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老师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从青春勃勃到垂垂老矣都没离开这里，默默无闻地在我们大原完小干了一辈子。
舒老师是默默无闻。但要说起县城那个巧舌如簧，像唱歌一样喊着“两分、两分，又两分”的篮球裁判舒六成那就是名人了！他是舒六成的胞弟，也打篮球，个头比哥哥高大，但略比哥哥粗糙。
舒老师是长水人。在大原小学的土窑洞门前，我见过他的父亲。他当时正在洗脸，就在他抬头的那一霎那，那个年过半百，红红的脸膛，目光似箭的老人就刻印在了我的脑海，至今我都觉得那是个“是农民、也不是一般农民”的老人。舒老师父亲的那次来校，可能另有隐情。因为我隐隐约约觉得舒老师在“反右斗争”之初，是被打成右派了，但好像又很快被摘帽了，不但是学校教学的主力老师，而且还是阳光灿烂的……
我在大原完小上学的时候，一二年级和五六年级都是甲乙两个班。唯有三四年级这一个班，是舒老师把我们送到高年级的。三年级的时候，在教学楼东边的一楼，由于它是一二年级的两个班合成的，整个教室坐得满满当当。三年级我加入了少先队，而且至今都能唱出“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是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的队歌。
舒老师虽然是一个男性的青年教师，但对我们很有耐心和包容。有个雷姓的男同学回答问题，把一句捡来的拖着长腔的“当然的——是”当宝贝用。舒老师说那不准确、不礼貌，劝他不要用。舒老师让有个雷姓的女同学拿“能干”来造句，她想了半天说“我的哥哥很能干！”同学们笑她是胡造句，舒老师说她“没有错”。舒老师让我读课文，我读到文中老大娘说话的那几句，是学着老大娘的腔调来读的，同学们的哄堂大笑像是在耻笑我，舒老师却给了我足够的表扬和鼓励。
四年级的时候有次写周记，我琢磨着写出了4句顺口溜，舒老师说我能写诗歌了，我的文章他改不了了，便送给了高年级的语文老师韦维岳。其实写的什么也不是，韦维岳老师好像也没有说什么，但有舒老师的这个抬举，起码让我在文学创作的茫茫黑夜里看到了一点光亮。
舒老师的宽松、鼓励也让我有点“肆无忌惮”起来。有天下午在学校的一次生产劳动中，我非要把刚学会的“花镢头”刨地表演给大家。平常镢头刨地，都是在眼前直起直落，花镢头是往右边绕一圈再举起、落下，纯粹是显摆玩花架子。第一次碰住了舒老师的大腿，舒老师只是看了我一眼，我觉得自己没表演好，又接着再来，没两下镢头把同学韦长生的指头碰破了，我这才知道闯下了大祸。韦长生同学很大度，舒老师也只是象征性地说了我几句，舒老师的这种宽恕包容让我记忆犹新，也让我能由衷地改过自新……
那时候的初小升高小，是必须经过考试的，但我和韦长生同学是作为保送生升入高小的。韦长生比我大两岁，人家的学习是真好，我的学习是一般般，舒老师能让我当保送生，还是因为我是烈士的儿子。
能在舒老师的晚年见上一面，师生两人能痛痛快快饮酒叙旧，是一件很温馨很庆幸的事。舒老师说他刚到大原完小时，也是骄傲自满，故步自封，是韦维岳老师的孜孜不倦感染了他、教育了他。舒老师还说他在那个时候，就看出我是一个有思想的学生。我大惑不解，也没好意思多问，想着那就是一句客套话。我把这个话说给了高中的同学，他们说你的老师说的不错呀！那个年月咱们的脑子不发热，就给你的主导思想有关，再后来、再想想我在一些问题上的慎独，坚守，看来知我者——还是我的舒老师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