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主席逝世48周年#

新乡市地处豫北平原，北依太行，南临黄河，地灵人杰，物华天宝，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深厚的毛泽东对新乡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熟稔于心，多有评点。

一、评点共工等历史人物

共工氏是上古时期重要的氏族部落，辉县为共工氏族部落聚居地。共工是水神，与颛顼争为帝而失败，“怒而触不周之山”，被尧帝流放，历来多称其为恶神。但毛泽东一反历代史书对共工的非议，称共工为砸烂旧世界、创造新天地的胜利英雄。1930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1962年《人民文学》发表这首词前，他特地将最后一句“教他片甲都不还”改为“不周山下红旗乱”，便是用“怒而触不周之山”之典故，还专门写了400多字的注释，称“共工没有死，共工是确实胜利了”，指共工的精神不死。共工精神是坚忍不拔、宁折不弯的钢铁意志，是勇于挑战、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是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

毛泽东多次说到商朝贤臣比干。比干向纣王进谏，被挖了心。毛泽东在会议和谈话中多次举这个例子。1958年3月22日，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倡敢想敢说敢做，要讲真话，不说假话。他说：“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谈要解放思想，公事公办怕什么时，又提到比干被挖心这件事。（《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表扬了比干敢于直谏的精神。

姜子牙（前1128—前1011，名尚）是西周初年今卫辉市太公泉镇人。1939年7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为即将出征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们送行的演讲中，引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故事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送给他杏黄旗、番天印、打神鞭三件宝物，姜子牙用这三件法宝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今天你们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线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也赠你们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毛泽东生动地把姜子牙的“打神鞭”比喻为统一战线，把“番天印”比喻为游击战争，把“杏黄旗”比喻为革命团结，并说用这三个法宝可以打败一切反动派。这是毛泽东关于党的“三大法宝”的最初表述。毛泽东常将姜太公钓鱼故事作为形象的比喻应用于报告和著述。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说：“我们对于只要不是坚决的反动分子，而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太公他发表宣言：你愿来就来，不愿来的就拉倒，人家了解得很清楚，钓鱼都可以发宣言，我们也可以发表一个宣言。”（《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1949年他在给新华社写的评论《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为揭露美国援华的别有用心，又形象地指出：“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37页）1954年春天，他在浙江杭州玉皇山参观玉皇观时，谈起姜子牙的故事，说：“姜子牙可是不得了的人哟”，“智勇韬略，远虑深谋。八十岁时被周文王拜为丞相，辅佐文王为兴周大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88页）对姜子牙给予很高的评价。

对于西汉时原阳的丞相周勃（？—前169）和陈平（？—前178），毛泽东亦有独到的评点。1973年底，中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命令下达前，毛泽东召集一些军队高级将领谈话。他对许世友说：“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指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少文，你就当周勃嘛！ ”

1963年10月，毛泽东在天津与河北省和天津市负责人谈话时说到陈平：“陈平是贪污犯，汉高祖给他钱，他不记账。后来做了宰相，除吕保刘。可见人有错误是可以改的，除罪大恶极、血债严重、群众不答应的以外，贪污这一条，能改的还可以使用。”1965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听取关于诱敌深入的备战方案汇报时即兴谈起自己的读史感受：“我最近研究历史，古今中外，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采烈，深入敌境，就打败仗。又说：刘邦也是轻敌冒进，被打得大败，差一点被敌人捉住。一次是孤军深入平城（山西大同），被匈奴单于包围了七天，弹尽粮绝，后来用陈平之计才冲出来。”毛泽东称赞了陈平在关键时刻所出的计策。

新乡市市区北面的凤凰山南麓潞王陵景区，是明代藩王潞简王的陵墓和他的次妃墓。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巡视黄河北归时，途经潞王坟车站，曾说“凤凰山的名字好，无怪潞王要葬在这里”“潞简王是万历皇帝的弟弟，生前享乐，飞扬跋扈，死后也享受天子的九五之尊，虽然只是个藩王，但他的陵墓气派和万历皇帝一个样。”随行人员深感毛泽东学识渊博。

二、评点牧野之战与官渡之战

主战场在新乡市境内的牧野大战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一场战争，史书上均称之是一场有道伐无道、正义战胜邪恶、以少胜多的正义之战。毛泽东也曾称牧野大战是“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1949年8月8日《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但是后来，他于1958年11月在关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说：“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趁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毛泽东这段话中，点出帝辛失败的原因，与以往历史学家观点大不相同。他认为纣王帝辛在牧野之战中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攻伐东夷，攻伐征战虽然取胜，但自我消耗也很厉害，另外俘虏太多，刚押到朝歌，尚没有来得及训练，就遭到周武王的趁虚进攻”，而不是说周武王的军队战斗力强大，也不是史书上所宣称的帝辛之败是“因其荒淫无度失去民心”。

官渡之战是公元200年于原阳、延津一带进行的一场战役，曹操以弱胜强，战胜袁绍。熟读《三国演义》的毛泽东对曹操一直持正面评价，认为他是有功之人，晚年更致力于为其翻案。对于曹操指挥的统一北方的决定性战役——官渡之战，毛泽东更是欣赏。1959年3月2日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在讲话中分析官渡之战：“虽然袁曹强弱悬殊，但曹操主观指导正确，能审时度势，采取灵活的作战指导，力争主动。首先声东击西解白马之围，连斩两员敌军大将，挫袁军锐气，取得首战胜利。然后，主动示弱，先让一步，实行战略退却，转移兵力于官渡阵地，阻止袁军南下许昌。在两军对峙中，及时抓住战机，奔袭乌巢，烧毁袁军全部屯粮。而后乘袁军军心动摇、内部分裂的时机，后发制人，发起反攻，取得了决战的胜利。”

而对于袁绍，毛泽东是以总结教训进行评价的。他先是谈到袁绍的主观指导屡犯错误，大军被牵制于官渡，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优势转化为劣势，结果全军覆没。他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如果，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都会生活在混混沌沌之中。”

毛泽东认为，做领导工作的，要抓住要害，当机立断，最忌讳者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像袁绍这样的领导，是难以做成大事的。

毛泽东评点新乡历史人物或事件，古为今用，有着独特的评述和精辟的创见，从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被历史书籍或前人观点牵着走，体现了他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