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故事｜杜甫：黄河文化的深沉歌者（下）

杜甫的人生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安史叛军进入关中以后，杜甫一直在黄河流域的鄜州（今陕西富县）、长安、灵武等地辗转，最终北上追随唐肃宗，官拜左拾遗。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吐蕃、羌族等少数民族入侵大唐边界，黄河上游地区成为两军对峙的战场。杜甫此时创作的诗歌记录了陇右、西域等地区各种势力的交错、战争态势的进展，以及个人对战事的思考。他还细致地描写了黄河两岸的风土人情，对黄河意象的运用与前代有着本质的不同。杜甫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创作的《秦州杂诗二十首》，记录了他在黄河上游的所思所感，抒发了伤时感乱、忧郁孤愤之情，如：“云气接昆仑，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蒸腾的云气仿佛上接昆仑仙山，边塞的秋雨让黄河水上涨，此时的黄河被赋予了某种神性，茫茫的云气，峻拔的神山，奔涌的河水，以山、云、雨等衬托黄河的湍急壮阔。杜甫并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紧迫感，而是描写了羌童探看渭水深浅这一举动，来表现“山雨欲来风满楼”，战争一触即发。在《黄河二首》中，杜甫写道，“黄河北岸海西军，椎鼓鸣钟天下闻”，以黄河为背景，描绘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民的疾苦，以鼓钟之声反衬百姓苦难。“黄河西岸是吾蜀，欲须供给家无粟”，将黄河的浩荡与“家无粟”的困窘并置，凸显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在《后出塞·其二》中写道，“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通过行军路线折射戍边将士的悲惨命运。在《塞芦子》中，“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希望黄河成为隔绝战火的天然屏障，暗含对和平的渴望。

杜甫笔下的黄河从来不是单纯的景物。《兵车行》中“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的惨烈画面，将黄河上游的战场与下游的民生疾苦连成震撼人心的长卷。《潼关吏》里“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的悲叹，让黄河水成了吞噬生命的象征。这些诗作中的黄河意象，已然升华为承载历史苦难的精神容器。《忆昔二首》中的“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虽未直写黄河，但黄河作为中原文明的动脉，始终是杜甫重构盛唐记忆的地理支点。《遣兴三首》中的“黄河倒上天，众水有却来”，以超现实意象隐喻道德秩序的崩塌。当诗人经历“国破山河在”的巨变，黄河在他的诗境中有了更丰富的象征意义。《春望》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沉痛，与《登高》里“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苍茫交织，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双重奏。杜甫在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写下的《秋兴八首》，将长江与黄河的意象交融，创造出“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的宏大时空感。

 杜甫晚年漂泊西南和潇湘时，诗中的黄河意象发生了深刻的嬗变。《登岳阳楼》中“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浩叹，表面写洞庭之景，实则暗含对黄河流域故土的思念，其雄浑气象与早年对黄河的描绘一脉相承，体现杜甫对“大河流淌”意象的终生迷恋。《旅夜书怀》里“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阔大背景映衬着“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孤独身影，与青年时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志凌云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大理想形成强烈反差，折射出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中的精神困境。江河意象的壮阔与诗人的孤独渺小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杜甫个人遭遇的时代背景。尤其是在“三吏”“三别”中，杜甫创造性地将史笔与诗心融合，让普通人的命运成为时代最真实的注脚。

 杜甫的诗史品格，本质上是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学精神的诗性传承。这种写作方式，恰如黄河水挟带泥沙俱下，既有宏观的历史叙事，又保留着微观的生命温度，不仅是诗史精神与黄河文化的深度共鸣，更是对黄河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杜甫笔下的黄河，早已超越地理概念，成为承载王朝兴衰、人性挣扎的史诗性空间，这种“以河证史”的创作范式，深刻影响了后世边塞诗与现实主义文学。

  黄河文化这种博大的文化气象投射在杜甫诗歌中，化作沉郁顿挫、铿锵凝重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志凌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悯哀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壮怀激烈，“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豁然达观。杜甫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深邃意境和“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深深忧虑，史诗般地演绎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救赎史，成就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尤其是当安史之乱的烽火燃起，杜甫用诗歌记录下时代裂变时的阵痛与沉思。他的诗歌不仅记录了历史的痕迹，展现了黄河自然景观的雄伟与黄河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民的生活状态，更反映了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永恒价值。

作者简介：程韬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