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人性

 ⊙鲍玉峰

在人类探索自我的漫漫长河中，人性始终是核心谜题。从科学维度重新审视，人性的复杂动态、固有弱点，不仅关乎个体道德成长，更深刻影响社会治理逻辑，驱使我们突破单一视角，构建更贴合人性本质的生存与治理框架。

人性并非凝固的雕塑，而是流动的河流。社会学家观察到，个体行为模式随环境变量剧烈震荡——和平时期的谦谦君子，战乱中可能因生存本能突破道德边界；校园里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踏入职场利益场，也会在晋升诱惑下动摇原则。心理学实验更直观呈现这种动态：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普通大学生在“狱警”身份赋予的权力与环境暗示下，迅速滋生暴力与控制欲；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里，多数人在权威指令下，逐步跨越伤害他人的道德阈值。这些案例印证，人性如同置于“张力场”的弹性体，受角色、环境、诱惑等外力拉扯，时刻发生形态异变。今日以道德勇气谴责恶行的人，明日身处权力高位、面对利益输送时，若缺乏外部约束与自我警醒，也可能滑向堕落，“好人”与“坏人”的标签，本质是特定条件下人性表现的临时定格。

生物进化史为人性弱点埋下伏笔。人类作为群居动物，既传承了协作求生的社会性，也残留着趋利避害的动物性本能。在基因层面，对资源的占有欲、对风险的规避倾向，仍是驱动行为的底层逻辑。当现代社会的财富、权力、虚荣等诱惑，以更隐蔽复杂的形式袭来，人性的动物性极易挣脱道德缰绳。神经科学研究显示，面对诱惑时，大脑奖赏回路先于理性脑激活，多巴胺的汹涌分泌会削弱道德判断能力——这意味着，无论个体道德修养多深，生理本能引发的冲动，都可能成为击穿道德防线的“炮弹” 。历史上，清官海瑞的道德标杆难以复制，贪官和珅从才俊到巨贪的堕落轨迹，却反复验证：人性弱点是普遍存在的“阿喀琉斯之踵” ，道德自律虽珍贵，却不足以单独抵御系统性、持续性的诱惑冲击。

承认人性的动态与脆弱，并非陷入“性恶论”的悲观，而是为社会治理锚定现实根基。道德自律作为“软约束”，是社会文明的精神底色，它通过舆论引导、文化传承，塑造个体内在价值判断，激发人性中的“神性”光辉——如民众对贪腐的道德谴责，能凝聚社会正义共识，形成舆论威慑。但道德的效力依赖个体自觉与文化土壤，面对复杂社会生态，其约束性天然存在边界。此时，法制作为“硬规则”，成为兜底防线。法制以理性化、标准化的规则体系，将人性弱点纳入可预期的约束框架：明确权力运行的“负面清单”，斩断利益输送的灰色链条；设定财富获取的合法路径，封堵投机取巧的漏洞。从美国“水门事件”后完善的反腐法制，到中国“打虎拍蝇”中纪检监察与刑事法律的协同，都印证法制的刚性约束，能弥补道德自律的不确定性。更关键的是，法制通过惩罚机制确立行为成本，以“不敢腐、不能腐”倒逼“不想腐”，最终与道德自律形成正向循环——当违法成本足够高，人性中的趋利避害本能，会从驱动堕落转向守护规则，道德自律也因外部环境净化，获得生长的沃土。

重新认识人性，本质是为个体成长与社会进步寻找支点。对个体而言，正视人性的动态与脆弱，不是自我开脱，而是建立“自我警醒机制”—— 如同苏格拉底“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 ，时常以“若身处诱惑，能否坚守”叩问内心，将道德自律从被动的“人设维护”，转化为主动的“人性修炼” 。对社会而言，理解人性本质，意味着治理模式从“寄望圣人”转向“约束常人”—— 不再幻想依靠道德楷模包打天下，而是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构建“容错”与“纠错”并存的社会生态。

帕斯卡尔所言“指明人的卑贱与伟大”，恰是重新认识人性的意义：承认卑贱，是直面现实的清醒；追求伟大，是拥抱未来的勇气。当社会治理尊重人性规律，个体成长直面人性真实，道德与法制便能协同编织安全网，让人性在约束中舒展，在自省中升华，最终实现从“认识人性”到“完善人性”的跨越，为人类文明筑牢既务实又理想的生存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