顺治七年（1650）十月二十日，一些情投意合的流人在左懋泰的家里庆生。共同的命运使这些江南人士忘记了身份的差异，在剩人和尚提出模仿江南才子结社的风气，自创诗社时，得到了积极响应。当时在场二十一人，共和诗三十二首。剩人和尚给诗社取名为为冰天诗社。在冰天雪地中，这些已经超越了现实与曾经身份的文人们，这些远离了故乡亲朋、丧失了自由的人们，有了安放心灵的诗境土壤，真可谓是“节旌既落心愈壮，诗卷犹存道未穷”。他们追随着逝去的王朝，抚摸着想象中的温土，也为这片零落着逃荒者与罪犯的黑土地，提供了最早的诗情。因此，由函可倡导成立的冰天诗社成为当时盛京的文化核心。

当时的清政府一直监视着这位有“反清复明”倾向的和尚，以至于函可常常一个人从寺院里出来，走过没人监视的旷野。顺治十七年（1660）年初，函可在慈恩寺圆寂。他留下偈云：生来一个剩人，死去一具臭骨……移向浑河波里，赤骨待水流出。弟子们没有遵循他葬身浑河的遗嘱，而是把他葬在他心爱的千山璎珞峰。

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皇帝在阅读各省呈缴应毁的书籍中看到了函可的诗集，在他的祖居、陪都盛京里，死去了116年的函可的诗魂仍让乾隆紧张不已，他迫不及待地命令下属，函可“恐沈阳地方为开山祖席，于世道人心，甚有关系。著盛京将军即速察办。”函可自己都不会想到，他在生前身后竟遭到了两次文字狱，这在整个清代也是少见的。可以想象，乾隆在历史的激流里，手把手教给他的下属“从前函可在沈阳时，曾否占住寺庙？有无支派流传？承袭香火？有无碑刻字迹留存？”乾隆在小心翼翼地应对着：他既然无法再用一种文化回填给自己的祖先之地，就只能不断地毁去。

但是，在这条历史之河的激流下面，始终有一条暗流从容而静静流淌着，如今在辽宁省图书馆可以查阅20卷本的《千山诗集》与六卷本的《剩人禅师语录》。 

这里摘录一段剩人和尚的名诗：“叹息人间劫灰尽，惠州天上亦荒莱。只拚如此家声在，无可奈何笑口开。是处总堪埋骨地，从今不上望乡台。漫言出世除烦恼，悟到无生觉转哀。”我相信，这首诗会伴随着剩人和尚的名字永远留存人间。

  ——《沈阳老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